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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  伟

     进入21世纪以来，已经蛰伏了200多年的图书馆学在世界经济社会变革与信息科技革命的双重推动下，在中国历代学者的艰苦探索下，以2011-2012年间张晓林发表《研究图书馆2020:嵌入式协作化知识实验室》、王世伟发表《论智慧图书馆的三大特点》、熊伟发表《建立面向与通往智慧的普通图书馆学科体系》等10余篇专题论文为标志，正在悄然孕育一次真真体现学科尊严的重大理论飞跃，即图书馆学将发展为独特智慧之学的理论飞跃（后文简称“慧学飞跃”）。

近年来，中国图书馆学之所以会明确提出“慧学飞跃”问题，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学科发展背景：一是图书馆学的“中心论域”已经发生了重大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文献论域”到90年代的“信息论域”再到21世纪初的“知识论域”的逻辑演进，正在进一步向“智能论域”与“智慧论域”演进。二是图书馆学的“学科体系”已经发生了从“经验知识体系”向“理论知识体系”的逻辑演进，正在进一步向“价值知识体系”演进。“为何知识”、“知识什么”、“怎样知识”等问题的终极价值求解客观要求图书馆必须高度关注人类全体用户用于有效解决其生存与发展的智慧生成问题。三是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已经发生了从“知识基础论”向“客观知识本体论”的逻辑演进，正在进一步向“智慧本体论”演进。“客观知识本体论”阐明了“图书馆学科之矢”的基本逻辑结构，即“作为人类永久记忆客观知识精华的社会机制”的“核心论域”是其学科逻辑起点，“永久建立客观知识关联”的理论与方法是其学科逻辑主体，“建立面向与通往智慧”的普通图书馆学科体系是其学科逻辑终点。“图书馆学科之矢”明确规定了图书馆学根本区别于其他学科 “智慧关怀”的独特道路与方法，即以“协同启发”（嵌入--关联--协同--启发）为基本路径，以“转知成慧”（“转知成识--转识成智--转智成慧”）为基本过程，以“关联创造”（文献再现、信息表现、知识发现、智能呈现和智慧涌现）为基本方法，以 “正见德法”为根本目来实现公共智慧服务。四是图书馆学的“学术思潮”已经发生了从面向过去的强调“辩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历史主义”思潮向面向现在的强调“集藏扩用，自由存取”的“还原主义”思潮的逻辑演进，正在进一步向面向未来的强调“计算模拟，生发灵景”的“启发主义”思潮演进。概言之，上述学科发展背景共同决定了当代图书馆学必须高举慧学旗帜，勇走慧业之路，修养雍容气度，培育探索品质，尽快形成“智慧修养观”的学科价值转进与职业突破方案。以诗言之：图行书间道，情开报国门。谁言斯学微，慧光澄世心。

中国图书馆学者之所以在近几年明确提出了“慧学飞跃”问题，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学术渊源：一是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具有原创新与民族性，特别是其“文献学”特征、“知识论”取向与“智慧性”追求是当代中国图书馆学返本开新的重要渊源，正在被中国图书馆学者日益中肯的重新评价。二是以冯契为代表的中国哲学家曾汲取中西哲学思想精华创立了基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智慧学说，特别是其创造性阐发的“转识成智”（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命题揭示了知识与智慧之间的内在转化关系，为图书馆如何推动客观知识精华的本体运动指明了努力方向；三是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曾深入探讨了复杂巨系统工程问题，提出了建立“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以实现在信息空间涌现大成智慧的工程构想，有力引导着图书馆界树立 “启发主义”的方法思想和确立“计算主义”的技术路线。四是当代中国的和平崛起，特别是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科技成就前所未有激发了中国学者的民族自豪感与创新自信心。有着强烈民族自尊心和学科尊严感的部分中国图书馆学者，决心在新的世纪和新的起点上，在“中国梦”的强大感召下，以重大独特理论创新为先导，以重大独特技术创新为支撑，以重大独特工程实施为保障，不仅能够引领世界图书馆学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潮流，更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程做出独特的智慧贡献。

图书馆学的“慧学飞跃”将标志着图书馆学告别了“保障之学时代”，开始步入“创造之学时代”，从此真正成熟起来。作为独特智慧之学的图书馆学的创造性，除了体现在创造本学科新的领域知识本体，最重要的功能体现在不断创造人类与特定客观知识精华之间日益高级的关联形态及其实现手段上，即更好地创造人类用户生成智慧所必须的“易得” 、“易知”、“易用”和“易悟”客观知识精华的高度专业化的公共服务平台上。

全面实现“慧学飞跃”是图书馆学尤其是中国图书馆学科建设面临的长期任务，有赖全体同仁尽快达成共识，团结协作，切实行动起来，力争利用十年左右的时间，按照原理研究--技术创新--产品开发的总体思路，首先在图书馆公共智慧服务基础平台研究与开发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把图书馆学的“慧学飞跃”落在实处。

责任编辑：孙宝灵  焦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