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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与风险控制:回到实践中的中国社会
2015年06月25日 16:04 来源:《社会学》2015年04期 作者:仇立平 刘博 肖日葵 张军 字号

内容摘要: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延续至今的中国社会转型研究已成为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研究的重要领域和跨学科的研究对象。在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关于社会转型形成了几种较具代表性的观点,其中更多的研究主要着眼于社会层面,但这种社会中心论极有可能引致社会学研究的失衡。对于当下的研究而言,必须“找回国家”或者至少把国家和社会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才能全面认识“国家”在社会改革中的重要意义,使社会学研究走向新的平衡。

关键词:社会转型;社会实践理论;风险社会;国家与社会

作者简介:

  摘要: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延续至今的中国社会转型研究已成为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研究的重要领域和跨学科的研究对象。在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关于社会转型形成了几种较具代表性的观点,其中更多的研究主要着眼于社会层面,但这种社会中心论极有可能引致社会学研究的失衡。对于当下的研究而言,必须“找回国家”或者至少把国家和社会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才能全面认识“国家”在社会改革中的重要意义,使社会学研究走向新的平衡。

  关键词:社会转型 社会实践理论 风险社会 国家与社会

  作者简介:仇立平,1950年生,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博,1983年生,社会学博士,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副教授;肖日葵,1983年生,社会学博士,厦门大学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助理教授;张军,1974年生,上海大学《社会》编辑部编辑。

 

  找回国家: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视角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延续至今的中国社会转型研究,已经成为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研究的重要领域和跨学科的研究对象。在中国社会学研究中,以下学者观点较具代表性:

  郑杭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社会转型的概念,提出“新现代化”理论,①2006年他又进一步提出“广义转型论”,以现代性的长趋势和大尺度的历史视野,研究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践。②

  与此同时,李培林建立了自己的“社会结构转型论”,认为社会结构转型是资源配置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专注于对非正式制度、关系性社会结构等问题的经验研究和理论拓展,李培林及其团队在“社会结构转型论”框架下形成了由宏观到中观及至微观的系列研究。③

  孙立平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研究兴趣也逐步转向中国社会结构变迁,提出了“总体性社会”、“总体性资本”、“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活动空间”等重要概念和理论。进入21世纪进一步形成“实践取向的社会转型理论”。④

  黄宗智较早提倡从布迪厄实践理论出发研究中国社会,主张从实践认识出发,再提高到理论,然后回到实践去检验。⑤周晓虹认为西方社会的“传统—现代”或“国家—社会”的视角已经无法完全解释中国的社会转型,中国研究面临分析范式和立场的转换。⑥

  上述学者虽然对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旨趣各有不同,并且都具有强烈的价值倾向,但是他们都主张回到中国的改革实践研究中国社会转型,都意识到面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巨大变化,研究范式和价值立场需要转变。

  要想全面认识正在实践中的中国社会改革,社会学还应该关注“国家”层面的社会学研究。它意味着社会学研究走向新的平衡,即从偏重于社会中心理论,“重新开始对国家产生兴趣”⑦,或者至少把国家和社会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找回国家”被视为“宏观社会科学领域正在进行的一种范式转移”,因为二战后“各种各样以社会中心论来解释社会变革和政治现象的创举,变得越来越不可靠”。⑧

  在我国,一些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开始进行有益的探索。例如,渠敬东、周飞舟等进行的“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项目制”、“分税制”、“锦标赛体制”等研究,已经注意到“国家”在整个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但是,总体上,在国家的视角下研究中国社会转型还是一个比较薄弱的领域。

  毫无疑问,“找回国家”能够深入思考国家或政府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中可能产生的妨碍或促进作用。⑨它既能揭示国家发起的社会工程会带来巨大的灾难性后果⑩,也能发现“国家”在社会进步、社会发展中不可缺少的积极作用。“找回国家”才能全面认识“国家”在中国社会改革中的重要意义。

  因此,无论我们对“国家”力量之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作用如何评价,把“国家”找回来,应该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取向。在“国家”的视角下研究中国社会改革的实践,以客观的立场研究“国家”在社会改革中的作用,才有可能尝试回答“如何认识三十多年来尤其最近十余年来的中国社会改革;如何认识中国的社会转型;中国社会学的历史使命是什么”等重大问题。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试图在“国家”的视角下,对十余年来的中国社会改革进行尝试性分析。需要说明的是,过分偏重“社会中心论”或“国家中心论”都具有局限性,理想的研究应该是在研究中国社会改革的过程中,考察国家与社会是如何互动的,国家能不能具有自主性,国家在社会改革实践中是如何行动的。但是,由于实际研究的局限性,因此本文作如下规定:第一,本文假定国家具有自主性,能够主动或被动回应社会的需求。第二,中国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执政党的意志可以通过法律、法规或政策成为国家意志,本文的“找回国家”更为准确的表述应该是研究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改革实践。第三,本文主要研究最近十余年来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改革实践,即能对社会发展起到重大影响的实践活动。

  为了在理论上解释十余年来的社会改革实践活动,本文以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和贝克等人的风险社会理论为基础,试图阐述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过去十余年来要解决的最紧迫的社会矛盾是什么,保持社会稳定为什么是它的唯一选择以及如何认识中国的社会转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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