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奂平清:理论自觉的“关系”研究与社会建设
2018年04月30日 20:12 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作者:奂平清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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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关系”研究的“关系本位论”视“关系”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以此为中国社会研究与调查的理论前提,分析中国人文化心理和行为的特殊性,这种范式忽视“关系”的社会结构制约性及其变迁性,易陷入文化本质主义的窠臼;“关系”研究的另一范式则将“关系”视为社会资本,对关系运作现象作技术性实证描述与分析,希冀通过“关系社会学”的研究为世界社会学理论作出中国特色的贡献。两种研究范式都忽视了“关系”现象的“自我实现预言”机制,其研究本身也成为现实中“关系”运作合理化和自我实现的重要推动力量。因此,“关系”研究需要加强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意识,一方面,在概念和理论上,应强调关系的情感性,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礼尚往来的情感性关系及其在转型期市场经济陌生人世界重建和加强人际关系的情感纽带中的意义;另一方面,应注重“关系”现象背后的结构与制度原因,探索通过以制度建设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和文化心理建设,打破“关系”循环,使中国人摆脱关系困境,推动中国社会现代性健康成长。

  [关键词]关系;关系本位;关系社会学;自我实现预言;理论自觉

  [中图分类号] C91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470(2018)02-0059-09

  [作者简介]奂平清,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社会学系副教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般项目“理论自觉视角下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研究”(项目号:14BSH002)阶段性成果。

  “关系”作为以某种潜在的互利为基础的个体间相互联系的形式和艺术,是中国社会生活的重要现象。“关系”使得中国社会富于人情味,但也使得人们为“关系”所累,陷入“关系困境”,影响了社会的创新能力,工具化的关系运作往往规避和破坏规则,破坏了公平和公正,恶化社会风气。中国社会“关系”现象成为诸多学科研究热门课题,但研究的重点并不在如何化解关系困境上,而是将“关系”作为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特色社会属性”,并分析其“文化基因”和运作逻辑。一些研究者将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关系本位的判断作为中国社会调查与研究的理论前提,致力于分析中国人本土文化心理和行为的特殊性。此外,也有研究者热衷于对中国社会中“关系”运作实践作实证性描述分析,而缺乏反思性批判意识。这种以西方社会和西方理论为参照所得出的“所谓关系最具中国特色”的结论,不但存在诸多理论困境在实践上难以使中国人摆脱“关系困境”,也难以在推动中国现代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和现代性健康成长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关系”研究的两种主要范式

  “关系”研究中有两种主要研究范式,一种是“关系本位论”范式,将“关系”视为中国文化特质,认为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和关系本位的,关系、人情和面子是中国文化的基因,哲学、文化学、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等诸多学科多属于这一研究范式;另一种是将“关系”运作视为对中国特色社会现象进行实证描述与分析的范式,其中以社会学研究尤为典型。就这两种研究范式的关系而言,“关系本位论”的论断也成为实证范式的理论前提,而“关系”实证研究的结论又进一步成为“关系本位论”的现实注解。

  (一) “关系本位论”范式

  关于中国传统社会是伦理本位、关系本位的社会以及关系、人情和面子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判断,在中国的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中有很大的影响,甚至几乎成为某种共识。以此判断为前提,致力于分析中国人文化心理和行为的特殊性,也就成为这些研究努力的方向。伦理本位、关系本位、差序格局、社会取向、关系取向、关系学、儒家关系主义、情理社会等,都是“关系本位论”研究范式常用的概念。

  梁漱溟认为,中国不是个人本位的,也不是社会本位的,而是伦理本位或关系本位的。①费孝通认为,中国社会的结构是按亲属远近而形成的“差序格局”社会结构,社会关系是家庭关系的泛化,人们注重攀关系、讲交情。②中国社会一直沿袭着这种把家庭观念外延无限扩大的取向,形成了特有的关系社会,所以乔健认为应当将“关系”这一概念引进现代化社会科学中。③金耀基也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的“关系取向”与中国的文化价值、社会结构等因素有关,中国家族本位的社会以初级群体为主,人与人的关系基于身份,是特殊主义取向的,亲属或拟亲属的关系圈充满人情味,圈外的人即属“外人”。④ 许烺光的“心理社会均衡”论认为,中国文化中的“仁”要求个体“将其心灵与人际关系维持在一个令人满意的程度之上”,人之所以为“人”,关键不在于性格,而在对人际关系的处理上。⑤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台湾地区心理学者开创的本土心理分析范式主张用价值中立、主客二分、量化分析等主流心理学方法研究中国本土社会心理,分析文化在心理与行为形成中的作用。何友晖等学者认为,“关系取向”概念既具本土特色,且能与西方社会心理学的“个人取向”相区分。⑥何友晖还提出“方法论的关系主义”,认为社会现象独立于个人特征之外,关于个人的事实都必须放到社会脉络中加以了解,不可化约到关于个人的知识之上。⑦黄光国建构的华人“儒家关系主义”概念和理论认为,人情、面子和关系是由儒家文化塑造的中国人社会心理深层结构的反映,也是中国人社会行为中万变不离其宗的“基型”。⑧ “报”或互惠规范是一种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规范,但在社会互动的法则上,中国社会比西方更重视“报”的规范,更强调情境的适用性,人情与面子的运作更为重要。黄光国认为,这种特点之所以长久存在于中国社会之中,文化使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⑨翟学伟也认为,中国社会是“情理社会”,是由普遍的天理规则与个人的人情相结合,通过“礼”的作用,二者达成某种平衡。因此,“描述—情境—诠释”“语言分析”和“讲故事”的本土社会分析范式是研究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有效方法。⑩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东亚华人经济圈的崛起,有关华人社会行为的研究也受到国际社会科学界的注意,“关系”也成为了解和分析中国人社会行为的核心概念。{11}1998年,在美国还召开了有关中国社会关系的研讨会并出版了论文集。{12}这方面代表性的研究如杨美惠关于礼物、人情和请客等中国社会关系及关系学的研究{13},又如阎云翔关于中国东北农村礼物交换和社会交往的研究{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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