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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烦与现代人的自我实践
2019年11月15日 09:34 来源:《河北学刊》(石家庄)2019年第1期 作者:王小章 字号
关键词:厌烦/现代人/自我实践/共同体

内容摘要:

关键词:厌烦/现代人/自我实践/共同体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随着现代性的推进,一方面,传统上维系着现实世界和生活之意义的神圣源泉被切断;另一方面,几乎所有人都被一步步绑上了像“永动机”一般按自己的逻辑和惯性运转的理性机器,身不由己地随着它的节律一再地重复那与生命的根本性意义断裂脱节的所谓工作,由此产生了一种“本体性”的厌烦。我们不能说现代人的自我实践就是为了摆脱厌烦,但是当厌烦成为“本体性”的,亦即不是联系于某一特定事物而是联系于自我状态时,人们对这种厌烦感的应对克服就成为一个关乎其自我实践的问题。韦伯的“人格”论述诠释了一种“招魂”式的自我修炼型自我实践,齐美尔、福柯诠释了一种“无边的挑战”的自我实践,但这两种自我实践路径存在着各自的困难,均无法克服现代人那种本体性的厌烦。马克思则描绘了一条个体在“共同体”中实现自我的路径。在真正的共同体,或者说自由人的联合体,离我们尚很遥远的今天,也许可以在一个既不受权力逻辑主宰,也不由金钱逻辑支配的、自愿合作的社会领域为自我实践、自我实现找到一个合适的舞台。

  关 键 词:厌烦/现代人/自我实践/共同体

  标题注释:201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结构、情感与道德:道德社会学的探索”(18BSH010)。

  作者简介:王小章,杭州师范大学 政治与社会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1 王小章(1966- ),男,浙江德清人,杭州师范大学政治与社会学院教授,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公民权与社会政策、社区研究。

  在几种典型的现代性体验中,如果说,“焦虑”关涉的是现代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怨恨”关涉的是现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①,那么,从根本上讲,“厌烦”关涉的则是现代个体与其自我的关系。“我们和我们自己的关系,不是认同的关系,而必须是变异的关系、创造的关系、革新的关系。保持始终一样,实在令人厌烦。”②1982年,在一次与同性恋行动主义分子的谈话中,针对后者在抗议行动中所表露出来的“人人都有一个多少固定的性身份”的主张,身为同性恋者的著名学者福柯如此表示了异议。一定程度上,福柯的这一表述,向人们提示了现代人之“自我实践”与“厌烦”这种体验之间的关系。以下试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作为一种现代性体验的“厌烦”

  通常而言,当人不得不一再地重复或面对某项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事务、行动、事物时,常会感觉到“厌烦”。也就是说,厌烦是这样一种体验:人们知道,可感觉到,某项事务、行动或事物实际上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甚至没有趣味的,但却如影随形地伴随、缠绕着,让人无法躲避,无法摆脱,而不得不被动地、疲惫地应付。作为一种体验,厌烦感源于两个基本因素:第一,意义、价值的匮乏。意义、价值的匮乏带来的是一种空虚感、虚无感、无聊感,因此,厌烦感内含着空虚感、虚无感、无聊感,但空虚感、虚无感在体验上还不同于厌烦。厌烦感的产生还必须具有第二个因素,即在缺乏意义感的情形下不得不一再地重复某种行为或面对某种事物,这有点类似于“强迫症”。不过,作为一种神经症的强迫症的一个特征,是患者对于自己一再重复之行为的无意义性缺乏自觉,而厌烦恰恰相反,它的一个基本特点,恰恰是行为者认识到、感知到自己正从事的行为的无意义、无价值性,至少是无趣味性。这实际上意味着,一个有厌烦体验的人,是或多或少、或明确或潜在地有着对意义、价值甚或趣味企盼的人。没有了这种企盼,便是麻木,一个麻木的人是不会有厌烦感的。

  当然,生活在传统社会中的人也会有厌烦感。黄庭坚《放言》诗即云:“从事常厌烦,归心自如卷。”不过,虽然黄庭坚说从事“常”厌烦,但在一个生活、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理所当然、不言而喻而毋庸置疑的传统世界中,人们的厌烦感在根本上是情境性的,或者说是对象性的,即与特定的情境或对象(所从之“事”)粘连在一起的。换言之,也就是能够通过转换情境或对象而加以摆脱的。但现代社会却孕育了另一种与此非常不同的厌烦感,一种在从事任何事情时都会隐隐存在、隐隐体验到的无法摆脱的厌烦感,它不再仅仅是与特定的情境或对象相联系,而是与人的生活、生命本身相伴随。就它与人的生活、生命本身相伴随而言,实际上,这种厌烦已是对个体之自我状态的厌烦,因此可以将它称为“本体性的”。正是这种本体性的厌烦,构成了一种重要的“现代性体验”。

  问题当然是,这种“现代性体验”是如何形成的?或者说,厌烦是如何由传统社会那种一般而言属于对象性、情境性的体验,演变为现代社会中与许多人的生命活动本身相伴随的“本体性”体验的?

  如上所述,作为一种体验,厌烦感源于两个基本因素,相应地,厌烦感由一种基本上属于对象性、情境性的体验,演变为一种许多人生命中始终隐隐存在而无法摆脱的“本体性”体验,也必与这两个因素在现代社会的变化有关。首先,是意义或价值的消逝:不是从一桩具体的、单一的事务或事物上消逝,而是一直以来那些被认为理所当然、天经地义,从来没有想过要加以质疑的价值、意义,从这个世界上整体性地撤离,从而,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以及我们自身的生活本身总体上被切断了价值的来源,世界、生活由此变得苍白而毫无生气。这是现代性在精神文化方面的核心症状。无论是尼采说的“上帝死了”,还是马克思说的“真理的彼岸世界”已经消逝,一切凝固的东西已烟消云散、一切神圣的东西已被亵渎,抑或是韦伯说的世界“除魅”,指陈的都是现代文明的同一个特征:维系此岸世俗世界之意义和价值的神圣源泉已经被切断,认为生命的意义有其客观来源的信念已经被摧毁。由此而呈现在现代人面前的,一方面是一个只有机械性的规律运转而没有任何内在固有意义或目的的、在伦理上“非理性的”的乏味世界,一方面是生活、生命体验上的一种深切的、根本性的迷茫虚无。当然,如前面所说,迷茫虚无还不等于厌烦。使那种深切的、根本性的虚无体验进而转变为生命中始终隐隐存在、无法摆脱的厌烦感的,是人在这个世俗世界中不得不身不由己地去从事、重复人或明知或隐隐感觉到从根本上讲没有任何意义、任何价值的行为。而且,只要人生存在这个世俗世界中,就无法从根本上加以躲避。这就涉及韦伯所着力分析的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进程。在这个进程中,一方面是信仰(价值理性)的脱落;另一方面,则是按自己的逻辑和惯性运转的理性(工具理性)物化产品的扩张,并建立起自身的霸权,它一步步将几乎所有的人都绑上了自身这架“永动机”,罔顾任何人的意志,使几乎每一个进入这架机器的人丧失了主体性而变得身不由己:“清教徒想在一项职业中工作;而我们的工作则是出于被迫。”[1](P142)清教徒之所以“想”在一项职业中工作,是因为他们唯有在严格的职业生活及其成就中才能体验到其信仰的有效性,体验到自己是上帝选民的信心。而现代人的工作之所以是“出于被迫”,是因为,一方面,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已大获全胜,它依赖于机器的基础,已不再需要“入世禁欲主义”宗教精神的支持,从而,“精神和文化的最高价值”已不再与工作、与职业发生联系,已不再被感受到了;另一方面,那些深深制约着现代经济秩序的机器生产的技术和经济条件,“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决定着降生于这一机制之中的每一个人的生活,而且不仅仅是那些直接参与经济获利的人的生活”。并且,这种决定性作用可能会“一直持续到人类烧光最后一吨煤的时刻”[1](P142)。人类身不由己地被绑上这架理性机器,不得不随着它的节律一再地重复那与生命的根本性意义或价值断裂脱节的所谓工作③。韦伯认为,这种情形的一种可能,是导致在某种“妄自尊大情绪的掩饰下产生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化”[1](P143);另一种可能,对于尚未完全麻木僵化而或多或少、或明确或潜在地保留着对更高的生命意义、价值的企盼的人来说,在笔者看来,就是那种生命中无法摆脱的厌烦感。

  韦伯的朋友、社会学家,同时也是生命哲学家的齐美尔(又译作“西美尔”)从主宰了现代社会的“货币经济”这一视角,对现代人的这种厌烦体验做了精彩的描述分析。齐美尔用德语“Blasiertheit”一词来表示现代人的这样一种典型的心态体验。“Blasiertheit”源于法语“Blasé”,翻译成英语即“Blase attitude”,意谓由于过度享乐而导致厌倦、厌世、腻烦、冷漠。齐美尔用它来意指现代人的这样一种体验:“在他眼中,生活中的一切都是一样的枯燥无味,都涂着一层灰色,都不值得为之激动不已,在涉及意志的地方尤其如此。”[2](P185)在齐美尔这里,“Blasiertheit”作为一种态度或体验,实际上包含着两个层面的意思:在认知层面,在现代人看来,所有的事物都一样,事物与事物之间没有根本性质或价值的区别;在情绪反应层面,现代人觉得所有这些事物从根本上最终都是没有价值的、乏味的、令人生厌的。为什么在现代人身上会普遍地出现这样一种厌烦,或者说乐极生厌的体验呢?齐美尔把它归结为“货币经济”对现代社会和生活的主宰。在这样一种经济社会形态下,货币作为“本身无质可言”的中介力量,作为公分母介入了几乎所有物与物、人与物、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东西不可通过货币与其他东西交换,而任何价值如果要转化为其他的价值,只能先转化为货币。于是,货币这一物与人之间的绝对中介物就成为“各种飞逝的现象的可靠支点”,它作为一切价值的绝对表现形式,在现代社会普遍化的交换活动带来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手段”中成为最终的手段,进而直接成为人们的目的意识所停留之物,成为现代人意识中所关注的焦点、依赖的支点,而生命原本的目的则被手段所遮蔽。由此,齐美尔从分析货币经济出发,得出了与韦伯认为现代社会中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相似的结论:从来没有一个东西能够像货币那样,其自身价值原本完全在于其作为手段的特质,但最终“却畅通无阻地、毫无保留地发展成为一种绝对的心理性价值,一种控制我们的实践意识、牵动我们的全部注意力的终极目的”[2](P161)。目标被手段所遮蔽、意义为工具所窒息。由此,进一步在现代人身上带来两个层面的心理效应:一方面,作为纯粹的交换手段,货币的一个根本性能就是化质为量。也就是,当人们开始从事物的货币价值这一角度观察和评价事物时,事物就退出了具有自己独特本性的存在这一范畴,其质的价值就转化为量的价值,它本身的那种属性,即对自己本身和对他物的两重性关系中显示的独特意义也就丧失了。于是,在奔流不息的金钱的溪流中,所有事物都以相等的重力漂荡,从而在现代人漂浮不定的感觉中,再也知觉不到不同对象的意义和不同价值,所有对象被毫无实质性地经验,就像白痴与事物的关系一样。换言之,在货币成为现代人关注的焦点、依赖的支点之后,所有其他事物就提不起人任何特别的兴趣,一切具体有形的事物,或者说事物中那些经济上无法表达的特别意义就一一同人擦肩而过;另一方面,货币与其他目标不同,对于其他许多目标来说,人们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期望或追求它们的,但金钱不同,从原则上讲,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追求这个目标。这样,在货币成为生活的压倒性目标之后,就“给现代人的生活提供了持续不断的刺激……给现代生活装上了一个无法停转的轮子,它使生活这架机器成为一部‘永动机’,由此就产生了现代生活常见的骚动不安和狂热不休”[3](P12)。但根本的问题在于,齐美尔意味深长地指出,金钱充其量只能给人一种消极的、空洞的“自由”,却无法解决生命之根本意义和价值,人们一旦达到了这个原本只有手段意义的“目的”,就马上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致命的无聊和失望:“商人整天为生意忧心忡忡,迫切希望无论如何要把货物出手,他所遭遇的是和弃绝上帝的人同样的命运,但,最后当钱到手商人真的‘自由’了之后,他却常常体会到食利者那种典型的厌倦无聊,生活毫无目的,内心烦躁不安。……他们用钱交换了个体之自我中具有积极含义的内容,而钱却无法提供积极的内容。”[2](P320)因此,现代人“骚动不安、狂热不休”地追求金钱,最终所得到的只是与生命如影随形的、深切的厌烦感,或者说,Blasiertheit的体验。

作者简介

姓名:王小章 工作单位:杭州师范大学 政治与社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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