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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涂尔干对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的新构建
2014年11月28日 07:00 来源:《社会学研究》(京)2014年4期第110~131页 作者:渠敬东 字号

内容摘要:大革命后社会普遍存在的失范状态,是抽象人格和抽象政治造成的后果。涂尔干清醒地认识到,若要解决国家与社会的对立关系,就必须从民情出发,确立一种基于社会实在的社会科学和规范基础,并通过追溯法团的历史传统及其现代转变,将社会结构重新落实在职业群体之上,为现代社会个体道德和职业伦理的建设奠定组织基础。与此同时,涂尔干通过细致追查契约的历史脉络,批判了契约论视野下的抽象国家观念。现代民主制政治的形成,既不是通过个体意志权利让渡的结果,也不是纯粹国家权威的体现,而是经由职业群体作为政治的基本单位及由此形成的中介作用,通过代议制来实现国家的政治作用。正是自成一类的“社会”,为国家提供了更高的神圣基础以及超越现实政治的人类理想,从而将现代政治落实在职业伦理和公民道德相结合的基础上。

关键词:涂尔干;国家;社会;职业伦理;公民道德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渠敬东,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内容提要】大革命后社会普遍存在的失范状态,是抽象人格和抽象政治造成的后果。涂尔干清醒地认识到,若要解决国家与社会的对立关系,就必须从民情出发,确立一种基于社会实在的社会科学和规范基础,并通过追溯法团的历史传统及其现代转变,将社会结构重新落实在职业群体之上,为现代社会个体道德和职业伦理的建设奠定组织基础。与此同时,涂尔干通过细致追查契约的历史脉络,批判了契约论视野下的抽象国家观念。现代民主制政治的形成,既不是通过个体意志权利让渡的结果,也不是纯粹国家权威的体现,而是经由职业群体作为政治的基本单位及由此形成的中介作用,通过代议制来实现国家的政治作用。正是自成一类的“社会”,为国家提供了更高的神圣基础以及超越现实政治的人类理想,从而将现代政治落实在职业伦理和公民道德相结合的基础上。

  【关 键 词】涂尔干;国家;社会;职业伦理;公民道德

  一、问题的由来

  在晚近的社会理论中,无论是帕森斯以降趋于中观和微观的社会研究,还是以福柯和布迪厄等为代表的广义上的权力分析,或卢曼的社会系统论及哈贝马斯反其道行之而提出的公共领域和生活世界的概念,都似乎有意无意地表露出一种“去政治化”的思想倾向。这种“社会性”的偏好,往往喜欢预设一种国家与社会的对立结构(Habermas,1992;Lockwood,1964),或者用一种弥散性的社会权力概念或激进或舒缓地来解释政治的构成和运作机制(Foucault,1979,1980;Giddens,1990,1991),或者干脆认为一切存在均为一种流变的过程(如Bauman,1987,2000)。无疑,社会理论的凡此种种努力,都旨在寻求一种超政治的解放,由此,生活政治成为了寻求新的自由和秩序的最终依据(斯科特,2004,2007),甚至社会学家也必须承担这样的一种主体性的角色(图海纳,2012)。

  这种强烈的社会思潮,既与二战以后对于威权政治的普遍反思有关,也与批判遍及生活世界之各个角落的资本与资本的衍生物及其无所不在的隐形控制有关。而从社会研究的角度来说,也必会影响到观察和归纳、演绎与分析的基本范式。中国社会学自恢复以来,受此种思潮或范式影响颇深,长期形成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往往以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基本框架为基准(邓正来、亚历山大编,2006;张静编,1998),或是直接切入底层社会生活之中来实施社会学的干预性实践(沈原,2006)。不过,面对这样一个总体性社会转型的时代,或对于那些曾经此类转型的经典社会学家来说,纯粹以预设性的社会为基点,是很难透视政治体制及其生活样态的全部的。

  究其原因,一是因为社会学家很难对政治生活的诸多方面,特别是向上各层级的具体结构和运作机制做实地的经验调查,容易产生柏拉图所说的那种意见式的抽象判断,因而在经验认识上国家与社会的两端往往是不对等的。二是基于这样的情况,社会学家更倾向于从政治体制及其运作机制的社会效果出发,来判断后者的形态和性质,因而往往采用社会分析的概念来探讨政治领域的问题。三是产生一种研究策略上的悖论,即将政治与行政体制及其派生而成的制度视为正式制度,而在社会具体生活中运行的其他逻辑则皆不具有正式性。这样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麻烦:似乎所有的社会生活都是基于对正式制度的变通、析解或对抗而形成的,社会生活“非正式的”运行,恰恰成为了对“正式的”制度标准的“偏离状态”,从而消解了其自身的逻辑(刘世定,2006/1996;渠敬东,2013);而另一方面,则很容易形成对政治生活的制度主义解释,仿佛政治体制的运行仅遵循一种刚性结构,其间没有任何非制度化的空间,没有任何情感、道德和价值的社会成分。对于这种简单的认识,其实我们可以很容易从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政治分析(马克思,1972)和韦伯有关三种支配类型的政治学说(韦伯,2010)中找到反例。

  多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生活中政府的作用逐步加强,社会学家开始把目光转向国家治理的研究,一是向理论与历史的纵深领域推展(周雪光,2011,2013),二是逐步将经验观察深入到地方政府行为的过程中,进而揭示社会、经济与政治层面合力而形成的结构效应(折晓叶,2014)。不过,国家治理与政府行为的研究,还不能等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或社会理论关于国家构成及其作用机制的一般原理的研究。社会学的思考若要拓展到这一领域,还必须追溯到现代社会得以酝酿和形成的那个大转型时代,追溯到现代性问题得以全面产生,进而矛盾化甚至危机化的历史大格局之中,从那个时代构成的总体思考中寻找更丰富的想象力,来获得对于当前社会和政治的新的理解。

  本文的一个主要用意,是尝试回到经典社会理论家涂尔干那里,去寻找思考现代社会及政治问题的思想资源。这位甚至被后人称为“社会学主义者”的思想家,其一生的学术思考遍及几乎所有的实质问题领域,我们今天实在不该把他强行划入学科化的门类。他的时代,正值法国大革命后危机重重、疑影重重的时代。大革命既首次全面践行了现代政治的最高构想,也让民主带来了“暴政”,旧制度再次复辟(托克维尔,1992)。大革命之后,法国社会处于危难之中,极端个人主义盛行,怀疑情绪高涨,到处都是抽象的观念和成见;家庭纽带解体,经济竞争激烈而残酷,赤贫阶层大面积出现;在政治上,民众充满着暴戾之气,而上层政权因派系林立,合法性丧失,经常瞬间性地倾覆和更迭,而紧接着全社会又再次掀起要求革命的浪潮。这就是涂尔干所说的社会普遍陷入的“失范状态”(即anomie,见涂尔干,2000;渠敬东,1999)。

  面对这种情势,涂尔干所做的工作,首先是从人心、制度和政治构想上全面清算大革命的遗产,《自杀论》这样的带有实证意味的研究即是这方面的成果。接着,涂尔干拓展了现代社会之形成的历史资源,从希腊、罗马和中世纪的历史研究中拓展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解释链条。与此同时,他也开启了社会自成一类的神圣性研究向原始宗教加以引申的问题线索,显露出从整体上回应和重建卢梭和康德等人奠定的现代问题的理论志向,从而最终从道德个人主义、群体组织和国家政体的总体面向上提出了重建社会和政治的完整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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