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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社区视野下的旧城空间 ——以H市一个流动人口社区为例
2017年09月07日 09:56 来源:《社会发展研究》 作者:高云红 尹海洁 字号

内容摘要:具体到本文所分析的流动人口聚居的社区,我们认为社区空间实践的多元主体不仅包括社区居民(行政管理范围的直接成员),而且也包括城市和社区管理者、临近社区的居民、从经济与社会意义上相关联的社会成员以及在社区内居住但不具有市民身份的城市流动人口。本文具体研究的是旧城空间中三种不同行动者的多元立场和实践,这些社区行动者包括城市规划者和居住在本地社区的市民以及作为社区空间主要使用者和占据者的流动人口。二、空间中不同主体的立场与实践“繁华小区”中的空间主体主要包括城市规划者和管理者、市民(包括临近社区的市民和居住在本地社区的市民)和流动人口。

关键词:流动人口;社区;市民;旧城空间;实践;居住;生活;废品;管理者;小区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本文以一个旧城空间的具体实践为例,区分了该空间中三种行动者的立场和实践:城市规划和管理者以及普通市民持有极端现代主义立场,坚信旧城空间需要被清除,转化为一种新的城市秩序;居住在旧城空间中的市民则持有更为复杂和矛盾的立场,作为城市的底层群体,他们关注社区空间的交换价值,却难以改变自己的生存境遇,同时保持对旧城空间和流动人口的排斥;流动人口则将旧城空间构建为生产和生活的空间,使之成为进入城市的“落脚社区”。最终,旧城空间的多元立场与实践表明其城市化意义及对城市多样性构建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极端现代主义 社会空间 多元社区 落脚社区 城市多样性

   作者简介:高云红,哈尔滨商业大学社会工作系;尹海洁,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社区治理研究”(项目主持人:郑中玉;项目编号:12CSH039)的阶段性成果。

  根据联合国人居署(UN-Habitat)的数据,已经有过半的世界人口居住于城市,在未来20年,居住在城市里的人口将超过60%(Habitat,2008:iv)。然而伴随着发展中国家急速的城市增长,贫民窟、棚户区、城中村这类空间却没有减少,而是惊人地密布于地球(Habitat,2003)。城市化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包括如何看待旧城空间在城市中的地位与作用。以极端现代主义立场对旧城空间的清除行动并没有建立“没有贫民窟的城市”(Gilbert,2007),反而产生空间的后续效应(顾朝林、盛明洁,2012)。显然,城市规划中的极端现代主义对旧城空间的态度和处置显得过于简单和粗暴。在这种语境下,超越极端现代主义的规划理念,从多元社区理论立场来看待旧城空间的多元价值与实践,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理论基础与个案选取

  (一)多元社区的理论视角

  在滕尼斯等古典社会学家那里,社区正不断在理性化的现代发展过程中被一种“理性”的社会关系所替代。20世纪的社区理论家们则提出了一种新的观念,也就是认为,社区正在从一种作为社会团结类型的存在转向一种个体化的“私人社区”(personal community)(Wellman,1982,2001)。这种“私人社区”指的是“一种重要的、非正式的、基于个体角度所界定的‘社区纽带’的社会网络”(Wellman,2001)。基于20世纪后半期西方人在社区中的纽带不断减少的趋势,后来的学者也倾向于对社区发展的现状持有这种个体化的认识(帕特南,2011)。总的来看,无论是由于新的信息媒介,还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等社会因素的影响,很多西方学者通常认为,集体团结正在让位于个体的社会网络的建构。

  但是,社区的发展在现代化过程中并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也不简单的是一个全球化和同一化的过程。有学者指出,从社区实践的维度上看,基于嵌入性立场,不同的社会系统和结构必将对社区结构产生实质影响,因而中国的社区发展并不是一个西方化“私人社区”的归宿,相反,必然是一种多元社区的结构与趋势(郑中玉,2012)。多元社区立场首先强调的是基于中国的社会结构与历史,社区发展的类型多元化,这些类型包括基于传统的社区、快速城市化造成的村改居式的社区、基于市场而形成的商品化社区,以及单位制社会转型过程中路径依赖产生的单位社区。多元社区立场的另一种含义指的是,同一个社区内社区实践和社区兴趣的多元化。有学者将这种意义上的多元社区实践区分为三种:嵌入、脱嵌、越位(郑中玉,2012;郑中玉、梁本龙,2016)。嵌入型社区实践表现为社区成员在工作之外的生活基本上嵌入于这个物理社区之内。脱嵌型社区实践则表现为一种社区个体化倾向,体现了社区的“脱域”。这种社区生活实践并不依托物理化和地方化社区,而是依托于个人的社会网络。越位型实践表现为一种跨越边界的社区生活,这种跨越边界包括物理意义上和虚拟空间中流动空间的边界。地方社区边界之外的人也参与到本地社区的生活之中。

  多元社区的后一种含义,特别是越位型实践的提出表明,社区的实践主体并不局限于“社区辖区”内的居民。这引导我们关注同样不是管理意义上的“辖区居民”的流动人口的社区实践。有学者的研究表明,在流动人口聚居的社区流动人口①常常作为政府、开发商和城市居民之外的“第四方群体”(赵晔琴,2008)被排斥在实践主体之外。在这样的社区,流动人口是真正的空间使用者,但是他们并没有被赋予市民身份,并不具有市民身份所“包含着的可以获致的权利资格与正当性”,也不如市民能够“享有更多的政治与社会权利”(秦阿琳,2013)。他们被看作城市发展的“局外人”(Fan,2002),被刻意排斥在城市发展的图景之外(尹海洁、高云红,2015a)。从多元社区理论立场出发,我们关注了流动人口的空间实践的主体地位。具体到本文所分析的流动人口聚居的社区,我们认为社区空间实践的多元主体不仅包括社区居民(行政管理范围的直接成员),而且也包括城市和社区管理者、临近社区的居民、从经济与社会意义上相关联的社会成员以及在社区内居住但不具有市民身份的城市流动人口。社区实践的多元主体表明了社区的复杂性。比如,奈仓京子对一个侨乡社区的研究提示我们,我们常常将侨乡社区和当地(或外部)居民二元化,实际上侨乡社区具有远远超出局外人想象的群体认同复杂性和多元性。华侨农场“是由多元群体组织而成的复合型多元文化体系,内部每个群体独立存在,互相保持界限”(奈仓京子,2010:36)。与此相似,我们强调的是,这种社区的多元实践体现在不同的社区行动者对旧城空间的复杂立场和实践之中。本文具体研究的是旧城空间中三种不同行动者的多元立场和实践,这些社区行动者包括城市规划者和居住在本地社区的市民以及作为社区空间主要使用者和占据者的流动人口。

  (二)个案选取

  本文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均基于课题组在H市“繁华小区”中的参与观察及深入访谈。在为期一年半的田野调查中,课题组访谈了大量在此社区居住的流动人口、社区居民、邻近社区的城市居民、居委会干事、拆迁办工作人员,以及通过居住在此社区实现向上流动的前“流动人口”。“繁华小区”位于城市核心区域,由常年污染的河沟边缘分布的两个狭长三角地构成。“繁华小区”是一个密集的平房区域,最初是几个单位的职工聚居地,之后居民为了应对人口增长,不断非法扩建。由于其位于H市规定的内河红线之内,面积狭小,土地和房屋归属复杂,缺乏整体开发的价值,长期处于城市更新、规划与商业开发视野之外。在住房商品化、人口流动政策松绑的背景下,具有经济能力的大多数原有居民陆续迁移到其他城市区域,将“繁华小区”租给流动人口。“繁华小区”逐渐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低廉的房屋租赁市场,而流动人口接替原有居民成为此社区真正的使用者,与极少数滞留在此的本地市民共同生活。这些流动人口占了“繁华小区”总人口的95%,在此社区居住的最长年限为20年,常见的在5年到10年之间,还有陆续到达的新移民。流动人口以来自安徽、河南、山东等省人口为主,绝大多数从事废品回收行业,建立了较为成熟的废品回收低端市场。他们将回收的物品进行精选、区分和进一步处理,因此这里也是他们的生产场所。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流动人口及其家庭最终将“繁华小区”打造成生活和生产一体化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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