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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际化视野做中国研究:社会学研究的祛魅与回归
2019年08月21日 09:36 来源:《清华社会学评论》(京)2018年第10辑 作者:曹立群 杜少臣 字号
关键词:本土化/国际研究/情境知识/现代化

内容摘要:

关键词:本土化/国际研究/情境知识/现代化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社会学本土化”的议题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议题,而是一个掺杂各种立场和误解的复杂的综合性议题。社会学的发展不应停留在概念、理论是否引进的外围的学术争吵上,而是要在实实在在的社会学研究中,回到经典社会学研究所树立的品格,在对现实不断的反思和批判中,不断发掘和反复咀嚼内在于社会学本身的价值和追求。如果本土化一定要成为一个议题,我们认为,社会学本土化的本质应该是一个祛魅的过程,祛除狭隘、偏执的民族主义和肤浅、短视的功利主义,祛除预设各种立场的主义,祛除所有不符合现代精神的依恋和后现代的迷思。我们主张以开放的心态、科学的态度、无问西东的精神,将中国社会学研究纳入国际视野,将社会学研究拉回学科本身的内在规律性和诉求,进而回到学术无国界的国际化轨道上来。

  关 键 词:本土化/国际研究/情境知识/现代化

  作者简介:曹立群,加拿大安大略省科技大学社会人文学院终身教授;杜少臣,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社会学本土化”的议题是一个掺杂各种立场和误解的复杂的综合性议题。担心中国社会学不够本土化的思维从根源上看,很大程度上来自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的“大政府”及其追随者,而不是学术界。这种担心,在学术界有人响应,而响应的学者要么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不甚了解,要么有其他目的。比如,担心量化研究的壮大,担心质化研究的衰微。本文尝试从另一个角度,论述中国社会学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如何提高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国际地位。

  一 问题的提出

  社会学本土化的提出始于社会学的刚刚传入,而最近开始的相关争论则是社会学恢复重建之后的事。社会学在中国的发轫之初,学界前辈在大量引入社会学经典巨著的同时,还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注重实地调查并积累大量数据;注重本土实证和历史经验材料的分析与引证;引入并提出新的学说;重视社会学作为实学的发展方向,参与社会行政与社会建设,并初步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体系(孙本文,2011)。

  早期的社会学家并没有对“社会学本土化”这一概念进行太多的讨论。吴文藻最早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概念。这一概念是在其对中国社会实实在在的研究之中提出的。他担忧“促进中国欧美化和现代化,其结果是使我们与本国的传统精神愈离愈远。事实上我们对于固有的文化,已缺乏正当认识,我们的意识中,已铸下了历史的中断”(吴文藻,2010:438)。其目的之一在于要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极端倾向,如“砸烂孔家店”的提法在历史文化纵深和世界文化图景之中寻求坐标,并在既有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知识宝库里寻找更适合做中国社会研究的一套理论和方法体系。作为其得意门生的费孝通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觉”,仍然是“希望大家能致力于我们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科学反思,用实证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来认识我们有悠久历史的中国社会和文化”(费孝通,1997)。

  二人同作为中国社会学的奠基者,在对待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态度上,一方面体现了对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学科的坚定信仰,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对中国社会情境特殊性的观照。在具体的学术实践中,二者都沿用社会学经典的研究范式,在中西文化社会的比较当中,以期提出与西方传统社会学研究并行的中国概念。

  港台社会学家虽然更加强调科学方法的条件性和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理解脉络与取向上的不同,也有试图跳出社会学科学属性的“桎梏”来创建一门所谓的“中国的社会学”的呼吁(叶启政,2006),但是作为在学缘上与西方更为亲近,较早、较系统地接受西方社会学科学训练的一支科研队伍,其呼吁持续数十年却并未在范式上有任何实质性的超越。在实证方面,杨国枢(2004)脚踏实地,发展出更符合国人心理的量具,促进了世界对国人的了解。

  作为在海外接受社会学训练的海外学派,谢宇(2018)秉持科学的立场,通过对本土化和实践中三个主要方向(议题本土化、应用本土化和范式本土化的批判性回顾)的讨论得出,今天的中国社会学已经完成了本土化,社会学本土化是一个伪命题。他指出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应该在科学的意义上为社会学学术积累做出贡献,才能真正体现社会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和意义。无独有偶,边燕杰(2017)提出本土社会学知识的国际概念化,同样强调地方性知识对学术共同体的贡献。

  一方面我们不能背离基于科学方法的学科传统,另一方面更不能漠视文化展开的丰富的人性。社会学知识的获取和研究对象的确立从来都是以某一文化和某一特定时空的社会形态为起点和依据的,但是社会学知识的形成与传播却不应预设任何文化的立场,这是由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的本质属性决定的。社会学本土化的讨论不应演化成和蜕化为不同流派和思想传统自说自话盲人摸象似的毫无意义的辩争,更不应成为偏安于一隅,在各自的文化场域中只满足于为一部分人所理解和认同的自娱自乐的本土化。社会学本土化的提出以对社会学知识普适性的认同为前提,其结果当然要以回报性的知识积累为目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因此,如果本土化是一个有意义的议题,社会学本土化的讨论就不应停留在概念或理论是否引进的外围学术争吵上,而是要在实实在在的社会学研究中,回到经典社会学研究所树立的品格,在对中国现实的不断反思和批判中,不断发掘和反复咀嚼内在于社会学本身的价值和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学本土化本质上应该是一个祛魅的过程,祛除狭隘、偏执的民族主义和肤浅、短视的功利主义,祛除预设各种立场的主义,祛除对所有不符合现代精神的依恋和后现代的迷思。我们主张,社会学研究以开放的心态和科学精神,将“社会学中国化”的议题拉回学科本身的内在规律性和诉求,进而回到学术无国界的国际化轨道上来。

  社会学研究是现代化的一部分,而现代化是一个未竟的事业(Habermas,1987)。它如同变动不居的流水,尽管形态各异、流速不定,有时甚至方向莫测,但它是一个整体的、全方位的东西(Giddens,1990),千万不要把变化都当作进步。中国现代化从一开始就先天不足,偏重物质的现代化而忽视文化、制度的现代化,重视富国强兵而忽视以人为本。在制度与科技不匹配的路上,中国和南非一样创造出经济奇迹(秦晖,2008),社会分层与犯罪率同步增长(Cao and Dai,2001),让“官二代”先富起来(边燕杰、芦强,2014),让体制内的国企先富起来(谢宇,2015)。然而,中国现代化如何持续下去成了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曹立群,2016;He,2012;张千帆,2011)——我们如何应对转型?(文军、王谦,2017)我们不知道转型何方,是融入世界潮流与世界接轨(Cao and Zhao,2009),还是故步自封?又该如何重建社会信任?(张善根,2018;郑也夫,2002)

作者简介

姓名:曹立群 杜少臣 工作单位:加拿大安大略省科技大学 西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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