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社会学
定位和定向:我国生育政策未来
2018年03月31日 12:21 来源:《探索与争鸣》  作者:任远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任远,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33

  内容提要:“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意味着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一是“转变方向”,从以控制生育为导向的生育政策,转向一定程度的鼓励生育;二是“转变体制”,进一步放松对生育数量的行政调控和数量管控的生育管理,逐步向“全面放开、自主生育”的生育制度转型过渡;三是“转变内容”,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需要从管理到服务,从以对家庭生育行为的管控为主,转向完善家庭生育的公共服务配套和社会支持,努力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关 键 词:全面二孩/生育政策/计划生育/自主生育/配套服务/社会支持

  考虑到当前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在1.5左右,“全面二孩”政策对于生育政策调整就构成了一种“质变”,是抛弃了降低生育率和控制人口的生育政策思路。修订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法》确认“国家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子女”,形成了一种相对来说鼓励生育的政策。在2016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以后,可以说中国正在日益进入促进“生育友好”的社会。但是,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全面二孩”的生育政策?“全面二孩”以后生育政策是否还需要改革、如何改革、什么时候改革?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充分发挥“全面二孩”政策效应、实施“全面二孩”鼓励生育政策等讨论中,生育政策的未来发展似乎在决策的把握和公众关怀中散乱和模糊了。由此,我们应用历史的眼光重新思考“全面二孩”政策的定位和定向。

  “全面二孩”后仍然处在低生育率水平

  “全面二孩”政策也是计划生育政策的一种政策安排。从1980年代以来,中国实行以独生子女为核心的行政调控的计划生育政策,从2010年代以后才开始政策的主要调整。

  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根本原因有二:一是我国计划生育的实行是为了应对人口增长过快而经济生产力水平较低的矛盾,通过对生育的“刹车”和控制人口,来缓解人口和发展的紧张关系。而随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人口和发展的不平衡关系已经逐步缓解,通过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已经显得不必要。二是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中,以及伴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干预,我国很快完成了人口转变。1990年代以后,我国生育水平已经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在本世纪以后,我国完成了人口转变,进入低出生、低死亡的人口再生产状态。那么,以独生子女为核心的生育控制和人口总量控制的任务已经完成,生育政策需要发生改变,从而适应后人口转变时期的人口格局和未来人口变动,实现人口变动的内在均衡,以及保持中长期人口变动与国家发展之间的良好关系。如果说在“人口转变”时期考虑的是通过降低生育率来控制人口增长、收获人口结构红利;在“后人口转变时期”,人口变动的态势和人口问题的特点都发生了变化,则需要担心长期低生育率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因此,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以后,我国逐步改革计划生育政策,从分区域全面实行“双独二孩”,到2013年底以后执行“单独二孩”,2016年以后开始实行“全面二孩”。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了一年,虽然政策的实施效果还需要进一步观察,但从公布的基础数据看,卫生部门公布2016年出生人口数量是1846万,统计部门根据千分之一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2016年我国出生人口数量是1789万。基本上说,“全面二孩”政策后比2014年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以前的每年出生人口增加200万左右。生育政策改变对于生育增长的效果实际上是不高的,基本上是低于前几年学界和政府关于“全面二孩”政策调整后对生育增长影响的主要研究判断。

  而且,我们还不能简单地认为“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就是每年新增了200万出生人口。因为按照笔者的研究[1],1986~1990年,在1962~1970年出生高峰推移的影响下,当时每年出生人口本身就比之前年份升高较多,基本年出生人口达到2400~2600万。六普数据显示,我国女性的平均生育年龄是29.13岁,那么人口在2014~2019年时,由于人口队列推移的影响,自然就会比之前若干年份有一定的出生增加。因此即使不考虑“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变化的影响,我国的年出生人口数量在“十三五”时期中也会有一定提高。2014年以后年出生人口数量的“增长的波”比预想得更低,进一步说明了1980年代以后新出生人口队列的生育水平有显著下降,同时也提醒我们不应将2016年及未来2~3年出生人口增长完全归因于“全面二孩”政策的生育效应,以及不必因为2016年和未来2~3年出生人口数量会有一定增长而过分担忧,避免将队列推移效应带来的生育反弹过度,归因于生育政策调整所带来的生育波动。总体上看,“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对于生育水平的影响是较低的,我国人口已经进入了稳定的低生育率的时代;而稳定的低生育率水平对于中长期的人口和发展的有效平衡,并不是良好的局面。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后仍然维持的低生育率的水平,也说明人们的生育观念确实发生了变化。人口生育意愿本身是低生育水平的,按照侯佳伟等[2]对1980~2011年间我国227项关于人口生育意愿的研究,2000年以后我国人口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基本在1.6~1.8之间,生育行为保持在更加低的水平。在长期低生育率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影响下,“独生子女文化”已经被认为是“现代的”,而且现代性所支持的个人主义进一步强化低生育乃至不生育的生活方式。贝克尔所说的生育的成本效益分析,能够很好地解释当前我国人口低生育率的现象,例如极高的教育成本、托幼托育的成本、家庭养老的压力、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率对生育的挤压作用,等等。而“全面二孩”政策后的低生育水平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伊斯特林所说的相对收入假设。考虑到近年来的经济增长放缓、生活成本的迅速提高(特别是住房成本),相对于1950~1970年代出生人口在改革过程中的财富膨胀效应,2010年代后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青年人口财富积累困难,以及对未来发展不明确的预期,可能也会进一步削弱人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

  在“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的影响下[3],从1990年代后期以来,社会经济因素已经越来越对我国生育率下降发挥主要作用,计划生育政策因素对于总体生育水平下降的作用逐步下降,以至于可以认为,本世纪以后生育政策对于生育水平的下降几乎是不起作用的。因此,生育政策向“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乃至“全面放开、自主生育”的放松,对于人口的终身生育水平实际上也不会发生太大的影响。“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后的持续低生育率水平,说明对生育数量直接行政干预的政策,对于人口生育行为的干预效果已经并不显著,人口的生育行为更主要受到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对于人口生育行为的调控和引导,也越来越需要依赖间接的和综合的社会经济政策发挥作用。

作者简介

姓名:任远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孙志香)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QQ图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