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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调查”的内与外:思考早期社会研究的两种思路
2018年04月07日 08:23 来源:《学海》 作者:田耕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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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田耕,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北京 100871

  内容提要:本文讨论了西方早期社会调查的“内在”和“外在”状况,阐释了这两条线索背后的理论史的问题。本文认为,从西方社会调查的政治与社会处境的研究来看,将早期社会调查仅仅视为对社会失序的批判性回应,忽略了早期社会调查与国家理性以及与早期社会科学的复杂的关联。从西方社会调查在现代社会科学发展中的作用来看,将早期社会调查视为通向专业化学科知识的一环,既忽视了所谓专业化的历史节点,也忽视了现代社会科学追求规范秩序的意涵,同时简化了社会科学形成过程中的知识生态的复杂性。本文最后简述了这两个思路如何可能与反思中国早期社会研究的工作结合起来。

  关 键 词:早期社会调查/国家科学/专业化/规范秩序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0世纪前期中国社会实践的演变机制研究”(项目号:16BSH004)的阶段性成果。

  192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陆续开始将实地调查(social survey)作为收集材料的新办法。实地调查的范围和规模,以及它所引起的中国学者的热情,都使其成为早期社会研究最主要的形式之一。即使是史论色彩浓厚的1930年代社会史大论战,也在相当程度上和论战各方在农村的社会调查经历有密切联系(钱俊瑞,1981;雷颐,1996)。社会调查的概念和手法并没有取得空前一致的认识,但其作为社会研究的“运动”却为当时学者所重视。①早期中国的社会科学界通过调查,重建社会事实,并以之作为启发民智的基础,这一努力在一般思想史的观察中也被认为是中国20世纪革命或现代化的组成部分(李景汉,1932;Lam,2011)。

  仰赖于社学家和学科史工作者在过去十数年间的努力,散落在不同机构和不同领域的20世纪上半叶社会调查开始逐渐呈现出它丰富的样态。②一些社会学史的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了早期社会学在社会学整体学科品质形成上的重要意义(杨雅彬,2001;姚纯安,2006;齐钊,2013;侯俊丹,2014)。近年来一些针对中国社会学开拓者的深入研究则进一步丰富了早期社会学的研究在思想史和社会史方面的含义(朱浒,赵丽,200;吕文浩,2009;杨清媚,2010)。我们至少可以发现,民国时期的社会调查研究,在科学救国之外的缘由亦多,所赖以施行的机构各不相同,最终实际操作的人员更是在学界内外都有。因此,要对它做一个清晰的判断,除了继续目前重要的文献整理工作,也非常需要我们对早期社会调查的理论史背景有所探讨。本文即从“内在”与“外在”状况来讨论早期社会调查的两个重要的理论史背景。在反思这两个理论史的过程当中,本文将重点阐释早期社会调查在西方社会理论和历史脉络中的变化。在上述脉络中,社会调查的内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调查(social investigation),其源起的思想和政治动力集中体现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诸脉对人口与财富的关注。因而广义的社会调查有着更为丰富的理论史背景,和社会理论在近代早期的关注点很接近。而狭义的社会调查(social survey),专指工业革命兴起之后,面对工业化对西方社会秩序的冲击这一主题的调查实践,其发达大约和古典社会学同时,在一战之后达到高峰。

  一般的学科史与学术史研究强调欧美的早期社会调查在这一高峰之后消退:一方面,早期社会调查中的社会批判和改良色彩越来越难以被学院化色彩加重的知识生产所接受。另一方面,早期社会调查的自发性的社区民族志也越来越被更为成熟的调查技术,尤其是以统计推论为基础的调查取代。

  本文认为上述观点对早期社会研究是一种简化的理解。本文的观点是,早期社会调查在理论上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和国家科学的密切关联,也在“社会调查时代”促成了经典社会理论对“社会团结”这样整体问题的思考。更重要的是,早期社会调查的规范意识(normative sense)和社会科学并不是非此即彼的矛盾,而是一种相互强化的关系。从时段来考虑,是二战之后大型的应用类调查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及学院知识生产对之的反动,才真正瓦解了早期社会研究和社会科学的规范共识。

  下文的主干将分为两个小节。第一小节将从“外部状况”,即社会调查与国家治理以及社会道德状况的关系来讨论早期社会调查的第一个理论史脉络。第二小节将从“内在状况”,即社会调查在社会科学沿革中的意义和位置,来检讨早期社会调查的第二个理论背景。本文最后将简单指出上述两个理论史背景对我们进一步理解中国早期社会调查所提供的一些可能的方向。

  所谓社会调查的“外在”,指社会调查是在何种社会关系里面发生的。就此来说,关注社会调查“外在状况”的最重要的理论史主题之一即是其和政治治理的关系。重商主义时代的“治安国”理想中(police state),人口之稳定与繁盛是国力最重要的象征,因此社会调查的第一个稳定的形态,是依赖教区和地方精英的人口调查,对遭遇过三十年战争重大人口压力的德意志邦国来说,更是如此。③不过人口压力导致17世纪的德意志邦国在人口任务之外发展出合理性的调查和维系财政的技艺。这个技艺成为典型的重商主义时代的“治安科学”(Polizeiwissen-schaft),此后作为漫长的德意志的国家学说(Staatswissen-schaft)的前导。④

  在治安科学里面,社会调查的前身都从对人口或者说“人力”的关注来到了经济的健康。人口成为了自然史的一部分(Schumpeter 1994:233)。人力关乎的是具备不同的生产能力,对不同的物品进行劳动的人的相互关系。但“人口”内的各个部分之间,远非只是不同行当之间的分工和交换。不同的人口组成如何形成具有合意的整体早在威廉·佩第(William Petti)时代就成为焦点(Buck,1977:78)。如何在对人口的调查里面获得不同人群的合意,换个说法,就是人口调查能用什么样的手段来使得人口获得一个新的有团结意义的主体身份。这是人口调查在18世纪末期开始成为国家建构手段的动力之一(Anderson,1988;Patriarca,1996)。

  通过社会调查来掌握民情,亦是自由主义的国家理论中所谓知情政府(informed governance/knowing state)的一部分。如我们在下一小节将讲述的那样,在不列颠政治里面,将社会调查视为国家治理的组成部分,从18世纪末开始一直延续到维多利亚时期(Collini et al.,1983:18)。在这种社会改良意味浓厚的调查中,社会调查实则是理智清醒的“立法科学”(science of legislation)的一个组成部分(Winch,1993:65)。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个理论传统,透过托克维尔对民主制的深刻反思,成为更具批判色彩的工业时代社会调查的基础思想(Drolet,2003;崇明,2008)。

  早期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调查运动促成了“实地调查者”(fieldworker)对特定社区或地方的深入描写取代了相关部门以“问询”(interrogatories)取得的信息,从而使得“人群的生活”成为调查的真正对象(Abrams,1968:18;Bulmer,1991:16)。但至此之后,社会调查的两个层面开始出现分化:专注于特定社区状况的社区民族志(community ethnographer)和统计数据的提供。后者在19世纪中期仍集中由地方官员和机构掌控。对前者来说,随着工业革命在英国的展开,改良论和道德统计式的社会调查催生了大量亲无产阶级的专门调查,“志愿调查者”的视角开始越来越多地加入了劳资批判和阶级分析。⑤但同时,社会调查也从笼统的道德关怀分化为针对特定社会人群(如移民),或是特定类型的社会组织(如法国的小家庭工业)的更为专门和深入的调研(Yeo,2003:91)。介于政府和纯粹志愿者之间的调查组织,特别是以“统计”和“社会科学”为名的调查研究组织开始出现,典型的例子是不列颠社会科学促进会的成立(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Sciences,1857年)。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后期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调查非常坚定地走向了对特定地点和具体社区的整全的观察。其代表是布思(Charles Booth)于1886年开始在伦敦针对贫困,越轨和犯罪进行的调查(Booth,1903;Cullen,1975;Goldman,2002)。布思说得很明白,这样的调查虽然强调田野工作,力图在“个人道德”之外找到精确量度贫困这一“社会事实”的办法,它仍然是道德改良的一部分,和历史或系统地分析产生贫困的社会过程的“社会”分析有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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