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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与现代中国社会学  ——以“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为线索
2019年12月05日 09:24 来源:《江海学刊》(南京)2019年第2期 作者:闻翔 字号
关键词:梁漱溟/社会学/中国问题/人生问题

内容摘要:

关键词:梁漱溟/社会学/中国问题/人生问题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梁漱溟从未将自己视为社会学家,但其人生史却与同时代的社会学人有着一些微妙的交集,其关于“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的著述和实践亦与现代中国社会学的诸多脉络形成或明或暗的对话,乃至相互映照,互为发明。在这个意义上,梁漱溟始终是现代中国社会学的“同路人”。以陶孟和、杨开道、潘光旦与费孝通四位中国社会学史上的关键人物为例,梁漱溟与他们之间均存在着遇合、关联与对话。首先,在“中国问题”上,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进路既与陶孟和关注城市劳工阶级的取向形成对张,也与杨开道的乡约制度史考察构成互补。其次,在“人生问题”上,梁漱溟的中国文化研究既与潘光旦在其儒家社会思想论述中重建“人的研究”的努力相契合,同时也深刻影响了费孝通的“文化自觉”反思。因此,要将梁漱溟重新纳入社会学的视野,仅仅重访他的乡村建设实践并引申其当代价值是不够的,还需要循着晚年费孝通的思路,重新发掘梁漱溟的文化论与人生观对于社会学可能的意义。换言之,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是交织在一起的,当社会学在思考中国时,也需要思考人心与人生。

  关 键 词:梁漱溟/社会学/中国问题/人生问题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民国时期劳工社会学的学科建构与当代意义研究”(项目号:14CSH06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闻翔,1984年生,社会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

  引言:作为现代中国社会学“同路人”的梁漱溟

  作为20世纪中国最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之一,梁漱溟长久以来一直吸引着人们的研究兴趣。以往研究大多从思想史的进路入手。①近些年来,亦开始有学者从社会学的视野来理解其著述与学行,尤其聚焦于其乡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例如,熊春文指出梁漱溟“以理性复兴中国、以学校组织社会”的乡村建设及乡村教育思想体现了“十足的社会学思维”;吴飞则揭示了梁漱溟所念兹在兹的“新礼俗”本身即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其乡村建设正是要通过对乡约传统的现代化改造来重建基层社会。②此外,也有学者对梁漱溟与费孝通的乡村建设理路进行过比较。③但是,到目前为止,既有研究主要还局限于相对狭隘的乡建议题,还没有人就梁漱溟与现代中国社会学之间的渊源与关联进行较系统的考察与梳理,这正是本文的旨趣所在。

  梁漱溟一生在革命者、思想家、乡村建设倡导者、民主党派领袖的身份之间不断变换,但是,他却从未将自己视为社会学家。事实上,他的治学特点即不以学科自限畛域,而是始终从问题出发,他明确将自己定位为“问题中人”,而非“学问中人”。④但是,恰恰是这种问题感,使得他与社会学有着相当的亲近之处。1933年2月,梁漱溟在《大公报》发表《请大家研究社会问题》一文,感慨时人(包括张君励、丁文江、胡适之等堪为一时之选的学者)“虽有学问能出头说话”,但是“对社会问题亦欠研究”⑤:他们“都在提出一种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或中国政治的出路。在这些方案或出路中,无在不现露其为一种主观的要求、愿望、梦想”⑥,而“全不见他们如何观察事实,了解社会的变迁,从客观上得到解决问题的线索”。梁漱溟由此感叹:“照这样什么社会学,社会史都不用研究了!”⑦在这个意义上,梁漱溟显然是将自己所做的工作视为类似社会学或社会史的努力的。

  梁漱溟特别强调对中国社会的性质与结构要有一个总体性的理解。⑧因为中国的社会问题“非复普通一般国家的社会问题”,“一般国家不过是在根本秩序下有些零碎问题(如失业问题等)”⑨,但中国的社会问题却是总体性的,因为“社会已崩溃到最后,问题已经问到根本,不能再从各方面分门别类来看。各专门家倒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唯有超出这些分别,而当他是一个囫囵整个问题,从历史的转变而测其前途才可以”⑩。因此,梁漱溟强调,“问题的解决都落到社会自身”(11),“要认识中国问题,即必得明白中国社会在近百年所引起之变化及其内外形势”(12)。正是这种对“中国社会”的总体性问题意识,使得梁漱溟的思考与实践在沿着其自身的内在逻辑向前行进的同时,又与现代中国社会学的诸多脉络与面向关联起来,相互映照,交相攻错,形成了或明或暗的对话。纵观梁漱溟一生的著述,同时代社会学人的作品往往是其援引或参照的重要资源(13)。梁漱溟的治学特点是“以我为主”,自成一体的。(14)就此而言,他对同时代社会学人的重视,无疑成为一个耐人寻味的例外。而另一方面,在现代中国社会学的一些重要领域和重要议题上,都可以看到梁漱溟的影子,即便只是一个若隐若现的倒影。(15)在这个意义上,梁漱溟始终是现代中国社会学的“同路人”。

  下文就分别以陶孟和、杨开道、潘光旦与费孝通四位社会学家为例,讨论梁漱溟与他们之间的遇合与异同。之所以选择此四人,是因为他们在现代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中分别扮演了不同的,但又都是相当关键的角色。陶孟和一手推动了现代中国的社会调查运动,是中国社会学传统的早期奠基者。费孝通则以其95岁的高龄和跨越两个世纪的学术生涯成为公认的集大成者,在某种程度上亦扮演了一个“总汇”的角色。有“总汇”,自然也有“别出”,费孝通在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两位老师杨开道与潘光旦即是两位“别出”者。无论是杨开道所代表的燕大清河试验的乡建脉络,还是潘光旦所代表的儒家社会理论的脉络,在当下都尚未得到充分的理解和重视。同时,这四位学者又都曾经与梁漱溟在人生的某一阶段有过微妙的遇合。陶孟和曾是梁漱溟在北大哲学系的同事;费孝通一生志在书写“乡村”与“民族”两篇文章,他早年在第一篇“文章”上与梁漱溟多有交集(16),晚年更是与梁彼此互相敬重(17);杨开道与梁漱溟在乡村问题上多有切磋,且曾多次前往梁漱溟主持的乡村建设研究院讲学;潘光旦与梁漱溟在20世纪40年代同为民盟的早期领袖,两人虽然来往不多,但后者却一直将潘光旦引为学问上的同道,尤其是在梁漱溟人生中的最后一部著作《人心与人生》出版之际,他所念念不忘的就是潘光旦的名字。

  梁漱溟曾自述其一生的努力主要聚焦于“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这两个“此牵彼引”“相资为用”的根本问题。(18)一方面,“认识旧中国,建设新中国”是他毕生求解的时代问题;另一方面,如何理解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并基于这一理解来安顿“人心与人生”,则贯穿于其探索的始终。(19)其关于“中国问题”的努力,主要体现于乡村建设与民主建国的一系列著述与实践,而关于“人生问题”的努力,则体现于东西文化论述以及晚年《人心与人生》之撰述。因此,下文的讨论也主要围绕这两个面向展开。其中,对陶孟和与杨开道的讨论主要侧重于“中国问题”,而对潘光旦和费孝通的讨论则侧重于“人生问题”。(20)

作者简介

姓名:闻翔 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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