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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视角下残疾人抗逆力生成研究 ——基于厦门市福乐家园的个案剖析
2014年05月23日 07:41 来源:《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5期第18~24页 作者:姚进忠 郭云云 字号

内容摘要:为了提升和完善残疾人群体的社会服务,研究围绕残疾人抗逆力生成问题,以厦门思明区福乐家园为例,通过参与式观察和访谈等方法收集资料,结合Kumpfer环境-个体互动的抗逆力模型,分别从抗逆力的起点、过程(前抗逆力过程、后抗逆力过程)、结果对福乐家园残障学员抗击逆境的能力进行探讨,分析福乐家园采取的策略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研究以福乐家园现实情况为基础,提出构建抗逆力网络支持资源、培养残疾人社会工作人才和接纳残疾人群体的多样性等若干具体措施,以促成残疾人抗逆力生成,提升该群体的福祉。

关键词:社会工作;残疾人;抗逆力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姚进忠,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南京 210093;集美大学 政法学院,厦门 361021;郭云云,集美大学 政法学院,厦门 361021;姚进忠(1984—),男,福建南安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集美大学政法学院讲师。

  【内容提要】为了提升和完善残疾人群体的社会服务,研究围绕残疾人抗逆力生成问题,以厦门思明区福乐家园为例,通过参与式观察和访谈等方法收集资料,结合Kumpfer环境-个体互动的抗逆力模型,分别从抗逆力的起点、过程(前抗逆力过程、后抗逆力过程)、结果对福乐家园残障学员抗击逆境的能力进行探讨,分析福乐家园采取的策略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研究以福乐家园现实情况为基础,提出构建抗逆力网络支持资源、培养残疾人社会工作人才和接纳残疾人群体的多样性等若干具体措施,以促成残疾人抗逆力生成,提升该群体的福祉。

  【关 键 词】社会工作;残疾人;抗逆力

  中图分类号:C913.6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0398(2013)05-0018-07

  根据2006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我国共有残疾人82万人,占总人口的6.34%,是世界上残疾人口最多的国家。很长一段时间由于残疾人社会保障的不健全以及整个社会的残疾观偏差等问题,造成残疾人人格缺陷、自信心不足、生活孤单等一系列问题,不利于残疾人事业的发展,同时对残疾人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稳定造成影响。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强化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在社会管理和服务中的职责,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充分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完善和创新流动人口和特殊群体管理服务”。所以如何构建一个全面的、积极的残疾人服务机制对实现创新社会管理、建设适度普惠的福利社会具有重大意义。本研究所立足的福乐家园是2009年厦门市委、市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是借助政府力量存在的一个家庭社会支持载体。研究将以福乐家园为背景,以抗逆力理论为视角,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有效地介入到残疾人群体中,试图探索形成有效的残疾人服务机制,增进这个群体的福祉,并以此为突破口,推进全体公民平等享受发展的成果,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推动社会发展战略的实施。同时反思、提升社会工作抗逆力理论的本土价值,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建设的理论内涵。

  一、相关研究回顾

  我国残疾人社会服务研究经过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学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构建我国残疾人社会服务体系,在此基础上,逐渐结合我国国情,开展残疾人社会服务。

  理论上而言,首先,最具代表的是正常化理论,承认残疾人作为“人”的基本权利,进而给予他们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机会[1]。其次,解释某些偏差行为何产生的标签理论,也是反对那些不正确地制造偏差行为的理论[2]。再次,回归社会理论对于残疾人社会工作的基本观点,在于:帮助残疾人置身于积极的社会关系中,走出封闭,回归社会。社区照顾是让残疾人回归社会的典型模式[3]17。在残疾人对社会支持的需求和期望中,社会网络理论应运而生。该理论能提供一个系统的方法去分析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改善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之间的相互沟通模式,加深互动的理解[3]18-19。最后,近几年“增能理论”作为社会工作文献和实务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和突出主题,逐渐被视为以弱势群体为服务对象开展实践工作的新模式[4]。“增权”是通过处理问题中的特殊障碍,改变受到外在社会污名化的团体界定,使团体内的成员重新界定及认识该团体,以拾自信与自尊[5]。通过对上述理论的梳理,笔者认为:众多的理论视角仍存在较多问题视角的介入,同时,仍大多停留在宏观层面的介绍和讨论,理论体系纷杂,缺少系统性。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已抛弃早期的供养及照顾理论,能在把服务对象看做是弱势群体的同时,重视到社会工作的一条基本价值观念:人是有潜能的是可以改变的。

  在实践的过程中,上述理论不断被解释增色,同时也衍生出很多的视角,渗透于我国残疾人事业的各个领域。第一,我国残疾人社会工作是围绕“康复”这一核心内容开展的,有学者提出,只有从赋权的理论视角出发,才能真正让残疾人实现康复。第二,在就业教育方面,残疾人的升学很大程度体现了正常化理论思想,旨在倡导公平的求学权利,而针对我国残疾人就业情况不容乐观的现状,在借鉴美国模式和德国模式后,学者提出了符合国情的就业援助,并从完善残疾人社会平等权的角度,从社会权视野下对残疾人的教育及就业进行了研究[6]。第三,在社会保障方面,有学者从罗尔斯正义论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如何维护残疾人的公平地位,并借助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强调教育救助对残疾人合法权益和公平地位的特殊意义[7]。此外,不少学者采用从以人为本视角、构建主义视角等角度对残疾人生活状况、心理健康等方面进行了探讨[8]。

  综上所述,以往的残疾人社会工作理论虽然能逐渐意识到个体存在的无限潜力、爆发力及可被改变的可能,但仍立足于问题视角的背景之下。所谓问题视角指强调将关注点聚焦在残疾人的问题和困难上,在对残疾人所遭遇到的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界定问题,然后再根据问题的属性制定一系列的帮助和改变残疾人的计划[9]。笔者所提出的抗逆力,在一定程度上已舍弃了“有问题”的污名化标签。它是个体面对危机处境时的能力表现,危机是抗逆力的前提条件。个体身处逆境时,启动自身潜力,利用外界资源,通过内外因素的互动、调适,达成抗逆力的运作与成效。抗逆力的本质是个体在逆境中克服困难,展示积极适应结果的能力[10]68。福乐家园作为笔者对抗逆力介入研究的切入点,对残疾人抗逆力的生成发挥了积极作用。福乐家园通过政府资金拨款,为残疾人开展了生活照料、职业技能培训、教育文化培训等方面的抗逆力辅导。从福乐家园的各项辅导工作看,它不仅仅关注残疾人个体的优势,更多地是注重残疾人内外资源的结合,让残疾人更能面对和克服自身缺陷及生活挑战,从逆境中复原,适应压力,发展社会的、学业的和职业的能力。

  二、理论框架与方法选择

  (一)抗逆力研究理论思维

  抗逆力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先驱者诺曼·加梅齐(Norman Garmezy)研究了这样的现象:“为何许多孩子在同患精神分裂症的父母一起生活后,仍不会患上精神疾病”,并得出结论:抗逆力的某种特性在心理健康方面所起的作用比人们所想象得更大[11]。比较有影响的是Anthony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关于心理适应良好儿童的发现:某些来自父母精神异常家庭的儿童,虽然长期处于严重的社会心理逆境中,却能发展出健康的情绪和高度的能力,这些儿童称为适应良好的儿童[12]。其后许多研究开始探讨儿童与青少年暴露在危机环境中却仍有良好适应的问题,引发了抗压能力或保护因子的概念,心理学界后来将这些变量、保护因子和抗压力统称为“抗逆力”。直到20世纪80年代,抗逆力的研究重点渐渐转到重视发展心理病理学、生命课程、探索正常与异常环境影响、青少年经验与成人功能的关系的研究上,才开始积极探索研究抗逆力。

  抗逆力(Resilience),又称为心理弹性、复原力等,是当代国际社会工作领域理论研究与实务探索的热点问题。它从积极心理学视角挖掘案主的内在潜能,强调人在面对压力、挫折时的潜能激发和自我超越[13]130。由于抗逆力是一种较为复杂的现象,因而迄今学术界也未能对此概念达成一致,但从众多研究者的争论中发现其对抗逆力诠释的共通点:首先,普遍认为抗逆力的表现途径可概括为“常规途径”和“非常规途径”。常规途径简称“4C”,包括胜任力(Competent)、爱心(Caring)、贡献(Contributions)和乐群(Community),这种亲社会取向的行为表现出的是对社会的认同、顺从和一致,同时也会得到社会的接纳和支持。而非常规途径简称“4D”,包括危险的(Dangerous)、违规的(Delinquent)、失常的(Deviant)和混乱的(Disordered)行为,主要是通过反对传统、挑战常规、对抗成人等特征,表现出对社会的反思、批判和对抗[14]。其次,都认同抗逆力由3部分要素构成:外部支持因素(I have)、内在优势因素(I am)、效能因素(I can)。最后,学界一致认为:保护因子(protective factors)——那些与风险因素相互作用以降低或改变由高危因素导致消极结果可能性的因素是抗逆力的本质内涵,并可作为抗逆力的操作定义。一般认为:有3类主要的保护因子,分别是个体特质、家庭资源以及社会支持系统[10]69。针对抗逆力起点、作用过程、作用结果3点的研究,国外学者观点纷呈,成果丰富,为中国学者学习、借鉴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以时间为序,最具代表性的分别是Garmezy的行为目标模型、Hunter的抗逆力层次模型、Rutter的环境-个体策略模型、Kumpfer的环境-个体互动模型及Richardson的身心灵动态平衡模型[15]9。结合对福乐家园学员的抗逆力生成的研究,笔者选取Kumpfer的环境-个体互动模型进行分析讨论。

  Kumpfer对抗逆力产生的起点、过程及结果进行了完整的探讨,并对抗逆力运作机制作出详细分析。他提出:抗逆力产生的起点是压力源或挑战,该刺激使个体内部的平衡状态被打破。学者将Kumpfer呈现的抗逆力过程分为2个阶段(以图1的2个阴影状椭圆为界),即前抗逆力过程——个体与环境的互动过程;后抗逆力过程——抗逆力的运作过程。Kumpfer还认为:每个人的抗逆力水平是不同的,不同的环境因素、个体因素及其他变量等都会导致个体适应状况和抗逆力水平的差别。他强调,只确定抗逆力的保护因素是不够的,需要对个体及其环境进行分析,找到适合个体并能为个体所利用的资源,通过个体与环境的互动达到较高的抗逆力水平。抗逆力过程会导致3种可能的结果,而个体与环境、保护因素与风险因素的互动是一种动态的过程,没有完结,只有相对完结[15]13-15。可见,Kumpfer提出了从抗逆力的启动到结果的运作模型,着重对运行过程作出详细阐述,这标示着之前学者的研究重点由对抗逆力运作的起点研究,即线性分析,向抗逆力运作的过程分析,即面状解构的转向。就福乐家园而言,现阶段家园的服务核心由学员刚入园时的环境适应及园区作息制度学习,逐渐转移到学员离园前的就业及社会交往上。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家园课程也从单纯授课教导生活习惯,扩展到角色示范和学员亲自实践,日常工作以生活技能培训及手工制作为主,用制作软梳子、毛巾狗等与企业合作的手工项目来激发残疾人自身潜能,由此体现增能理念对其的作用。福乐家园强调学员抗逆力过程的重构,注重外在环境与学员自身的互动过程,就这点来看与Kumpfer环境-个体互动模型是殊途同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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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环境-个体互动模型[16]

  (二)研究方法设计

  本文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方法是从属于人文主义的自然范式,是一种对主体进行诠释、自然研究的方法,注重理解及对日常生活意义的探索,重在探索被研究者的观念和想法,从被研究者自己的参考架构去理解他们的主观经验对他们的意义[17]。本文研究是立足于抗逆力视角下对残障人士的介入研究,采取实地研究的方式,挖掘抗逆力在残障人士中的体现并研究其带来的影响。

  研究所选择的对象为厦门思明区福乐家园残障学员。厦门福乐家园创建于2009年12月1日,是一个以组织轻度智力和精神残疾人士从事简单劳动,并开展技能培训、康复训练、文体活动,帮助智力和精神残疾人提高生活自理能力、劳动能力与社会交往能力的公益性社会福利机构。厦门已在全部6个区内启动了福乐家园计划,各区的福乐家园成立后,主要面向40岁以下的轻度智障人士和精神疾病患者,加入的成员不需要任何费用,生活困难者还将获得一定的交通和午餐补助。厦门市思明区福乐家园现有学员24名,从业教师6名。

  项目研究运用参与式观察、生活随访、入户调查等方法收集相关资料。通过与家园工作人员、残障学员的交流及亲身参与机构活动,了解福乐家园的日常生活作息制度、运作模式以及残障学员与其家庭对福乐家园的评价。在此基础上,以Kumpfer环境—个体互动模型为辅助,结合该模型动态分析的特点及个体自身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的互动阐述,从模型的核心点——抗逆力重构,对资料进行归纳、整理与分析,探索福乐家园为残障人员抗逆力生成所做的努力,分析抗逆力介入手段下残障学员的改变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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