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景天魁(1943-)，男，山东蓬莱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732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社会治理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也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实践及研究表明，源头治理是社会治理有效性的基础和前提，是一种有效的社会治理方式。源头治理可以缓解社会紧张度，克服社会离散度，增强社会认同度，重建社会信任度。福利建设是缓解社会紧张度的上策，发展福利服务有利于增强社会团结度，加强福利治理有利于增强社会认同度和信任度。

　　【关 键 词】源头治理；社会治理；福利建设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0398(2014)03-0001-06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社会治理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积累了许多经验。同时，也要看到，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治理面临着诸如人民内部矛盾易发、多发，社会组织管理和服务问题突出，公共安全形势严峻等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实践及相关研究表明，源头治理是社会治理有效性的基础和前提。

　　一、源头治理：一种社会治理方式

　　(一)四大源头问题

　　社会治理可以划分为有效治理和无效治理。十八届三中全会在论述“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时提出：坚持系统治理、坚持依法治理、坚持综合治理、坚持源头治理。之所以将其中的“社会管理”改为“社会治理”，是因为“社会管理”相对强调政府管理，强调从上而下的管理，而当前社会问题并非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单纯自上而下就能解决的，因而有必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从源头来说，社会治理有四大问题值得重视和研究。

　　1.源头之一：社会紧张度

　　当前，我国国内矛盾累积，发展方式转变，进入新的更困难的利益调整期(从受益未受益、受益多少，到有损有益、损难益难)。工作压力加大、财产纠纷激增致使家庭关系紧张；生存竞争致使就业关系紧张；强资本弱劳动致使劳资关系紧张；收入分配不合理致使贫富关系紧张；市场秩序混乱、特权阶层膨胀、流动渠道堵塞，则共同促成人际关系的全面紧张化。而“仇富”、“仇官”现象则是当前社会关系紧张化的直接反映[1]。社会关系紧张，容易激化社会矛盾，使简单的社会问题复杂化，导致社会交易成本增大，最终将使人人受损。

　　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于未来前景都有一个比较乐观的预期，例如，有人突然发财了，那么自己总有一天也可能会发财。有这样的预期存在，即使社会有矛盾、有差别也不会形成大的问题。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情况发生了转变，矛盾累积越来越多，预期累积越来越少。也就是说，人们对于发财这件事已经不抱有希望，甚至有的可能觉得世世代代都要受穷。所以，在进入这样一个利益调整期后所调整的主要问题已不能再像过去一样，而是从受益或不受益抑或受益多少，进入到有损有益，或者有损无益，这样一个复杂的阶段。

　　2.源头之二：社会离散度

　　社会离散化导致了人际疏离、社会失范。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口流动的加剧，原本在人际之间起连接作用的中间组织大都基本解体。工业化容易造成社会原子化，即由于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社会联结机制——各种组织纽带的解体或缺失而产生了个体孤独、无序互动状态和道德解组、人际疏离、社会失范的社会危机[2]。工业化和我国社会的快速变迁加速了我国社会人际关系的解体速度，同时社会道德失范也快速蔓延开来。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原本在农村表现一贯很好的一个年轻人，进城后很快变成了一个犯法的人，这种快速变化，使得原来的社会组织解体后，社会的自我组织能力减弱，社会离散化给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带来了很大的问题，而且使社会治理效能降低。这种农民原子化是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原子化的农民缺乏自组织能力，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农业生产成本的提高。总之，因为村民缺乏自组织能力，整个村庄的经济生活处于分散、低效状态。

　　3.源头之三：社会认同度

　　社会认同通过个人归类、成员身份、阶层意识、人际交往等向度来描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如果个人的行为和思想与社会规范或社会期待趋于一致，个人对周围社会具有信任和归属感、承认有关制度权威和权力的合法性，对社会组织和社会秩序的合理性基本认可，那么，这个社会就具备了基本的社会认同。作为一个总体性的指标，社会认同是社会安全和稳定及有效运转的重要表征[1]。

　　目前，不论是个人层面、组织层面，还是社会生存层面的认同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个人对原来所属的社会缺乏了归属感，对社会规则和社会权力缺乏认同感。我国社会认同的困境加剧了社会成员的精神危机和信仰危机。由于没有社会认同，失望和不满在社会上广泛蔓延，这种情绪对青少年一代尤其具有严重的负面影响。由于对未来高度的不确定性，他们的内心也同样感到迷茫，影响着他们对人生和社会的最基本的理解。“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很快演变成为利益导向的社会，物质利益是年轻一代最看重的因素”。他们的生活没有准则，只图满足物欲和感官享受，“跟随着全社会的物质主义的是普遍的不幸福感，是形式多样的反社会行为，如不信任任何人，毫无理由的仇杀，甚至是自杀”[3]。如果再不介入干预，就会错失良机，加剧社会认同的瓦解。

　　4.源头之四：社会信任度

　　信任度与认同度是高度相关的。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研究室发布了《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报告显示：中国现在社会的信任度不及格。城市居民人际间不信任扩大化，官民、警民等群体间不信任加深。《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对一年来中国社会的心理健康、生活满意度、安全感、社会公平感、社会支持、尊重和认同、社会信任和社会情绪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从总体上分析了目前社会心态的特点、发展态势和存在的问题。蓝皮书显示：中国社会总体信任指标进一步下降，低于60分的“及格线”；人际间的不信任进一步扩大，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只有2成～3成人信任陌生人[4]。

　　社会诚信资源匮乏，人与人之间“信任感”缺失，这是当前社会关系紧张的突出表现。互不信任是最具传染性的社会病态，患者质疑医生的良心，消费者怀疑经营者的商德，群众不把干部的承诺当真，官员往往疑虑百姓的理性，穷人只信为富不仁，富人担忧穷必生乱，施援者时刻提防讹诈，受助者也怕误入陷阱。互不信任，使得社会可以共同分享的价值屈指可数；互信不存，必生冷漠。如果说工业化过程破坏了自然的生态，那么，市场化的过程则破坏了社会的生态。当前社会诚信缺失程度可谓触目惊心，令人担忧[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