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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代价影响城镇女性生育意愿
2019年07月17日 09:1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刘金菊 字号
关键词:女性;生育代价;研究;劳动;孩子;预期;平均收入;参与;城镇;生养

内容摘要:尽管两孩政策效果的评估需要基于综合性和长期性的考量,但是在对两孩政策实施初期的效果未达到预期的讨论中,生育成本太高导致的生育意愿不强被认为是政策效果“遇冷”的重要原因。生育成本一方面包括怀孕生育抚养费用、教育医疗费用等生育抚育的直接开支,另一方面则是机会成本,即父母为生育抚育孩子所放弃的工作机会或带来收入的机会,以及其他发展的机会。就总体劳动参与率而言,本研究分析样本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为68%,未生育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为78%,生育一个孩子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为68%,生育两个孩子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为56%。本研究是探讨女性生育代价的初步尝试,主要涉及了生育代价中的收入损失部分,但生育代价不仅包括因生育而中断或退出劳动市场而带来的收入损失,也包括其他发展机会的损失,甚至心理代价也值得探讨。

关键词:女性;生育代价;研究;劳动;孩子;预期;平均收入;参与;城镇;生养

作者简介:

  针对低生育率态势及其经济社会挑战,近年来我国连续调整生育政策,先后于2014年和2016年实施单独两孩和全面两孩政策。尽管两孩政策效果的评估需要基于综合性和长期性的考量,但是在对两孩政策实施初期的效果未达到预期的讨论中,生育成本太高导致的生育意愿不强被认为是政策效果“遇冷”的重要原因。

  近年来的多项调查表明,经济压力和工作家庭难以平衡是很多家庭“不敢生、不愿生”二孩的主要原因。2016年全国妇联联合北京师范大学开展的“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对家庭教育的影响”调查显示,在一孩家庭中有生育二孩意愿的为20.5%,不想生育二孩的比例为53.3%,即一半以上的一孩家庭没有生育二孩的意愿;发达地区和城市地区的二孩生育意愿更低。另一项由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家庭生育决策机制研究”课题组在2016年对全国6省12市组织的调查显示,在没有孩子的家庭中,计划生育二孩的比例为40.5%,在已经有一个孩子的家庭中,这一比例仅为29.5%,经济成本和照料压力两大现实制约因素对生育二孩计划产生影响。而原国家卫生计生委2015年生育意愿调查的结果显示,因为经济负担、太费精力和无人看护而不愿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分别占到74.5%、61.1%、60.5%,育儿成本已经占到中国家庭平均收入近50%。

  生育成本一方面包括怀孕生育抚养费用、教育医疗费用等生育抚育的直接开支,另一方面则是机会成本,即父母为生育抚育孩子所放弃的工作机会或带来收入的机会,以及其他发展的机会。现有的调查和研究中,对生育成本和机会成本的研究不多,特别是对机会成本的探讨多是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很少。实际上,这方面的研究无论在学术上还是政策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这方面研究又很困难,有来自概念界定、数据和方法的多重挑战。不过,近年来,西方学者对生育代价或生育惩罚(motherhood penalty)进行了一系列实证研究和量化研究。例如,利用美国、英国、德国、芬兰、西班牙等国家的数据,学者们均发现了女性生育代价的存在;每生育一个孩子将会造成女性工资率下降7%—10%左右,且这一负面影响随着生育孩次的递增而递增。中国近期的两项研究存在巨大差异。一项研究表明,在中国城镇每生育一个子女将使女性工资率下降40%左右;而另一项研究表明,每生育一个子女会使得我国女性工资率下降7%左右。虽然国内外的研究因学者们使用的数据和方法不同,结果不尽相同,甚至相差较大,但是在不同国家显然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女性生育代价。

  中国女性的生育代价究竟有多大?以往研究中对生育带来的女性工资率或劳动参与率下降的影响,实际上是对生育代价的一种相对量上的估计或一种间接的反映,难以构成绝对量上的、更为直观的概念。本研究利用中国女性工作生命表,通过生育子女数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从绝对量上估计中国城镇女性的生育代价。研究策略是通过编制女性工作生命表,估计预期工作寿命,然后考察生育子女数导致的预期工作寿命的损失年数。最后将预期工作寿命的损失折算成收入的损失。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调查。该调查由原国家卫生计生委组织开展,覆盖全国所有省市区,样本量为25万名15—60岁妇女。调查内容涵盖被调查者的个人和家庭社会经济状况、生育行为、生育意愿、避孕方法及生育养育服务等。本研究主要使用社会经济状况和生育行为部分的数据。根据本研究目的,我们将分析样本限制在城镇女性人口,同时将她们的孩子年龄范围限制在0—17岁。最终的分析样本为6万人。

  为了避免因分组导致样本量少而造成分年龄劳动参与率变化不稳定,我们使用Logit模型对劳动参与率进行平滑处理。考虑到不同人群的生育代价存在差异,我们在模型中加入受教育程度。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劳动参与率最重要的因素,也能综合表征女性的社会经济状况。另外,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和生育代价在不同类型城市有巨大差异,我们在最后的模型中加入京沪虚拟变量,以考察在特大城市中女性的生育代价。编制工作生命表需要死亡率数据,我们使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5年全国女性平均预期寿命,以及文献中对城乡、不同受教育程度和各省市区女性平均预期寿命的研究结果。对于全国城镇女性的生命表,我们采用杨明旭、鲁蓓的研究结果;对于京沪女性生命表,我们使用周脉耕等的研究成果;而估计受高等教育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我们采用翟振武等的研究结果。

  研究发现,生育对女性劳动参与率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相关回归模型的计算表明,从没有孩子到一个和两个孩子,女性各年龄的劳动参与率都有明显下降。就总体劳动参与率而言,本研究分析样本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为68%,未生育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为78%,生育一个孩子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为68%,生育两个孩子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为56%。所以,对于生育一个孩子的女性而言,其劳动参与率下降10个百分点;而对于生育两个孩子的女性而言,其劳动参与率下降近22个百分点。对于受高等教育的女性,未生育的劳动参与率为85%,生育一个孩子的劳动参与率为77%,生育两个孩子女性劳动参与率为67%。生育一个和两个孩子分别导致其劳动参与率下降近8个和18个百分点。对于生活在京沪的女性,未生育的劳动参与率为82%,生育一个孩子的劳动参与率为73%,生育两个孩子女性劳动参与率为63%。生育一个和两个孩子分别导致其劳动参与率下降近9个和19个百分点。那么,这些生育子女数带来的劳动参与率下降在多大程度上导致这些群体女性的预期工作寿命的损失呢?

  通过工作生命表的计算表明,城镇女性生育了一个孩子的工作预期寿命是30年,与未生育女性相比,工作寿命减少了6.6年。生育了两个孩子女性的工作预期寿命为24年,与未生育女性相比,工作寿命减少了12.8年。城镇高等教育程度女性的工作预期寿命,因生养一个和两个孩子而损失的工作时间分别是7.1年和13.9年。可见,高等教育程度女性的工作寿命损失更大。生活在京沪一线城市的女性,因生养一个和两个孩子而损失的时间分别是6.8年和13.3年,也略高于全国城镇女性的时间损失。可以认为,中国城镇女性生养一个孩子到17岁,需要从劳动市场中退出6—7年的时间。由于各类女性在劳动市场中的工作收入相差很大,那么即使相同的工作时间损失也会导致不同的收入损失。

  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调查询问了被调查者2016年全年的个人收入和家庭收入。我们计算了各类女性的平均收入:2016年城镇女性的总体平均收入为4.4万元,其中,高等教育程度女性的平均收入为6.8万元,京沪女性的平均收入为8.6万元。那么,将她们因生养孩子损失的工作时间折算成损失的收入,则差异很大。按照2016年城镇女性的平均收入水平估计,城镇女性生养一个孩子的收入损失为29万元。其中,高等教育程度女性生养一个孩子的收入损失要高出近20万,为48万元。而生活在京沪特大城市的女性,生养一个孩子的收入损失是全国城镇平均水平的2倍,为58万。这显然是一笔巨大的生育代价,毫无疑问是城镇女性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重大制约因素。不同群体生育率差异也应与生育代价的差异有很大关系。

  本研究是探讨女性生育代价的初步尝试,主要涉及了生育代价中的收入损失部分,但生育代价不仅包括因生育而中断或退出劳动市场而带来的收入损失,也包括其他发展机会的损失,甚至心理代价也值得探讨。在方法上,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通过追踪调查数据和多状态生命表来估计生育代价。另外,不同职业、不同部门、不同地域等的女性,估计她们的生育机会成本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未来的估计研究还需要进一步细分,从而对于管理部门和决策者具有更大的参考价值。

 

  (本文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工作生命表估计的中国女性‘生育代价’研究”(17BRK027)资助)

  (作者单位:北京城市学院公共管理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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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刘金菊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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