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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家园社区”走向治理现代化
2019年06月19日 09:4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刘伟红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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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作为一个外来词虽已经过汉语文化的加工,但其不可排解的“生硬感”依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为人们所释怀。当下,随着“社区”一词在实践领域的高频亮相,其内涵已发生了二次重构,从其初引入时的温情社会单位变成了当下的制度化行政单位。因此,为回归社区的本色,又不在文辞上产生明显的表达错觉,本文使用“家园社区”的概念来表达其本初意义上的,也是当下国际范围内普遍使用的“Community”一词所表达的归属意义的社区概念。

  “家园社区”是富有归属感的基层治理单位

  “家园”在我国的民族认知中有特殊的文化内涵,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度比中国更加强调“家”的意义。即便是“State”这个完全没有“家”的内涵的外来词,在我国也被译作了“国家”,而不是其原初的“国”。在我国传统文化的实践意义上,“家”的治理原则与“国”的治理原则是一致的,对国的归属亦源于对家的归属。因此,“家园”在地理范畴上不仅可以指微型的社会治理单位——村庄,也可以指中型的治理单位——县区,甚至可以指宏观的治理单位——国。从这个意义看,我们的“家园”概念就是国际上通用的“Community”概念。

  家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社会单位,但作为治理单位的“家”,更通常的说法是“家族”,在国家力量不能深入到社会最末端的时代,“家族”所提供的不仅是生存的基础性要素,在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给上,“家族”的地位亦是不可取代的。正是因为“家族”对个人与群体生活的全面介入,才逐步演化出了“家族”治理众人之事的传统意义上的“家园社区”。

  “家园社区”传统治理规则是系统而自治的

  自近代以来,在全球性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我国“家园社区”“公私域混治”的治理规则备受争议。其实在传统的“家园社区”治理模式下,只有那些能够把“家庭”私事与“家园”公事协调好的“家族领袖”方能建构起具有团结意义的“家园社区”,仅是关注“私家”发展的个体很难成为社区团结的领袖人物,更勿论建构社区治理的规则。在“家园社区”治理的领袖竞技舞台上始终存在的竞争使“公私域混治”的天平不会过度倾向于“公益私用”,甚至会在阶段性事件上呈现“私益公用”的特点。从治理规则的系统性看,“家园社区”就是一个微型的社会—政治单元:有作为公产的经济基础、有作为领袖来源的家长竞争制度、有作为公私域纠纷解决的司法制度,这三类制度的共生使“家园社区”建构起了基层治理所必需的基础性要素。因此,“家园社区”并不是一个现代意义的社会单位,而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政治单元,只是在它的外围连接上又突生出一个更大的“家园”单位——“国”。

  因此,“家园社区”与现代社会的治理逻辑并不完全相斥,相反,在自治维度上,“家园社区”表现出更为明显的“区域自治色彩”,或者说“家园社区”就是一个地方自治单位。

作者简介

姓名:刘伟红 工作单位:山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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