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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类学认识论与社会边缘群体研究
2015年06月24日 10:20 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作者:刘中一 字号

内容摘要:在目前的社会人类学研究中,性工作者、街头乞讨者、艾滋病患者,甚至流浪汉、城市农民工和贫困人群等等这些社会边缘群体及其暴露出来的一些社会问题越来越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成为一些社会人类学研究者关注的焦点。

关键词:边缘群体;认识论;研究;现代人类学;当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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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目前的社会人类学研究中,性工作者、街头乞讨者、艾滋病患者,甚至流浪汉、城市农民工和贫困人群等等这些社会边缘群体及其暴露出来的一些社会问题越来越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成为一些社会人类学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一定意义上,对社会边缘群体和社会边缘群体引发的社会问题的研究和关注不仅对于维护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同时也可以反映出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和人文关怀气息的浓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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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无论是强调“真实再现”的实证主义研究者对社会边缘群体的记述,还是注重“深度理解”的解释主义研究者对社会边缘群体的阐释。莫不是建基于专家学者对异己(社会边缘群体)的了解和认识之上。当然,客观上正是他们对社会边缘群体的重视,才使得“社会边缘群体研究”得以在我国目前社会科学领域内抢占了一片独特的学科空间。不过,随着调查和研究问题的逐步深入和研究者队伍的不断扩大,传统的社会边缘群体研究便逐渐遭遇到来自研究者自身和研究知识体系内部的、系统的对抗和挑战,比如传统社会边缘群体调查和研究一边鼓吹自己的科学、公正和价值无涉;一边却忽视或者说故意压制了“社会边缘群体”的声音。比如传统社会边缘群体调查和研究往往把研究对象推向不利的境地,把被研究对象(社会边缘群体)总是说成是低级的和能力不足的等等。单纯从这一点看来,就至少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重大缺陷:

  一是研究者权威主义的陷阱。传统社会边缘群体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强调社会边缘群体问题研究内容的客观性、真理性和确定性,而排斥研究者的主体性、相对性和不确定性。不仅试图通过将研究者与社会边缘群体分离开来,将研究者置于一种能够保持客观、冷静和洞悉一切的能力的权威位置上。而且将社会边缘群体问题调查和研究看成是一个抽象的个体活动,使研究者成为了一个抽象的大写的人,没有教育背景、成长经历甚至生活环境的独特特征。在这样的研究中,我们往往陷入了一个研究者权威主义的陷阱。因为在传统社会边缘群体问题的调查和研究中,社会边缘群体实际上是相对“缺席”的,对于什么是最重要的,社会边缘群体自身如何了解和认识世界等等都是以调查和研究者的文化经验和利益来决定的。但是,调查和研究者和社会边缘群体是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关心问题相去甚远。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一再地强调调查和研究者的权威地位,那么很可能就犯了一个“用逻辑的事物代替了事物的逻辑”的错误。

  二是研究价值中立的误区。传统的社会边缘群体问题调查和研究模式建立在客观绝对主义的基础上。但是,我们认为客观性、价值中立性往往不过是“皇帝的新衣”。客观性、价值中立性其实都只是自我认定的。因为文化从根本上说是基于种族、阶级、以及性别等基本范畴之上建立起来的一种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建构。这些文化经验的主导范畴将会体现在科学的语言、结构、理论、命名以及活动等等方面。这种文化的影响也必然渗透在调查和研究者的调查和研究之中,用学术化的语言讲述当地人的日常生活、用学者价值观选择和定义研究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传统的社会边缘群体问题调查和研究的客观性、价值中立等等不过以特权的形式产生的话语而已,它们不仅不能反映 “现实”,反而利用科学固有的权威性造成了某种形式的误导。

  最近以来,我们对男性同性恋者的日常生活进行了追踪研究。在田野工作的时候,我们明显地感受到强调研究者的权威地位和研究结果的价值中立的造成的问题。首先是研究者要研究的问题在被研究者眼里竟是如此不屑一顾(如果用“无聊”这个词,我想他们也不会反对)。多数的时候,每当男同性恋者问起研究者为什么要研究他们的日常生活的时候,研究者就发现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是那么拙劣。事后想来这决然不单纯是一个语言表达的问题,主要还是因为毕竟研究者和被研究者是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生活的内容和关心问题都相去甚远。男同性恋者当然不会像研究者一样能对他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产生如此的关注。因为在他们眼里,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和微不足道,完全不存在研究者看来的什么“特别之处”。当然,反过来说,研究者往往也不能够真正理解她们为什么在日常生活中会有那么多的不能被理解的举动。我们认为这种相互之间的不理解已经完全超出了“研究水平”的解释范围,而是两个话语系统或者说知识体系的自成体系或者封闭隔阂造成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一再地强调研究者的权威地位和研究结果的价值中立,那么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既然找到了传统社会边缘群体问题研究中存在的缺陷,既然已经推翻了传统社会边缘群体问题研究中研究者的虚假权威,既然已经摘除了传统社会边缘群体研究中研究者的价值中立的面具。那么我们不仅要问,社会边缘群体研究的田野工作和民族志撰写过程中,究竟谁可以成为一个知者(只有研究者可以吗)?什么样的东西是可以被认知的(只有那些‘地方性知识’或‘体验性知识’吗)?在研究者与社会边缘群体之间建立什么样的关系是适宜的(研究者必须是无私的,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抽象的个体吗)?或者说,应该遵循一种怎样的人类学认识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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