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章立明，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教授，人类学博士。昆明，650091

　　【内容提要】在中国社会学中，妇女一直是社会分层研究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在民族学中，少数民族妇女研究处于边缘状况；在妇女研究中，更是难觅少数民族妇女的芳踪。因此，本该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黄金交汇点的少数民族妇女研究，最终沦为了性别与族群研究中最尴尬的短板交叉点。然而，少数民族妇女研究的存在是有价值的，既可以拓宽性别研究和族群研究领域并为其增加新经验与新活力，也可以为贯彻落实“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提供决策依据。

　　【关 键 词】少数民族妇女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短板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4)02－0049－008

　　一、中国妇女研究与少数民族妇女研究现状

　　以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北京召开为契机，国外女性主义理论的不同流派纷纷抢滩落户中国，对已进入中国百年之久且一枝独秀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构成明显的挑战；联合国妇女研究基金和国际组织资助的性别与族群相结合的少数民族妇女实证行动项目，开辟了国内社会科学研究纵向课题之外的横向渠道……从以妇女特别是少数民族妇女为研究对象的知识生产、到妇女研究进入大学课堂再到社会性别主流化等，都需要“从宏观上去回顾中国妇女研究已经走过的近20年的征程”[1]。

　　当然，为了呈现中国妇女研究和少数民族妇女研究在性别和族群分析范畴的阙如，还需要从更微观的角度来条分缕析。因此，本文将对相关学科、时间跨度和论文影响力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以谭深、方素梅、胡玉坤等人的妇女研究综述类成果为例，细致勾勒中国大陆近30年来(谭文把中国妇女研究时间上溯至1984年)的妇女研究和少数民族妇女研究的基本脉络，从而清晰地呈现中国妇女研究和少数民族妇女研究在社会学、民族学和妇女研究中的分布状况。

　　(一)社会学中的妇女研究

　　谭深在《妇女研究的新进展》(《社会学研究》1995年第5期)中指出，从1984年至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前，中国妇女研究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但是从整体上说，学界对其是十分漠视的。

　　谭文的中国妇女研究主要定位在社会学领域内，内容涉及妇女与人权、妇女与教育、妇女与文化、妇女与科技、妇女与就业、妇女与环境、妇女与人口、家庭暴力等主要领域，描述了改革开放15年来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妇女的现状及所面临的挑战，指出在中国社会的剧烈变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妇女的现实地位和现实问题，其中妇女就业是妇女研究的重点题目。由于在中国妇女这一普遍化的范畴之下，少数民族妇女并没有被单独剥离出来的。如果说妇女研究在中国社会学研究中是缺席的话，那么少数民族妇女研究更是销声匿迹，以至于无影无踪了。

　　(二)民族学中的少数民族妇女研究

　　方素梅等人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少数民族妇女研究》(《民族研究》2004年第2期)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少数民族妇女研究才真正起步，视野不断开阔，举凡妇女社会地位、教育、婚姻家庭、生育保健、传统文化、法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有人涉足。

　　方文内容庞杂，但却一针见血地指出少数民族妇女研究的通病就是对不同民族进行同质性表述：凡是论及参政、教育、就业、健康、扶贫等涉及妇女地位的所有方面中，都把妇女素质问题当做是影响少数民族妇女发展的重要原因。这类僵化、教条式的叙述，不仅无益于学术界探讨和解决问题，而且还有可能会因此贻误政府解决少数民族妇女问题的时机选择和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干预，从而对政府决策产生误导作用。

　　此外，少数民族妇女研究类文章的通病之一，就是混淆学术文章与政治动员类文章的区别。虽然中国妇女解放与中国革命道路是难分难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妇女，作为文化意义上的和生物意义上的民族再生产者和民族价值的传递者，进入了民族领域，这也重新界定了民族和族裔的内容和界限”[2]5。如果学术界没有对此类表述引起警觉并进行反思的话，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少数民族妇女研究的整体水平。

　　(三)妇女研究中的少数民族妇女研究

　　胡玉坤的《社会性别、族群与差异：妇女研究的新取向》[3]是对1994－2005年间妇女研究中少数民族妇女缺席状况的一个反思性综述，其中的核心概念“妇女”和“发展”在另一篇论文中得到更完整的表述[4]。

　　胡文的主要观点是：第一，对少数民族妇女进行专题研究的论文数量非常少①；第二，涉及的具体民族数量十分有限，与全国55个少数民族大家庭的成员相比还是极其不成比例的，也就是说，大多数少数民族妇女尚未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第三，少数民族妇女研究大多集中在有限的几个选题，如婚姻模式与制度、性与生育行为、教育特别是女童教育、传统文化与宗教等，涉猎的领域之少也与少数民族妇女在公共和私人生活领域中扮演生产角色、再生产角色与社区角色的多重现实极不相称。当然，少数民族妇女与婚姻家庭方面的研究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领域，但是不无遗憾的是，在泛道德化的表述下还缺乏许多来自性别的、代际的和年龄的实证材料，而且作者们通常对家庭内部的利益协调与冲突隐而不谈。

　　(四)2005年以后的中国妇女和中国少数民族妇女研究

　　自2005年以后，妇女研究界就没有类似的综述可以作为参照了，其实我们可以借助以下三个方面的数据，来继续探索8年多来的中国妇女研究和少数民族妇女研究状况。

　　1.2010年的妇女/性别研究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的获奖名单。[5]为推动高校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积极开展妇女/性别研究和学科建设，鼓励在校研究生积极参与妇女/性别研究活动，促进妇女/性别研究队伍的成长壮大，中国妇女研究会曾于2006－2010年举行过妇女/性别研究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评选活动，现以2010年的第三次论文获奖名单为例，在19篇获奖的博士论文中，只有2篇是以少数民族妇女为研究对象的；而21篇获奖硕士论文中，只有1篇是有关少数民族妇女研究的。

　　2.杨春的《近年来妇女研究发展状况分析——基于文史哲博士论文的数据统计》(《山西师大学报》2011年第4期)。从档案学的角度统计了文史哲博士论文中妇女研究状况，认为研究主题包括性、婚姻、爱情、身体、女性书写和同性恋等。

　　3.从“中国知网”查询2006年以来的硕士博士论文中的妇女选题，再通过民族类关键词进行筛选，可以匹配的内容屈指可数，如在2009年中央民族大学人文社科类的145篇博士论文中，只有3篇是与少数民族妇女研究有关的；2010年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中有4篇相关研究，此外在民族院校中也找到零星的硕士论文。如果单纯从选题来看，恐怕这类宏观层面上的论题也很难逃脱宣传动员式的政论文窠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