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看法：德国古典哲学是西方哲学传统中的另类，而分析哲学才是其真正的延续。当今美国最为活跃的一位哲学家布兰顿则主张，德国古典哲学应当被看作分析哲学产生的重要思想资源。这说明分析哲学与传统哲学之间关系尚需深思。

　　美国哲学家怀特在他著名的 《分析的时代》中所描述的，分析哲学的最初起因就是对黑格尔绝对唯心论的反叛，而我把这种反叛看作是对德国古典哲学之前的西方哲学传统的回归。我的观点在当今英国学者迈克·比尼主编的大部头著作 《分析哲学史牛津手册》中得到了印证。该书中，分析哲学的起源不仅被看作是反叛英国唯心论和运用量词逻辑的结果，更被解释为是对自莱布尼茨以来的哲学分析方法运用的结果——有学者把这种哲学分析方法看作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一直维系西方哲学传统发展的内在线索。

　　分析哲学运动中体现的理性主义精神，表现为对经验常识的基本尊重、对人类现实活动的充分关注和对人类思想表达的高度重视。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出发点是经验，而笛卡尔哲学的核心则是对经验现象的质疑以及由此提出的普遍怀疑原则；直到休谟，西方哲学家的眼光基本上都没有离开经验常识或人类的现实活动。哲学与科学、哲学与宗教、哲学与社会等关系，都建立在哲学能够为它们提供有力的解释和行动的保障的基础上。康德哲学的出现被看作西方哲学作为一门科学确立的标志，在树立哲学不可替代地位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种未曾预见的结果：当作为科学的哲学被理解为概念的自我演绎之后，这种孤芳自赏的研究思路必然会使其远离经验常识和人类的现实生活。分析哲学的出现，正是要让哲学回归经验、回归生活、回归世界，而回归的最直接方式则是从仔细分析考察语言入手。

　　蒯因在他著名的《语词与对象》前言开篇即道：“语言是一种社会性的技能，为了获得这种技能，我们不能不完全依赖于主体间通用的提示我们要说什么和什么时候说的信号。因此，除了通过人们对社会交际中可见刺激的明显反应倾向，我们不能以任何根据去核对语言的意义。”由此昭示了哲学家们分析考察语言的主要动因。语言是公共的、经验的、可交流的社会性技能，因此，对意义的分析和对真理的揭示，只能通过分析考察语言，而其经验性特征尤为突出。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把可理解的语言看作是习惯的语言和我们定义事物的根据。根据从“一”中可以得到“实体”概念的思路，可以判定亚里士多德对语言的理解是经验性的。从笛卡尔到休谟，哲学家们似乎也都没有把语言看作外在于人类经验的对象，这从培根的“市场假象”、巴克莱的自然的观念以及莱布尼茨的理性真理观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当代分析哲学家们把语言分析作为哲学研究的首要任务，一个重要根据就是语言的这种经验性特征。无论哲学家们对“语言”概念作何种理解，无论他们是否承认存在一种不同于自然语言的人工语言，都把语言活动视为人类经验活动的重要部分，人与世界建立联系的首要纽带。离开了这个前提，语言分析也就失去了哲学上的意义，而这从当代英美哲学研究从语言哲学转向心灵哲学的历程就可以看出来。

　　当代美国学者泰勒·伯格指出，这个转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当代语言哲学研究愈发变成了专业化的语言学分支，而心灵哲学研究的动力则来源于经验科学的推动和在哲学上继续探究语言意义之经验内容的要求。当代心灵哲学在分析哲学运动中形成的重要根据即在于，哲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以分析的方式处理我们在经验生活中面临的各种问题，而这与理解人性关系密切。

　　当然，布兰顿和麦克道尔等人掀起的分析哲学中的 “黑格尔主义转向”（如果真的有这种转向的话），的确开始淡化分析哲学家对康德哲学的兴趣。虽然目前谈论其意义为时尚早，但无论如何，这都为我们重新评价分析哲学与传统哲学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