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业革命和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新兴资产阶级为防止王权专制和权力垄断,接受并推行代议制民主,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以求实现国家权力的相互制约、相互监督。应该说,西方代议制民主在历史上有其进步意义,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代议制民主并没有与时俱进,而是固步自封。近年来,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西方国家政治、社会呈现出明显的“极化”特征,社会矛盾日益突出,西方代议制民主无力解决这一难题,陷入重重困境。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难怪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会发出“美国民主已死”的感叹。

　　西方代议制民主陷入重重困境

　　一是议会与政府权力分立异化为朝野分裂与权力掣肘。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议会立法权与政府行政权之间的矛盾尚不突出,议会在国家结构中往往发挥决定性作用。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后,垄断资产阶级为便于控制国家权力,实行政府扩权,弱化议会权力,导致国家权力由议会向政府转移,行政权力极度膨胀,政府与议会、执政党与反对党矛盾日益加剧。

　　20世纪30年代以来,凯恩斯主义盛行,许多国家政府职能加强,行政集权趋势明显,内外重大政策多由政府制定和执行。一些国家政府甚至有权解散议会,召集大选,议会则成了“橡皮图章”,“三权分立”有名无实。议会作用弱化,自然给政府权力膨胀带来机会,国家权力中心向政府转移,议会立法和监督作用更不易发挥。美国总统行政权与国会立法权长期缠斗不休,这已成为美国政治的一个顽疾。随着权力博弈愈演愈烈,政府与议会常常是各干各的,相互制衡的目的可能达到了,出了问题却谁也解决不了,这一点在经济危机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当今网络化时代,媒体成为“第四种权力”。为取悦舆论,政府和议会更特立独行走极端,缺乏理性沟通和宽容理解,朝野矛盾和政治分裂进一步加剧。

　　二是政见分歧导致议会立法和监督功能紊乱。西方国家议会中的政党往往因政见分歧而相互倾轧、恶斗不止。近年来,美国政治中的“极化”特征日益显著,共和、民主两党的理念和政策分歧拉大,为了维护自身政治利益,两党常常互不妥协,在国会讨论有关议案时,为反对而反对成为普遍现象。美国《外交》杂志曾有评论认为,美国国会实际上是一群极端分子在作战。2010年3月,由奥巴马总统倡导、民主党议员全力推动的医改法案在国会通过时,几乎完全是以党派划线:参众两院中没有一名共和党议员支持该法案。这种现象在美国国会史上也是比较罕见的。在欧洲一些国家,左、右翼政党在“大政府”与“小政府”主张之间游移不定,议会效率低下,对政府的监督能力下降,多党民主最后变成多党角力,加剧了欧洲政治的“极化”现象。

　　三是精英民主与社会参与民主尖锐对立。在西方代议制民主下,公民投完票后便退居一旁,国家事务由“代表们”决定,这些代表就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代理人——“政治精英”。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选举制度下的“一人一票”看似平等,其实不过是将政治权力由资产阶级的左手转移到右手,又从右手转移到左手,掌握议会和政府权力的始终是“政治精英”。随着信息网络技术带来的人们交往方式和工作方式的深刻变化,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持续高涨,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对工业社会产生的精英决策、社会追捧的代议制民主运作模式不感兴趣,要求建立一种网络式、扁平化、无中心的平等参与模式。著名未来学家奈斯比特曾分析道:“万事都要亲自参与的这种哲学,正在美国各地自下而上地传播开来。”不止在美国,近年来,西班牙、希腊等国民众频频发起各种抗议运动,旗帜鲜明地提出要破除精英民主,实行广泛的社会参与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