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道格拉斯看来,风险乃是一种“集体构念”,它在社会过程中形成,是人们选择性关注的结果。社会过程和群体动力决定着个人的风险认知,共享的社会价值影响着人们对于风险的认定。道格拉斯的风险文化研究更多关注风险感知、选择和接受的文化背景,或者说是风险背后的道德、政治因素。透过检视这一文化分析传统,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风险”概念之本质,并有效拓宽我们审视当前社会风险的视野。

　　关键词:风险;风险社会;风险文化;“集体构念”

　　作者简介:鲍磊(1982—),男,博士研究生,副研究员,从事社会理论与文化社会学研究。

    在风险的话语权之争中,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显然不敌以“风险社会”理论走红的贝克,尽管她被视为社会科学领域中风险研究的开先河者。个中缘由,或许是她没能像贝克那样,提出一个虽然片面但不乏深刻同时又能激起现代人共鸣的概念。或许受限于学科出身,其著述充斥着偏远部落社会的例子,这不免让人产生疑问:“异国情调”的人类学观察与现代社会风险有何关联?但在“风险社会”理论热潮中,在风险景象笼罩整个世界上空的当头,道格拉斯的文化分析传统被重新激活。拉什更是从中提炼出“风险文化”(Risk Culture)概念,试图取代“风险社会”。当然,更重要的在于,这一文化分析路径让人们认识到:风险“不仅是一个技术和组织难题,而且有着重要的文化内涵”[1]。

　　在一个危机四伏、人人自危的高风险社会中,“风险社会”理论一经引入中国,便很快大获流行。这一关于社会转型与变迁的理论,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某些契合点,不少学者便拿中国的情形直接与之对应,并在该语境下开展研究。已有学者提请我们注意“中国风险社会”与“西方风险社会”“世界风险社会”之差异[2]。其实,即便是对于“风险”概念本身,各方也都在积极争夺定义权与诠释权。而综观国内学界,往往偏执一隅,存在着将风险问题化、事件化的现象,对于风险的建构性关注不足,对风险观念背后的文化、道德和政治因素缺乏考量。本文意在检视道格拉斯开创的风险文化分析传统以更深入地理解“风险”概念之多重面向,借此有效拓展我们审视当前社会风险的视野。

　　一、风险概念之开发

　　道格拉斯真正论及现代风险是在1970年,她在伦敦当代艺术研究所做了题为《环境面临风险》(Environment at Risk)的报告。之后,她搁置了这一议题。直到1982年(比《风险社会》早四年),才与美国政治学家阿伦·维尔达夫斯基(Aaron Wildavsky)合撰相关著作《风险与文化》(Risk and Culture)。鉴于该书受到的质疑颇多,她于1985年出版《社会科学中风险可接受性研究》(Risk Acceptability According to Social Science)一书,试图为之提供理论基础。她后续发表的系列相关论文,多收录在1992年的论文集《风险与责备》(Risk and Blame)之中。但在述及风险的文化论传统时,则要归到她1966年的成名作《洁净与危险》(Purity and Danger)。

　　显然,此时道格拉斯还没有自觉到现代风险议题,她更多是透过对原始部落文化的观察,展现人类存在的集体本质及道德秩序问题。那么,对原始部落的探讨如何与现代社会的风险产生关联呢?“人类学对于偏远部落的文化探讨与现代社会有关吗?毕竟我们今天面对的许多风险是史无前例的技术风险”[3]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