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杨逸，青岛大学文化管理研究所
众所周知，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革命家，高瞻远瞩的思想家和战略家、也是学识渊博的学者，孜孜不息的读书生活伴随着这位历史巨人的一生。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开始了一段特殊的读书生涯。在学习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社会主义部分中，毛泽东主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样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有了一些重要的论断。
我们试以泽东主席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几个批语作为切入点，来探究这位历史巨人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真知灼见。
先来阅读苏联的《政治经济（教科书）》一段话：
“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29—1932年），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按
“这样，苏维埃政权就顺利地克服了国家工业化资金积累方面的困难。采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法，使国家赢得了很多时间，保证头等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在极短的时期内建立起来并达到高速度的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高速度的可能性是由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的优越性，由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法的特点决定的。”
对这段“苏联经验”，毛泽东的是怎么批注的呢？
他这样写到：“都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实行不实行中央和地方分权，哪些企业由谁去管，这些都是有关建设的重大问题。中央不能只靠自己的积极性。过去中央有些部门，把地方办的副业不当作自己的，只把直属的企业看成自己的，这种看法妨碍了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和地方都要注意发挥走业的积极性。去年有些基本建设单位实行了投资包干制，就大大发挥了这些单位的积极性。”
我们看到，毛泽东并不盲从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而是在思考适合中国自身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选择和确立，始终是毛泽东认真思考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关于这一模式的选择，斯大林曾经说：“苏维埃政权的特殊作用，是由下列两种情况来决定的：第一，苏维埃政权不是以另一种剥削形式去代替一种剥削形式，如像以往革命中的情形那样，而是消灭任何剥削；第二，由于国内缺乏任何现存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苏维埃政权当时必得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他还很现实的说：“这个任务无疑是困难而复杂的，是没有先例的。”
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的建设和形成，是一场涉及社会方方面面的社会运动，是崭新而艰巨的事业，它具有与以往任何社会经济制度的产生所不同的新特点。在如何创造社会主义经济形式、进而完成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的问题上，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后提出过和平赎买的某种设想，但由于国内国外的原因，没有实现。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中，就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起统一战线的联盟关系，而且可贵的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继续发展了这种肝胆相照的关系。于是，在形成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道路中，中国共产党有效地实现了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从而引导资本主义工商业向社会主义经济形式过渡，即我们常说的和平的社会主义改造。
但是，斯大林的观点的问题在于，在苏联和中国这样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极具难度和复杂性的。而毛泽东在这个新的国家面前，需要理论和实践上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他要在苏联提供的经验的基础上，搞得比他们更好一些。为此，在1956年前后，毛泽东就提出依据中国的实际，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问题。而在1958年，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思路，即“进一步提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公有化程度”，就逐渐形成了。他的理论思考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生变化。
而此时，在中国的生产关系中，如何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和重要性对生产关系、对整个社会主义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上面引用的毛泽东的这段话，即：企业的管理体制是有关建设的重大问题，中央和地方都要注意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其实，毛泽东很早就认识到放活是一个很有效的手段。
早在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曾经谈道：“这里还要谈一下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问题，把什么东西统统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经过几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更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过去强调发挥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发挥企业积极性的问题，并对有些基本建设单位实行投资包干制的做法给予了肯定。企业是国民经济中最基本的生产单位，如何确定企业的管理体制确实是搞建设的一个重大问题。
在不断的思考中，毛泽东对放活地方经济和企业管理，有了一段这样的认识：
“欧洲的好处之一，是各国林立，各搞一套，使欧洲经济发展较快。我国自秦以来形成大帝国，从那以后，少数时间是分裂、割据，多数时间保持统一局面。缺点之一是官僚主义，统治很严，控制太死，地方没有独立性，不能独立发展，大家拖拖沓沓，懒懒散散，过一天算一天，经济发展很慢。现在，我们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全国各省又是统一的，又是独立的。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是如此。从政治上来说，各省服从中央的统一领导，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控制，独立地解决本省的问题，而中央的重大决议，又都是中央同各省商量，共同做出的。从经济上来说，中央要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不要限制、束缚地方积极性。我们是提倡在全国统一计划下，各省局可能都搞一整套。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只要能就地取材，就地推销，凡能办的事情，都尽可能地去办。不能办的事情，当然不要勉强去办。这里要注意，原料供应，产品销售，地方应当服从中央的调度安排。”
但是，对企业管理体制的发展，或者说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如何实现呢？
毛泽东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27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这一章在论述劳动生产率的决定条件时这样写道：“提高劳动的技术装备，发展技术，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决定性的意义。”毛泽东读到这里时，在“决定性的意义”下面画了一条横线，并批注：“这里说靠技术设备的发展。”之后，教科书又写道：“利用各种与按劳分配和社会主义竞赛有关的物质刺激和社会刺激，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必要的和最重要的条件。”毛泽东在“必要的和最重要的条件”下面画了一条横线，并批注：“同上面说法相互矛盾。”显然，毛泽东认为“教科书”在论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条件时，既强调科学技术的决定意义，又强调物质刺激是最重要的条件，二者本身是相互矛盾的。
那么，毛泽东是怎样看待这一问题的呢？从接下来的批注中我们可以有所体会。“教科书”写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决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社会经济因素日益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毛泽东在这段文字下画了横线，还批了一个字“好”。《教科书》中提到的“社会经济因素”实际上指的是生产关系。在《教科书》的另一段文字旁，毛泽东批了一个“对”字。这段文字是“活劳动的技术装备愈多，生产资料的生产愈发达，社会劳动生产率也就愈高。”在阅读完有关劳动生产率的论述后，毛泽东有这样一段总结：“资本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靠技术进步。社会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靠技术加政治。”应当说，毛泽东的这个总结是十分深刻的。提高劳动生产率，不仅仅是技术问题，它必然与生产关系相联系。只有破除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建立起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才能使技术更好地发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技术的发展又推动着生产关系不断发生变化。这是毛泽东一贯强调的观点，是毛泽东技术革命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
应该看到，无论是研究企业的积极性问题还是放活地方经济，都是在思考如何建设中国自身的社会主义模式这个大问题的前提下的具体步骤，这个问题始终是毛泽东思考的重要问题。建国以后，毛泽东在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做的艰辛探索中，一直关注和思考着这个的理论问题。在制订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毛泽东曾把“建成”社会主义作为总路线的目标和过渡时期结束的标志。在他看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过渡时期的两大任务，这两大任务的完成将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为“建成”社会主义奠定基础。由于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掀起，使得原本设想的工业化与三大改造同步进行、同步完成的计划未能实现。在这期间，毛泽东根据新的情况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即社会主义有“建立”与“建成”之分。1956年1月，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已经进入，尚未完成”。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这时毛泽东没有宣布过渡时期结束和社会主义建成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工业化的任务没有完成，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无论在生产关系方面，还是在上层建筑方面，都还不完善。
针对一些同志出现的“左”的错误，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毛泽东开始领导全党纠正“左”倾错误。在第二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再一次提出究竟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到建成社会主义要经过一系列阶段。完成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国家工业化等等任务，还只是第一阶段，以后还要有第二、第三个阶段，逐步完成社会主义建设。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的确定，我们国家的企业也逐步开始摆脱政府职能部门的附属物的地位，以独立的法人资格走向市场，企业的积极性得到了发挥。毛泽东同志的经济思想得到社会实践的证实，他所开拓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另世界瞩目。
今天，毛泽东同志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他对开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贡献和探索，永远是我们宝贵的财富。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这些思想的结晶正是对毛泽东同志最好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