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社会学
我国乡村秩序的百年变迁与治理转型 ——以纠纷解决机制为中心的讨论
2019年02月25日 09:09 来源:《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黄家亮 字号
关键词:秩序;权力;国家政权;治理;乡土社会;法律;调解;危机;乡村社会;重建

内容摘要:摘要:我国传统乡村社会有着自身独特的秩序逻辑和治理模式,近代以来随着国家政权向基层社会的渗透,传统礼治秩序受到极大挑战,导致了深刻的秩序危机。1949年后,我国乡村社会逐渐形成了一套以政治权力为主导的新的治理模式——政治秩序,从而实现了对乡村秩序的重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国家权力对乡村的控制力度大大降低,而乡村社会自身的自治能力也很弱,这导致了新一轮的乡村秩序危机,同时现代法律与乡土社会的冲突加剧了这种危机。三从礼治秩序到政治秩序的转型1949年之后,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实现了对基层社会的全面控制和改造,从而实现了对农村基层秩序的重建,以一套新的政治秩序取代了传统乡村的礼治秩序。

关键词:秩序;权力;国家政权;治理;乡土社会;法律;调解;危机;乡村社会;重建

作者简介:

  摘要:我国传统乡村社会有着自身独特的秩序逻辑和治理模式,近代以来随着国家政权向基层社会的渗透,传统礼治秩序受到极大挑战,导致了深刻的秩序危机。1949年后,我国乡村社会逐渐形成了一套以政治权力为主导的新的治理模式——政治秩序,从而实现了对乡村秩序的重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国家权力对乡村的控制力度大大降低,而乡村社会自身的自治能力也很弱,这导致了新一轮的乡村秩序危机,同时现代法律与乡土社会的冲突加剧了这种危机。在新的历史时期,乡村秩序重建的核心是要处理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要走出二者非此即彼的困境:一方面,要重建国家,构建适合农村的公共权威系统,特别是法律系统;另一方面,又要重建社会,要重建民间的权威系统,特别是民间调解系统;而且,要建立起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形成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新秩序。

  关键词:乡村秩序;乡村治理;纠纷解决;乡村振兴;治理转型

   作者简介:黄家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历史与社会高等研究所研究成员。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也是乡村振兴最为关键的着力点之一。当前,我国农村社会面临着深刻的治理危机,要建立起有效的治理体系,首先需要深刻认识我国乡村治理秩序的演变脉络。纠纷解决是乡村治理最为核心的内容之一,因此本文以纠纷解决机制的变迁为中心探讨乡村秩序的变迁与治理转型。

  一 我国传统乡村社会的秩序逻辑

  我国传统乡土社会之所以能够长期稳定的存在,是与其存在一套内在秩序是分不开的。这些内在秩序特征体现的是乡土社会的文化追求和治理方式,也正是这些方面使得中国乡土社会与现代社会形成了两套不同的秩序逻辑。这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以伦理为核心的乡村治理规则

  在乡土社会中,社会秩序的维持主要不是依靠国家法律,因为其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大家都彼此信任,形成一种“无需法律的秩序”。但这并不意味着乡土社会“无法无天”,或者说无需规则,其秩序赖以生成的依据是“礼”。所以,费孝通称乡土社会为礼治社会。什么是“礼”呢?费孝通的解释是“礼是社会公认合适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这一点来说,礼和法律几乎是等同的,二者的区别是维持规范的力量不同,法律靠有形的国家权力来推行,“礼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这种基于对“礼”的服从而建立起来的秩序就是礼治秩序。那么维持礼的力量又是什么呢?费孝通说“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因为乡土社会是一个变化很少、代代如是的社会,每一代人所面临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前一代人所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尽可以抄袭来作自己生活的指南”,而且,“愈是经过前代生活证明有效的,也愈值得保守”。因此,传统就作为一个积极的因素被人们广为遵从。

  费孝通的这一判断在法治史学家那里得到了印证和拓展,他们的研究表明整个传统社会的法律体系都体现了对“礼”的尊重,或者说礼治的思想不仅仅维持着乡村的民间秩序,而且还渗透到官方的法律系统,成为整个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一部分。如瞿同祖认为,中国的传统社会是特别讲求“以礼入法”的,张晋藩则用“引礼入法、礼法结合”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梁治平的研究则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概括为“礼法文化”。这样,一个好的官员就是指在运用国家法律的时候,能够融入儒家的“礼治”精神,也有学者称之为中华帝国时期法律的“儒家化”。如广为传颂的海瑞就是这样的典范,他“充分重视法律的作用,并且执法不阿,但是作为一个在圣经贤传培养下成长的文官,他又始终重视伦理道德的指导作用”。在诉讼事实本身难以确定清楚的情况下,他总结了几条原则:遇到兄弟或者叔伯与侄子两个人之间发生争端,可以冤枉弟弟和侄子,而不能冤枉哥哥和叔伯;遇到贫富人之间的争端,宁可让富人受屈而不能让穷人受屈;宁可让刁顽的人受屈,而不能让忠厚老实的人受冤枉。碰到财产方面的争端,为了显示儒家的礼治精神,审判起来宁可让乡绅受屈,而不能让老百姓受屈。而反过来,遇到有“礼节”方面的争端,宁可让平头百姓受冤枉,而不能让乡绅受屈,这样可以让“小不得犯上”的等级秩序得以维持[12]。正是这种民间秩序与官方意识形态的良好沟通,使得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得以牢固的扎根下来。

作者简介

姓名:黄家亮 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与社会高等研究所

职务:副院长 职称:副教授 研究员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于翠杰)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QQ图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