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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实践:从社会学到文学
2019年10月23日 09:2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冯同庆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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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做劳动社会学方面的访谈和问卷30多年之后写小说,这可能是一种不经意的“放逐”,但它真实地触及了学术的生产、传播和消费问题。从学理研究到文学书写,跨度是蛮大的;从学术逻辑到文学形象,或者说尝试二者的交融,确实有难度。但学者之前的苦闷可能找到出口,会有一种兴奋,就像找到了更有趣的事情。总而言之,以往的学术积累预留了写作小说的容量,而且还带出了一种新的审美。

  起初是为苦闷寻找出口,之后会不由自主地引发关于学术如何公众化、大众化的思考。其中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学会文学书写,说得直白些就是学会讲故事。人们习惯认为写小说就是讲故事,但在本雅明那里,“讲故事”不同于写小说。后者往往失去了传统的“灵韵”,特别是现代小说,常常有着作者个人的“孤独性”,却缺乏“传递性”,而由此造成作者的苦闷。也就是说,即便不做学术而写小说,作者依然可能封闭,照样会感到苦闷。如何在现代小说写作中,补救传统的缺失呢?似乎可以追怀过往。历史上,民间“街谈巷议”讲故事,那是有“口口相传”“世代流传”的意义、智慧、道德、文化。感受人类生命中的一种“灵韵”,可能也是中国小说史上“娱心”“感发”的说法。在文学史上,像英国作家伍尔夫、劳伦斯,中国作家余华等,都做过出色的补救。

  学者的“自我放逐”,其实是要摆脱“孤独性”的隔绝,渴求“传递性”的交流,与那些曾经是学术研究中的人物、山水、场景、流变,尤其是与那在 “三只手”(市场、政府、社会)场域中的“三方”(企业、劳动者、政府),再彼此交流,再彼此讲故事。这种在小说中的重新相遇肯定是一种巧合。而这种巧合却给自己重要的启示——即便专门做学术,又何尝不能学讲故事呢。这有利于学术走出书斋和课堂,使其生产、传播和消费有更多更好的通路。

  个案访谈中有好多故事,涉及的广度和层次往往比理论论述更有味道。因为学术论文、专著受众有限,而所研究的主体却异常庞大,涉及“三只手”,包括“三方”。这些主体的社会属性特别突出,最该被学术公众化、大众化,但事实上却难以与公众沟通。学者积累下来的访谈记录,常常会勾连起费孝通、裴宜理、林耀华等人写作中的文学性书写。

  田野工作与文学书写相遇,可以激发出更大的思想容量,产生出新的细致感、深入感、广阔感,还有种种巧合生发出的神奇感,认识到互文性、跨文体彼此镶嵌,体会到通感及其效应。借助多媒体、融媒体,好似碎片的个案会被拼接起来并实现全新的贯通,甚至可把很多长期费解的理论疑难破解掉,为跨学科书写提供很多便利。

  鲁迅曾经讲过,劳动是发生文艺的一个源头。劳动余暇就讲故事,而且是美成在久,众多人参与,这就是中国小说的传统。这虽为“小道”,却有老庄延续下来的“娱心”“感发”的审美。劳动母题、劳动主题,在新的语境下让心灵有别样的触动,感动启发,兴观群怨。无论是描写工业劳动,还是描写农业劳动,都是学术研究与文学书写结合的成果。

  按照布迪厄的说法,社会学与文学可以互相丰富,对作者的影响则涉及经验、心智、自主,包括复活、重建、融合,能够牵连出作者自己的故事。社会学者往往也很少想到自己的成长,更不会想到其中也会有故事。而写作可融入社会学者自己的过往经历,如与工人访谈的经历。这些在相关论文、专著中就是说理,在文学作品里则是故事,乃至于涉及与自己相关的族群、环境、时代,传承、学养、生活,包括小说文本的诞生、接受、影响。到这时,自己面对故事中的自己,就不仅仅是回忆反思,更多的则是释疑解惑了,是过去仅专注于理论学术而没有感受过的。

  (作者单位: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作者简介

姓名:冯同庆 工作单位: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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