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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中共创建

骆小峰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分析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中共创建的关系是动因、追求和展示。动因，即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创建了中国共产党，这些人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传承者和改革者；追求，即中共的创建，特别是毛泽东思想等创建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精髓的继承、改革和创新的结果；展示，即中共的创建，不仅是中共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扬弃，也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包容性，更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创造性。从而说明，一方面要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进行充分的改造，有所选择，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同时也要放开眼光，对马克思主义等采取“拿来主义”，大胆地吸收一切有益的营养，为己所用，并将两者不断融合创新，注重顺应民心，积极引领国家民族发展，不断推动文化大发展，社会大革新，国家和民族大发展，使之成为提高中国人的自尊心、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发展力的重要手段和方法，不断推进国家富强，民族兴盛。
[关 键 词]中国  传统文化思想  中共创建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它从生成之初就具备了与时俱进的变革机制，它是一只可以屡经涅槃而获得永生的凤凰。9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精髓的中华民族先进分子为民族和国家的独立富强，所寻求到一条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道路后而聚集统一的产物。时至今日，它的思想更生机勃勃，内部蕴涵着巨大的生命力。我们更能清晰的感觉到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中共创建的关系，即它是动因、追求和展示。

   一、动因：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创建了中国共产党，这些人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传承者和改革者

   中共的创建之时，也是中华民族危亡之时，中共创始人肩负着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赋予的民族使命，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精髓的同时，力求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进行革新，以求民族之独立，国家之富强。这些民族先进分子通过集聚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从而走上了崭新的道路。
   首先，创建中共的中华民族先进分子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不断接受新思想新观念，寻求新突破。晚清之际，内忧外患，国败家破，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之危机。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对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又有着特殊的要求和使命，他们是民族脊梁，肩负着为面临困境的民族和国家找到一条复兴之路，并努力实现国富民强的使命。辛亥革命之后，特别因巴黎和会导致的“五四”运动，更让他们认识到，与虎谋皮之不可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思，也使得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包括西方文明价值等，都有了一个更为清醒的认识与反思。李大钊就说：“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已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①。毛泽东在1917年至黎锦熙的信中也说到，东方思想固然不切于实际生活，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自然，在民族危亡之际，对于以“内在超越”为主要传统的中国精英们，很早就不把精神安慰寄托在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死等宗教信仰之上，而是把为国家富强，为民族兴盛而努力奋斗作为一生的奋斗目标。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等理论后，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常常以民族利益、特别是民族的关键利益为重，关注于现实生活，而且他们理想高尚，目标明确。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没有把共产主义理想视为一种彼岸世界的存在或超越的对象，而是把它引入到现实之中，使之与现实的奋斗相结合，团结引导各阶层向他们靠拢。
   其次，创建中共的中华民族先进分子对传统文化思想中的弊端认识更为深刻和准确，知道改革重点之所在，并力求革新。身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下，中共创始人对传统文化思想的利弊有着清醒的认识。如吸收和传承“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等自强不息、不断进取的积极精神，以及对民族国家社会的高度责任心和价值观。克服“事不关已，高高挂起”、严守经典，安于现状、消极保守等等落后思想，树立起思辩的观念。正因为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现实社会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针对当时中国的现实，他们认为仅仅依靠“一点一滴的改良”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②亦如鲁迅所说的“礼教社会是吃人的社会，必须要打倒它”。
   革命的实践，特别是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反思，使他们认为国民对革命“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是根本原因所在，提出要改造国民性，发动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三领袖（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之一胡适在《整理国故与“打鬼”》里对传统文化思想的认识和改造，也认为：“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整理国故的工夫……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用精密的方法，考出古文化的真相；用明白晓畅的文字报告出来，叫有眼的都可以看见，有脑筋的都可以明白。这是化黑暗为光明，化神奇为臭腐，化玄妙为平常，化神圣为凡庸”，通过“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来达到“解放人心”，“保护人们不受鬼怪迷惑”。创建中共的民族先进分子通过引进西方先进文化思想，在实践与对比之中，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逐步成为他们的信仰，从而逐步用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来武装自己，向社会传播，组建共产党组织，使中国革命显现了新的气象和特色，中国革命由此也走上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
   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中，创建中共的民族先进分子也很好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并用马克思主义等思想来改造它，同时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相融合，这样中国共产党人就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事实也证明了他们的远见卓识。
    最后，中共的创建是这些中华民族先进分子为国家民族寻找复兴之路时所产生的结果，也是他们志同道合的结果。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特别是苏维埃俄国政府发表的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弃（沙俄在中国境内享有的）一切特权”后，国人更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有了一个更新的认识，可以说是给当时正在苦闷中摸索、在黑暗里苦斗的民族先进分子指明了一条新的出路，给他们正在苦思焦虑地探索的种种问题提供了新的合理的解答。所以他们积极吸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积极为国家和民族谋独立与发展。
同时，孔子说过，“道不同，不相为谋”。价值理想不同、价值追求相异，往往缺乏共同语言，彼此之间也很难相互交往和沟通，这也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所表达的意思。因此，创建中共的民族先进分子为了保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在党组织一建立之时，就十分注重党员的质量，要求接受党员要特别谨慎，严格审查，要求他们在入党前，必须断绝现反对我党纲领之任何党派的关系，而且也清醒地认识到先期党组织几乎完全由知识分子组成的不足，因此，党的一大就提出“要特别注意组织工人，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他们。”^③民族使命的要求，革命道路的求得，使得中共创始人们统一思想，在各地逐步建立党组织的基础上，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于1921年7月召开了党的一大，正式创立了中国共产党，使中国人民在国家民族复兴的道路上有了新的核心。

   二、追求：中共的创建，特别是毛泽东思想等创建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精髓的继承、改革和创新的结果

    恒变不居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应对事物矛盾变化最常用的一种思维方法，也是我们祖先伟大智慧的体现。《易•系辞》有言：“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里的“穷”并不仅是贫穷，还有困难与危机等思想在里面。在中国共产党创建之时，正是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需要发展和突破的重要时节。历史研究表明，刺激一个国家和民族发生和发展的真正因素，不仅需要优越的自然资源与条件，相反还要各种艰苦的环境与悲剧性的处境，往往后者可以刺激出更大的激情、意志与创造力。在生活中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精神需求受到重视并得到满足，而是精神需求本身有足够的“精神含量”和“精神品质”，从而为国家和民族服务。如辛弃疾、文天祥等历史人物，以及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
   在中共创建之际，因是国家民族危难之时，具有爱国思想的各色人等都在思考国家民族的命运，并为之努力，自然各种思想也纷至沓来，但在这些党派和思想者那里，理论都被分裂成各种思想的片段，诸党和学说蜂起，各党各派各立己说，相互争论。在辩论与实践之中，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逐步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并成为全民族的共识。就如李大钊所说的：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④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如中共党组织的创建、一大的召开、大革命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中心为什么是上海，为什么是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人？其中的原因会有很多，但无论怎样，都与他们的社会地位、个人经历和思想发展有关。
   这一现象的产生我们也可以这样来还原，一个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为民族复兴的实际事务中的中华民族先进分子，在民族危亡和国难当头之际，被马克思主义所吸引与感染，使他发现自己原来思考和行动方式的粗陋与贫乏，促使他改弦更张、洗心革面地否定自我，同时以更大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思想的学习与吸收上。有时，由于强烈的革命需要无法抑制，以至于即使生吞活剥、邯郸学步也在所不惜。这是很多原本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没有了解的广阔农村和城市，在此影响下可以迅速发展、以至于后来居上的根本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既可以解释为什么左倾思想会在党内发展，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可以迅速发展为一个领导全国革命的大党。
   在某种意义上，当时中国其他政党和派别也不是理念不好或目标不好，如“中华民国自由党”，主张：“维护社会自由、驱除共和之障害、倡导绝对自由，同情社会主义”。致力扩张民权、振兴实业。但它们在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和各类思潮的冲击下完全乱了阵脚，最根本的问题在于，由于自身包袱负担过重，与固有的传统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特别是在回应各种挑战中缺乏手段与勇气，因而极大地影响了集团智慧的集聚与扩张，使它们在社会发展的竞争中最终败下阵来。这就是所谓的“得多失多”。与之相比，共产党人的传统文化积淀弱势，恰好转化为学习的动力和发展的优势。
   中共的创建，在某种程度上，与他们的传统文化积淀浅、包袱轻密切相关。这也就是所谓的“得少失少”原理。“得少”是指中国共产党人从传统文化中获得的少，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创建之初政治地位不高的主要原因，而“失少”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家民族复兴的进程中，失去的机遇、遇到的阻力也少得多或小得多。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如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输入与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内克服了彼此之间激烈的矛盾冲突而最终融通为一种新的思想，即随后的毛泽东思想，以及后来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理论。实际上，这与中国共产党特有的“得少失少”文化生产原理联系起来才好理解。
   事实上，自从中共创建以来，就注重打破束缚思想的精神枷锁、尊重人民群众的幸福追求、激发中华儿女的爱国激情、高举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这都是推动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传统美德，勤学好思、居安思危的古老智慧，加上大胆尝试、勇敢闯关的革命意识等，这些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是成就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宝贵精神品质。
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种精神动力和精神品质的基础上取得重大进步，他的进步也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并又反过来给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带来了积极影响。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说中共的创建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继承、改造和创新的产物，也是他们追求的结果。
 

   三、展示：中共的创建，不仅是中共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扬弃，也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包容性，更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创造性

    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对自然的理解是，天地最大，它能包容万物，天地合而万物生、四时行。从这种对自然的理解中引申出做人、做事的道理：人生要像天那样刚毅自强，像地那样厚重而包容万物。《易经》就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维系中华民族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国社会里对中华民族在思想方式、行为规范、道德礼仪等各个方面，长期起着支配作用。它主张泰山不辞细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这种精神使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对外来文化向来不排斥。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川流不息，正是其吸纳百川的结果。
中国共产党人也吸取和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这些精华，主张海纳百川、兼收并蓄，为我所用。就对于共产主义这个理想，初创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借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观念。如李大钊所说的：“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⑤也就是初步的表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必须与本国的实际相结合并在这个结合的过程中得以发展的思想。所谓“弘道”，即通过他们的努力奋斗，使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思想在社会政治、文化理想等方面得到实现，他们以价值理想为内容，在社会文化、政治、道德等各个方面体现，使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成为人心所向。又如后来所认定的“三大法宝”，特别是统一战线工作，主动团结各方面力量，不仅很好的体现了包容性思想，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积极的作用。当然，这种的包容性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以其强大的同化力为前提的，且不断地与现实相结合，为民族复兴服务。中国共产党人正是通过革命实践，不断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社会主义中国化。用这种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强大的同化力去影响和改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使之具有中国特色。可以说，这种包容性也是中国共产党吸收外来智慧的重要心理文化基础，没有这样一个基础不仅不能消化、吸收外来文化，还有可能被外来文化所同化，从丧失自己民族的文化特色。中国共产党正是由于继承了这种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思想包容精神，其结果是，在不断吸收马克思主义等外来文化和文明的同时，也不断同化它们，为我所用。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等思想进入中国，被中国共产党人信仰后，便开始了中国化进程。
   事实上也是如此，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扬弃之后，中国共产党人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包容性，并在实践中，不断成熟，不断走向壮大。如，中共创建之时，中国工人阶级并不十分庞大，但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认识到工人阶级的重要性，结合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民本”思想，积极吸收和发动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并使这两个阶级相结合，成为同盟军，从而使中国革命发生了根本性的质的变化，革命不断由成功走向成功。又如，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同时，还使他们与中国社会现实、传统文化思想等交相为用的，并行不悖，并积极使之相结合，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思想和理论，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并对今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产生积极和深远的影响。所以，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中共创始人物，不仅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熟悉，诗词文章作得很好，而且对马克思等共产主义革命著作也吃透掌握，并且能够将两者很好的结合，以适应当时中国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需要，提出科学的革命理论，并为之奋斗，从而取得成功。所以，中共的创建及其理论的产生既有其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扬弃的一面，也有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精髓吸收展示的一面，更体现了中共的创造性。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对中共创始人赋予了重要的民族使命，成为中共创建一个的主要动因，当然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继承和创新也成了中共创建后的一个重要目标。可以说，中共的创建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精髓的展示，也是其自身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创造性的展示。因而，在这一过程中，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前提，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共创建之初，就建基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改造之上，以开放性的新理论，与时俱进、兼容并包、多元共存。一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充分的改造，有所选择，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同时放开眼光，对马克思主义等采取“拿来主义”，大胆地吸收一切有益的营养，为己所用，并将两者不断融合创新，同时注重顺应民心，积极引领国家民族发展，不断推动文化大发展，社会大革新，国家和民族大发展，使之成为提高中国人的自尊心、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发展力的重要手段和方法，不断推进国家富强，民族兴盛。就如鲁迅所说：“外既不后于世界的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当然，这正是我们今天仍需要坚持和传承下去的思想观念。

参考资料：
1、《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65页；
2、《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第一版，第16页。
3、《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第一版，第27页。
4、http://bbs.cqzg.cn/thread-726891-1-1.html
5、http://bbs.cqzg.cn/thread-726891-1-1.html

责任编辑：孔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