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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与重塑:乡村振兴中的乡贤参与
2019年12月03日 09:42 来源:《理论探讨》2019年第4期 作者:吴晓燕 赵普兵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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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才的振兴,能否发挥乡贤在乡村振兴中的向上作用事关乡村社会的重建和发展。历史上,乡绅为皇权向基层社会延伸的权力载体,在国家与乡村之间扮演“中间人”的角色,皇权通过乡绅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治理,达到了“家天下”的愿景。乡贤文化曾根植于乡村社会,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乡贤一度退出农村社会舞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以史为鉴,乡贤作为乡土社会的成功人士,是乡村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理应被纳入乡村建设所需的人才范畴。新乡贤传承了“乡绅治村”的传统,在主体范围、资格获取方式、发挥作用方式等方面对传统乡绅进行了传承与重塑,乡村振兴中鼓励乡贤返乡对推动农村产业转型与升级、建设文明乡风和实现治理有效具有重要意义,但乡贤参与乡村振兴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从地方实际出发进行引导和规制,以实现他们的有效参与。

  关键词:乡绅;新乡贤;乡村振兴;重塑

  作者简介:吴晓燕,教授,中共四川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市公民道德与社会建设研究中心,从事农村经济与基层治理研究;赵普兵,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从事基层治理研究。

  传统社会时期,乡村的发展与国家建设规划近乎“零相关”,乡民生活状况如何国家无力深度观照,乡村社会治理如何国家难以插手。正如“三民主义”倡导者孙中山先生所提到的,“人民对于皇帝只有一个关系,就是纳粮,除了纳粮之外,便和政府没有别的关系……政府只要人民纳粮,便不会去理会他们别的事”[1]。尽管如此,乡村社会发展依旧在井然有序的状态中推进,乡绅作为那个时代的乡贤,是推动传统乡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新时代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新乡贤被推上了乡村建设的历史舞台,作为传统乡绅的新时代承继者,新乡贤是愿意为乡村发展出钱出力、出谋划策的社会贤达,引导他们有序参与乡村振兴将是乡村重建战略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规划了“乡村振兴”的宏伟蓝图,乡村振兴关键在于人才的振兴,面对产业单一或落后、资本不足、人才流失的农村社会,如何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振兴中的向上作用,是值得讨论并加以实践的重要现实命题。

  一、历史上的乡绅与乡村社会发展

  1949年以前,由于农业财政的制约、地域的广袤和交通的不便等原因,广大乡村地区国家“鞭长莫及”,县以下为国家权力的“真空地带”。在国家“不在场”的状态下,传统乡绅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乡绅是彼时的乡贤群体,为传统时期的乡村“精英”,主要包括读书人、告老还乡的政府官员、教书先生,以及其他在地方上有钱、有影响力的富绅[2]。乡绅的存在构造了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关系的缓冲地带,国家政权通过“乡绅”作用于乡村社会,依赖乡绅维护乡村社会的秩序和稳定;同时乡绅在一定程度上也向上反映乡民“心声”。乡绅通过扮演“中间人”的角色在乡村社会建设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乡绅“权力”:在维持乡村秩序中实现

  马克思指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农村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即便是自给自足的村民仍免不了要与他人发生交往或交易关系,进而形成一定的秩序。传统乡村社会中,乡民缺乏法律意识,没有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偷盗、强占、欺行霸市以及强买强卖等纠纷的观念。这种情况与以下三个因素有关:一是受经济条件制约,“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传统时期打官司,不论是请状师写状子,还是到衙门请官员判决,都需要一定的金钱做后盾,而那时绝大多数农民的生活处于“捉襟见肘”状态,为填饱肚皮而苦苦挣扎,自然无多余的钱财用于诉讼。二是在广大农村地区,农民世代为农,他们中的大多数一直生活在乡村社会,深信“无门别告状,越告越遭殃”。在多数胆小怕事的农民看来,没有关系、门道,官司是不可能赢的。三是受前述“无讼”观念的影响。在多数农民看来,“一场官司三辈仇,赢了猫儿丢了牛”,打官司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反而会进一步加深双方的矛盾,同时诉讼会被周围村民当作“笑料”,所以打官司是非常“划不来”的。

  “民间官司民间断”的观念深深镌刻在农民的骨子里,当遇到纠纷、争端的时候,他们倾向于寻找“乡绅”帮忙调解。正如张仲礼所指出的:“由于中华帝国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法律专业人才,绅士便发挥了这方面的作用”[3]46。首先,这是一种成本相对低廉的调解方式,邀请乡绅调解不用支付报酬,最多买点烟、饼子,请乡绅以及其他中间人开“茶会”或“吃讲茶”,纠纷得以化解;其次,调解方式比较简单,纠纷双方不用写状子,只需要向乡绅口头陈述事情的大致原委即可;最后,请乡绅比较便捷,当周围民众有需求的时候,乡绅会积极提供帮助,请乡绅的人不需要与乡绅有特殊关系。“事小中人大”,乡绅依靠他们自身的威望,用礼俗、乡规民约、传统道德观念进行纠纷调解,而对那些实在调解不了的纠纷,例如,放火、投毒等比较重大的案子,乡绅会将案子转交给当地官府。在调解各种矛盾和冲突的过程中,乡绅实际上充当了地方上评判是非的权威,把控着地方社会的秩序,在一定意义上行使着国家权力对地方社会的管理职能。正是在这种地方社会的秩序建构中,体现了乡绅的权力。

  (二)乡绅“声望”:从提供公共物品中获得

  传统社会时期,“皇帝无为而天下治”。“无为”不仅指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渗透”不够,也指国家对乡村社会建设的“投入”不够。正如吉登斯所分析的,“即便是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国家也极少‘干预’经济生活,绝大多数农民是在独立于政治中心所发生的一切这种状态下从事劳作的”[4]。农业财政的有限剩余,在豢养了庞大的皇亲国戚和官僚集团后,无力为乡村社会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支持,甚至有时连基本的济困救助也难以维持。与此同时,绝大多数农民受制于自身经济条件、学识和眼界,对村庄建设既缺能力,也无实力。但作为传统社会生产和生活共同体的村庄社区,其运行必须要有一定的公共产品,比如,修路架桥、设祠堂、打水井、建学校,以及社区安全的维护和必要的救济等,这些公共产品的生产或提供自然就落在了地方乡绅身上。乡绅不仅出面组织和筹划,而且往往提供大部分甚至全部的财力支持。“热心公益”是成为乡绅的一个必要条件,诚如亚当·斯密描述的,“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们关心别人的命运”[5]。“在地方上,当地的小绅士,以及有时也可能出现的大绅士,他们左右着众多的事情。他们共同主管各种公共事务,如修桥梁,设津渡,建围墙和寺庙,筹措学校和书院的费用,发起和印刷地方志,参与地方的祭祀和祭孔活动”[6]13。地方乡绅的能力、财力、意愿使得他们成为社区公共产品生产的组织者或直接提供者。

  美国学者切斯特·巴纳德提出的“组织均衡理论”认为,组织中的每个成员都是以满足个人目标最大化的原则进行行为选择,当“牺牲”小于“诱因”的时候,个人的行为意愿就强烈(1)。亨廷顿指出:“对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物质让步滋长不满情绪和负罪感,而对农民的物质让步则带来满足感”[7],乡绅通过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提供村庄公共产品,满足了乡民一定的需要,在这个“互赢”的过程中获得了声望。

  (三)乡绅“地位”:从维护民众利益中赢得

  传统专制集权时期,地方官员来自皇权自上而下的任命,但官员对属地的治理离不开乡绅的支持。于是新的地方官员上任,往往要拜访当地乡绅,“他们(乡绅)构成了地方官吏和官府统治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官府是不能所有作为的”[6]13。对地方民情的熟悉、对民风的影响和对乡民的约束使得地方官员不得不仰仗乡绅来施政,地方官府出台政策往往还要征询乡绅的意见。与此同时,乡绅虽然是地方社会有威望的人物,但熟人社会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他们的行为。徐勇教授曾指出,生活于乡土地域的富人在某种程度上害怕穷人,因此需要以修桥补路、帮贫济困等行善积德的方式获得社会名望,缓解贫富矛盾,血缘、亲缘、地缘的联系影响着他们的行为选择。“乡土社会是靠亲密和长期的共同生活来配合个人的相互行为,社会的联系是长成的,是熟习的,到某种程度使人感觉到是自动的”[8]44。乡绅是乡村共同体的成员,而“团体格局的社会里,在同一团体的人是‘兼善’的,就是‘相同’的”[8]35。这就决定了他们在与地方官员的牵连中,虽然不乏从自身利益角度考虑影响政策的情况,但其参与村庄利益分享的现实,在一定程度上让乡绅成为了村庄共同体利益的保护人,以至于“一旦村落利益与国家利益存在冲突的时候,他们可以借助其身份,在村民和国家之间充当桥梁,站在村民立场与国家讨价还价”[9],正因为如此,他们在乡民中赢得地位和影响,成为官府和老百姓都依赖的人物。

  在历史上,乡绅为皇权向基层社会延伸的权力载体,皇权通过乡绅实现对乡土社会的治理,达到了“家天下”的愿景。乡绅在维护传统乡村社会秩序、满足乡民最基本的公共产品需求以及维护乡民利益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可以说正是由于乡绅的存在,传统乡村社会才得以维系。但是,“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随之而来的帝国统治的崩溃,摧毁了儒生——绅士阶级的官僚堡垒,向新的竞争者开放了政治精英的职位,并在地方一级瓦解了绅士的权力和地位”[10]。乡绅作为一个阶层逐渐消失,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具有一定的传承性。实际上在中华民国时期,乡绅在农村社会依然扮演着“保护”或“赢利”经纪的角色,延续着对乡土社会的影响。直到土地革命的到来,传统乡绅被彻底改造,退出了历史舞台。

作者简介

姓名:吴晓燕 赵普兵 工作单位:中共四川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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