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29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印发 “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以下简称《方案》），《方案》计划在全国范围选择10个左右的试点城市，到2020年，系统构建“无废城市”建设指标体系，探索建立“无废城市”建设综合管理制度和技术体系，《方案》的出台标志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公共池塘资源属性及历史站位

　　《方案》提出，“所谓‘无废城市’，即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引领，通过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持续推进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最大限度减少填埋量，将固体废物环境影响降至最低的城市发展模式”。这意味着“无废”并不是没有固体废物产生，它是以城市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为出发点，在生产与生活的各个环节最大限度地降低废弃垃圾的产生，使垃圾最大限度进入资源再利用环节的城市发展模式。

　　从公共物品类型上看，“无废城市”是一种典型的公共池塘资源，在进入上没有边界，在消费上却有竞争，这对“无废城市”建设提出了如下要求：第一，“无废城市”不能以一座城市的建设为边界，它的发展必然是区域性的，试点城市的建设要么规模足够大，要么是区域性成片建设。第二，“无废城市”的消费存在明显的内部竞争，容易产生搭便车的投机行为，而个体的自利行为并不自然产生集体公益结果，这就要求“无废城市”的制度建设应注重“重复博弈”机制的建构。

　　与海绵城市、智慧城市等治理理念相比，“无废城市”建设具有更加明显的现代特点：从资源流动的方向看，以往的城市治理理念皆是在作加法，是在原来的城市建设空间中增加新的活力性因素；而“无废城市”则是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作减法，是使资源在生产与消费的各个环节得到充分利用。从主体参与性看，以往的城市发展理念强调政府、市场组织的公共物品供给者角色，其他社会个体只是作为消费者出现的；而“无废城市”则将政府、市场组织、各类社会个体皆纳入生产者角色体系，微观行动的效果将在更大意义上决定“无废城市”建设的效果。

　　微治理的制度规划及组织管理

　　从《“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设定的六个主要建设内容看，“无废城市”的微治理主要在三个方面铺开。

　　顶层设计的微观制度规划与系统协调。在顶层制度设计上，“无废城市”建设区别于其他城市发展战略之处在于，其目标是“以固体废物减量化和循环利用率为核心的无废城市建设指标体系”，这一指标体系要确定固体废物统计的范围、口径和具体的统计方法。而系统协调机制的建设则要在固体废物产生、收集、利用等各个环节上明确各职能部门的职责边界。可见这一顶层设计不是要提出基本原则，留给基层以充分的解释权，而是要在各部委的联合作业下，达成执行细节的具体化，从而使落地环节保持系统的一致性。

　　有组织固体废物的生产管理与管控。有组织固体废物的生产主要包括大宗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及规模性农业废弃物的生产。在前两者的治理上，技术的引进、管理环节的强化与标准化的建设是同步推进的，关注的重点在管理过程的可循环性与各类标准的制定上。其中绿色供应链管理、生产者责任延伸制、电子转移联单制度等的应用皆需要强化微观环节的可执行性，而这些措施会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企业的运行成本，进而增加其投机性倾向。此种投机性同样体现在规模农业无废处理环节上。有组织固体废物生产虽是组织化的，但各生产主体间的关联却具有强原子化的特点：社会环节缺乏相互之间的监督与互助，市场环节存在激烈的竞争，这一场域特点对“无废城市”建设极具挑战性。

　　无组织的生活垃圾减量与资源化利用。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我国近年来的生活垃圾产量一直处于加速增长状态。生活垃圾的产生分散于各个家庭及工作单元之中，其分散性几乎等同于社会个体的空间存在数量，因此其微观原子化的特点更为突出，也最难治理。相对于有组织的固体废物生产而言，生活垃圾的减量和资源再利用将更多地依靠柔性化的治理手段，其关键在于提升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及相应的行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