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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晚年的思想转向
2017年10月20日 08:28 来源:《社会》 作者:周飞舟 字号

内容摘要:摘要:本文是对费孝通先生晚年思想转向之成因的研究。费孝通晚年的研究强调理论与实践并重,力倡"文化自觉",由早年注重西方文化变而偏重于中国传统文化。关键词:费孝通社会学方法论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是一个不断对自己进行反思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一、志在富民: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研究在1980年重新获得学术研究和参与国家政策研究的机会时,费孝通先生已经年届七十,他当时表过一个态,要用10年的时间将在反右和文革期间失去的20年“补回来”,完成以前未完成的“两篇文章”(费孝通。二、多元一体:民族与边区开发研究民族和边区研究是费孝通先生“两篇文章”中的另外一篇,构成了他“第二次学术生命”的重要部分。

关键词:费孝通;先生;研究;反思;方法论;民族;中国文化;农村;心态;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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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文是对费孝通先生晚年思想转向之成因的研究。费孝通晚年的研究强调理论与实践并重,力倡"文化自觉",由早年注重西方文化变而偏重于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对费孝通晚年著作的详细考察,本文认为,费孝通的思想转向是他在对中国现实社会的不间断的调查、实践和反思中形成的。这种思想转向是一种"社会科学"的转向,而不是文化立场的转变。本文以四个部分来论述这种转向的发生。前两个部分讨论费孝通晚年谱写的"两篇文章",即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研究、民族和边区开发研究。在这两个领域的经验研究中,费孝通都遇到了社会学和人类学上的挑战,他发现:乡村工业、民族和边区的发展都不只是经济社会政策的问题,甚至也不是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问题,而是和其背后"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心态和文化有关。如何把握这些心态和文化,是本文的第三个部分,即费孝通晚年社会学方法论的主要内容。费先生从英国人类学家Leach因《江村经济》所提出的两个方法论问题入手,在生命的最后十多年里展开了漫长而严谨的反思。反思的结果一方面是对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新看法,也是对上述两个经验问题的总回答,另一方面是对"文化自觉"理论的方法论补充。本文的最后一个部分讨论的是费孝通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晚年如何身体力行,在"差序格局"中"推己及人",延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是为真正的"文化自觉"。

  关键词: 费孝通 社会学方法论 文化自觉

  费孝通先生是一个不断对自己进行反思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他生活在纵贯晚清、民国、新中国的三个时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生活在中国社会“三级两跳”的历史时期,在这样一个激烈变化的时代,他的思想之深邃与他晚年从不间断的学术实践与反思是密不可分的。这使得他晚年的思想在不断变化之中,也与早期思想呈现出很大的差异。从表面上看,这些差异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首先,是从看重实践转变为实践与理论并重。费先生早年有志于学医,后来很快转向社会科学,因为“人们的病痛不仅来自身体,来自社会的病痛更加重要”,他的理想就是要“学社会科学去治疗社会的疾病”(费孝通,1987c:387)。这种救世务实的想法贯穿于费先生一生大部分的时间,因而他在学科问题上格外强调实践,晚年转向强调理论和文化的变化实际上也正是来源于对学术实践的反思。这方面的转变表现在费先生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上,可以费先生对严复和伊藤博文的看法为例。

  中国的知识界有着“严伊同学”的传闻。两人同赴英伦学习海军,结果回国后,一从事于翻译与思想,一从事于维新与富国强兵之实务,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多以为严复“比伊才高”但功业实逊于伊。费先生说他最早无条件地接受这个说法,在看过严氏译著之后,则产生了“严胜于伊”的想法:“功虽显赫,昙花易逝;言留于世,流久弥长”(费孝通,1982g:418-419)。但是从“文化大革命”时期起,费先生的看法发生了改变:“我觉得个社会的生产技术不改变,生产力发展不起来,外来的思想意识生不了根,会换汤不换药,旧东西贴上新标签。从这方面着眼,严逊于伊了”(费孝通,1982g:419)。书和理论固然重要,“我们也有一个风气,书中出书,……书,书,书,离不开书,很少到实践里去。我很崇拜的严幾道先生也没有脱离这么个传统,他没有把真正科学的、实践的精神带回来,带回来的是资本主义最上层的意识形态的东西。”(费孝通,1982a:229) 这是1982年的思想。到1993年,在《略谈中国社会学》一文中,费先生又提到严复的事情,但是这次的看法却是“严远胜于伊”了:“事过百年重评再估,不能不体会到严氏的选择具有深意。他似乎已洞察到思想意识在社会演进中的关键作用。西方文化的勃兴从表面上看是它的坚甲利兵,而其科技的基础是在还是19世纪的启蒙思想,而《群学肆言》即是其中的一块基石。……改革社会的风云从此风靡全国,不能不承认严氏的远见超众。”(费孝通,1993:246)。

  其次,是从看重西方文化到中西文化并重,并越来越偏重中国文化。费孝通先生以新式教育启蒙,早年接受的是新式教育,国学基础不够牢固,1中学也是留学生办的新学。“接着上了教会办的大学,从东吴转到燕京,又进了清华研究院,并再去英国留学,一生受的教育都是西方文化影响下的‘新学’教育”(费孝通,2002c:346)。以西方学术训练的眼光观察中国社会而得到的创见使得费先生成为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最为重要的奠基人之一。其中,他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两个概念“差序格局”和“社会继替”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但是,费先生晚年对这两个概念都作了深刻的反思,其理解和阐释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下面以“差序格局”概念来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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