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费孝通先生的社区研究中,生计问题一直是其最主要的关注点。费孝通先生早期范式和晚期范式的主要区别,一个在于其分析单位的层次上,另一个则在于架构其理论范式之理论要素的延续和变迁上。在当代语境下接续先生村庄生计研究的传统,我们会看到,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乡土社会经历了收缩与扩张、衰败和兴盛的多个历史循环,而国家意图则始终扮演着重新定义乡土社会的命运、从中汲取资源并施加控制和动员的强势角色。90年代以来因为单一目标出台的国家政策实际上具有扩散的、长期的,甚至是“未预期的”社会后果,它们或者潜在地导致了“乡村空心化”,或者潜在地抵制了“乡村空心化”,或者两个效应兼而有之。年轻一代乡村居民追求城市生活方式和生活品质的强烈心理需求、流动中的乡村居民其内心情感世界中源于乡愁的地域内聚力,以及在城市生存环境持续恶化的前提下,对城市相对于乡村的较高文化和审美价值的怀疑和颠覆,构成了挑战“城乡二元性”的三重社会心理认知现实。这为我们预测中国式的“逆城市化”趋势,多少增添了一些具有证据意义的心理支持。而发生在当代乡村社会的一个新型的现金内部循环、农户家庭生命周期视野下的新型代际分工、劳动力的全球流动、文化和体验的商品化以及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快速扩张等社会变迁趋势,构成了我们观察乡村生计的新的窗口。

　　关 键 词:村庄生计/费孝通/乡村空心化

　　标题注释: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重大研究项目“青年流动人口的城市适应:生存战略、整合技术和亚文化实践”(14JJD840002)的中期研究成果。

　　一、引言

　　在费孝通先生的早期学术生涯中,社区研究始于大瑶山的六巷[1],但最有名的当然要数江村[2]和云南三村[3]。在这些社区研究中,生计问题一直是最主要的关注点。费先生的问题是,在国际政治经济势力入侵中国并重塑其政治经济版图的时候,中国乡土社会拥有什么样的资源和要素,拥有什么样的文化适应能力,来应对经济上的衰败和生计结构的崩塌?江村研究获得的一个主要理论线索,就是江南水乡原有的“工农相辅”的生计模式,经由贸易上的不平等竞争导致佃农破产,经由土地兼并导致农民生存资源丧失(表现为发达的不在地地主制),进而导致了乡村人口向能够直接提供现金的现代工业部门转移;而人口的减少,以及留存人口的逐渐赤贫化,又导致乡土社会中各类社会制度(如宗族、文化信仰体系、手工技艺传承,甚至通婚活动)的活动密度大大降低,最终表现为乡村社会的凋零。这样一个社会过程,似乎在最近30年里也出现了,只不过造成这一社会过程的主要结构性社会力量,不再是国际资本主义扩张和本土社会抵抗这一主要线索,而是两个更为内部性的因素,即不平衡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国家政策及其强制性诱导所带来的“未预期的”社会后果。这样一来,我们便可以理解接续费先生所开启的村庄生计研究范式所具有的当代意义:作为一个经常被外部社会力量所形塑的“弱势文化领地”,在当代语境下,乡村社会(村庄)生计范式的革命性变迁,可以借力的结构性资源和文化—能动性资源,分别都有哪些。这是本文的主要话题,它的部分思路已在今年笔者发表的一篇论文[4]中讨论过。

　　二、费先生的村庄生计研究:一个历史脉络

　　1936年夏天的江村正处在一个重要的结构性位点上:土地权的集中和乡村手工业的凋敝使得这个历来属于鱼米之乡的太湖流域村庄,稍稍显露出衰败的气息,而蚕丝业的改良、机器生产的引入和生丝运销合作社的出现,作为由外部知识分子引入的内生性社会变革,则使之成为村庄层次的“积极社会回应”(positive societal response)的一个典型案例。江村研究的理论意图,是在解释一个村庄的土地制度(地权集中和发达的不在地地主制)与其直接社会后果(生计困难和人口外流)之间的关系。费先生的理论判断是,与全球化商业体系的近距离接触,以及都市商业力量的强势入侵,造成江村本土手工业崩溃、农户生计艰难,导致农户家庭财政危机,并由此造成地权的流转和集中,转而进一步使农户家庭陷入生计困境,使乡土社会整体凋敝。1939年后接续的云南三村调查,起源于先生希望对从江村获得的这个一般性理论假设进行检验,主要的理论目标在于检验从江村得出的理论命题——村庄的土地分配状态(它是测量乡土社会平均福利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否和该村庄与现代工商业(也即掠夺性的资本世界)的社会文化距离直接相关——的外在效度。图1例证了江村研究和云南三村研究的理论一致性[4](图题为笔者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