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颖，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王颖(1955—)，女，北京人，研究员，从事城市社会学和社区研究。

　　【内容提要】以房产利益为纽带的全新的业主群体已经在不知不觉间成长为社会参与的主体力量，而因相同爱好而连接在一起的爱好者共同体则如雨后春笋般地在涌现、超高速地增长。这些异质性很强、利益志趣完全分散化的个人，正在利用手中的选择权和网络的沟通力量，自主性地重新建设自己的社区。以房产利益和共同志趣爱好为纽带的新社区——“自主的社会领域”正在形成，我们的基层组织和政府应当充分认识到来自民间强烈的自主建设梦想家园的愿望，调整我们对社区的认识，以新社区为基础重新塑造我们的基层组织和社会调控机制。

　　【关 键 词】新社区；社会生活共同体；自组织；自主的社会领域

　　中图分类号：C9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971(2013)06－0002－09

　　一、单位社会的终结与大众社会的兴起

　　1998年开始的住房制度改革，对“单位制社会”产生了根本性的冲击。个人作为一个独立的利益主体，小区作为以房产利益为纽带的利益共同体，日益突显出来。原来作为基层政权组织的“居委会辖区”——社区，和作为单位成员的居民，正在成为历史。随着城市大规模的扩建和内城老旧小区的大面积拆迁，“单位制社会”正在走向终结，而一种全新的、不同职业、不同户籍、不同文化程度和工作背景的个人正向新型物业小区聚集，内城租房者和购买二手房者，已经成为内城老旧小区异质性越来越强的新居民，还有更多的志趣爱好者群体在小区内部、在地域性大社区、在整个城市甚至在整个国家，迅速通过网络集结壮大起来。一个以完全分散化的个人利益主体为基础的大众社会正在酝酿形成过程中。

　　(一)“单位”从社会领域全面撤出

　　伴随住房制度改革，组织化的单位制社会逐渐瓦解。到目前为止，“单位”曾经对组织成员负担的从生到死全过程的社会职责，已经逐步放还给了社会。这就是由“五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和“一金”(住房公积金)，构成的社会统筹保险制度。

　　随着商业服务和公共服务迅速发展，每个人的生活需求也越来越多样化。原来单位制下由单位提供给组织成员的生活品补助、年度旅游度假、组织化娱乐活动、退休职工的养老、孩子出生、上学、就业等等，都逐渐转移给了社会，即市场化的商业服务和社会服务。“单位”在涉及每个人生活领域的服务提供者中全面退出，而更多私营企业、个体企业甚至居民个人在商业服务和社会服务领域大展身手，成为大众化的社会服务提供者。

　　当私有房产成为大多数家庭和个人最大资产利益所在时，当单位已不再对个人房产负责，不再对每个人负担所有的社会责任时，当个人在“单位”和“非单位”组织间可以自由流动时，单位制下个人对“单位”的依附性的隶属关系也就结束了。“单位”已经还原成他应该具有的组织特性。

　　(二)一个不真实的命题：单位制让位于社区制

　　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社会保障制度和市场经济的确都获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变的美好初衷，却仍然只一个美丽的“画饼”。

　　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基本事实：社会大众逐渐脱离政府划定的社区范围，通过网络利用自己的力量搭建自己可以做主、可以自由参与意见的新社区——利益型物业小区、地域性公共利益大社区和志趣爱好者社群。而随着各地不断的“维稳收权”措施，居委会由“居民头”向“政府脚”的彻底转变，使其自治组织的性质消失殆尽，与越来越脱离分散化的居民，所谓社区制只剩下了一个“空壳子”，和一种没人认可的“说法”。大众从“政府划定的社区”撤离，大众自组织起新的社区，使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变成为了一个虚假的社会改革命题。社会管理体制改革遇到了原体制下难以克服的瓶颈。

　　(三)组织化的单位社会走向终结，原子化的大众社会已成主流

　　对社会大众个人来说，组织化的单位社会不过是记忆中发黄的“老照片”；而对20世纪70、80、90后这些新成长起来的社会生力军来说，那根本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有自己的沟通和参与方式，绝不会等着政府或其他组织去组织他们。他们非常善于运用网络，正是这些生龙活虎的年轻人，没有选择让居委会做自己的头，而是选择了自组织方式。结果，传统的单位制不仅从制度上失去了存在的制度化基础，更重要的是失去了它在大众心目中原有的权威地位。

　　由分散化大众构成的社会已经与科层制组织化管理的政府分离了。大众通过各种网络终端、特别是各种自媒体，与利益相关者、志趣爱好相同者重新组合在一起，构筑着新的自主性社区。这些新社区在地域上与现有的街居组织骨架有着不同程度的耦合，但却不认可自己的小区或团队就是居委会辖区。

　　新社区是一个平等、自组织、非权威化的地方，凡是进入这里与大众交往的组织，都必须放下架子，平等待人，利用自己的组织资源实实在在去满足大众的需求，才有可能获得大众的认可。

　　我们的社会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继续沿用组织化管理的老套路去建更多组织化的“脚”，不下放权力，不让基层组织拥有本该拥有的自主性，那么我们的基层社会组织将会继续脱离居民大众，继续边缘化，继续人为地为政府编造数据。其结果，就是社会的自组织维权行动越来越多，声音越来越大，群体性事件越来越频繁。当然这并不是我们乐于见到的。

　　因此，认真、深入地研究我们快速变迁中的社会，发掘社会变迁的本质特征，发现社会变迁的走向，寻找信息社会大众社会的管理良方，就是我们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