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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个体与普遍历史 ——历史主义脉络中的社会变迁
2017年08月15日 09:11 来源:《社会》 作者:李荣山 字号

内容摘要:孔多塞和杜尔哥等法国启蒙思想家主张线性进步论,赫尔德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发展进步论。一)对线性进步论的批判线性进步论是赫尔德在社会变迁问题上的主要攻击对象。二)发展进步论在批判线性进步论的基础上,赫尔德提出了他的发展进步论。在《另一种关于人类形成的历史哲学》和《人类历史哲学观念》中,赫尔德确立了一条发展的大致谱系:古代东方诸民族—埃及—腓尼基—希腊—罗马—中世纪—现代欧洲诸民族。一个民族或时代如何通过包含形成全新的民族精神或时代精神呢?或者说,突变的动力是什么呢?从赫尔德的表述中,可以找到两种主要的动力:一种是民族或时代内部的自然生长力,或者后来黑格尔所谓的内因,这是突变的主要动力。

关键词:赫尔德;进步;启蒙;目的论;单子;历史主义;民族精神;历史哲学;形成;变迁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发端于18世纪的德国历史主义思想脉络中,包含着一种从历史个体到历史个体的普遍历史解释模式。这种独特的社会变迁思想是在同启蒙思想的对话中确立起来的。起先包裹在天意历史论的目的论外衣中,后来历史主义的发展逐步脱去了这层外衣,在解释社会学传统中演变成了一种经验科学意义上的独特社会变迁思想。随着社会理论对韦伯的去历史化,蕴含在解释社会学中的这种社会变迁思想逐渐被淹没了。有鉴于此,本文将在赫尔德以来的历史主义脉络节点中梳理这种社会变迁思想的形成。

  关键词:历史个体 普遍历史 历史主义 社会变迁  

    作者简介:李荣山,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

    标题注释:本文获得201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韦伯比较历史社会学的方法论基础研究”项目基金支持资助(项目批准号:16CSH005)[This article was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16CSH005)] 本文曾在“第五届社会理论工作坊”(上海大学,2016年10月)上宣读,感谢与会师友的批评建议,特别感谢赵立玮、王楠、杨璐、张巍卓等师友的意见。文责自负。

  一、引论

  “身为现代欧洲文明之子,在研究普遍历史问题(Universalgeschichtliche Probleme)时,总会不可避免地和理所当然地问到如下特殊问题:哪些情境因素共同作用产生了那些在西方,而且仅仅在西方出现的,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至少我们倾向于认为)具有普遍的意义和有效性的文化现象?”(韦伯,2010:1)这是马克斯·韦伯在其《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绪论”开篇中的第一段话,也是他毕生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在笔者看来,这段话至少包括三层含义:

  首先,“仅仅在西方出现的”特殊文化现象,包括西方的科学、西方的史学、西方的艺术、西方的建筑、西方的学科组织、专业化的文职官员、西方意义上的国家等等,也就是“西方文明的独特性”,是指历史个体(historische Individuen)。其中“最能决定我们现代生活之命运的力量”,或者兰克所谓的“大趋势”(groвen geistigen),乃是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也是韦伯关注的焦点。

  其次,某些历史个体具有的“普遍的意义和有效性”,指的是“普遍历史”意义,或者说“普遍文化史”(韦伯,2010:9)意义;此时的“普遍”,不是历史哲学目的论意义上的,而是经验效果史意义上的;现代的“大趋势”不是以往历史滚滚奔来的目的,而是在事实上的普遍通行,比如理性化和资本主义的扩张。

  再次,历史性社会研究的主要任务是揭示从历史个体到历史个体的变动,特别是从大趋势到大趋势的变动,以彰显其普遍文化史意义。揭示从历史个体到历史个体的变动需要诉诸起源研究。“普遍文化史的核心……问题最终必定关涉西方中产阶级及其独特性的起源”(韦伯,2010:9)。一个历史个体是由哪些历史个体引起的?回答了这个起源问题,也就等于理解了历史个体的文化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起源解释即是意义理解。所谓起源解释,就是要确定历史个体之间的因果关系,这是理解或解释的真谛(李荣山,2010)。但是,韦伯也看到,一个历史个体是诸多“情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一个历史个体的形成是多个历史个体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在解释资本主义的起源时,他用一种整体的思维,综合考量了经济、政治、法律、城市、宗教等多种因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虽然同意马克思在生产力和资本主义之间建立的因果关系,但却不赞同马克思的决定论。然而,与兰克类似,他认为在无数的历史个体中,存在着“大趋势”。在现代,最大的趋势就是理性化(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兴起;而对这个“大趋势”有重要影响的一个“大趋势”乃是宗教改革。因而,在这张因果之网中,他的重心是确立宗教改革和资本主义这两个“大趋势”之间的因果关系。确定了“大趋势”之间的因果关联,就等于确定了其普遍文化史意义。

  本质而言,用起源视角来解释从历史个体到历史个体的变动,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变迁思想,主要是在历史主义脉络中,经过漫长的发展逐渐形成的。其独特性在于:一方面,历史哲学(无论是法国启蒙历史哲学还是早期德国历史主义)带有浓厚的目的论,而它是一种摒除目的论的经验科学思想;另一方面,在经验科学层面上,以自然科学为模本的实证主义的宗旨是探索共相的变化,而它的宗旨是探索殊相的变化。这种认识旨趣的形成,与德意志现代性发轫之前的状况有关。18世纪的德意志,政治上是“一片荒漠”,呈现出“小邦割据状态”;经济上为后发状态,在发展资本主义方面远远落后于英、法、荷等国。德意志本质上是一个文化民族,文化是她的主要纽带。面对这样的局面,早期历史主义试图坚守文化意义上的民族共同体,拒斥基于契约精神的理性国家和资本主义社会背后的原子化个人主义(李荣山,2015)。表现在认识领域内,就是对启蒙理性以及后来的实证主义一般化说明的反叛。然而,在后韦伯时代,随着社会理论对韦伯的去历史化,蕴含在解释社会学中的这种独特的社会变迁思想也逐渐被淹没了。有鉴于此,本文将在赫尔德以来的历史主义脉络节点中梳理这种社会变迁思想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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