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世界》杂志创刊于1901年5月，为半月刊，现存166期，历时七年不到，于1908年1月终刊，是近代中国最早的教育期刊。以第68期发表的《本报改章广告》为界限，杂志可以大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遵循罗振玉在杂志《序例》中所规定的“每册前列论说及教育规则与各报，后附译书”的体例，设置有“文篇”与“译篇”两个栏目。后期实际由王国维主编，“特自甲辰正月首期，即第六十九号始，改体例为分类，除选译东西各书外，增入本社所自编撰者，以厌阅者之目焉”。杂志体例于是由两栏调整为13类，有关文学与哲学的内容也开始在其中出现。

　　虽以“教育”名世，并且当时的主要受众也是关心或者从事学制改革的各级官员与士人，但《教育世界》更为深远的影响其实是在文学与哲学方面。特别是在王国维主持的后期，《教育世界》系统介绍了西方近代的哲学与文学思想，而王国维本人发表的《红楼梦评论》与《文学小言》等，更是被直接视为中国现代文学观念发生的滥觞。伴随着现代文学观念在新文化运动以降的中国渐次展开，后期《教育世界》中的相关论述日益受到学界关注。相比之下，杂志前期的内容则长期不被问津。不过，在文化研究，尤其是翻译研究成为“显学”的当下，重读前期《教育世界》中的翻译理论与实践，对于重新认识已经高度经典化的“翻译”观念甚至“文学”观念，或许不无启发。

　　倡导“遣东人包译”翻译策略

　　作为一本立意在“移译”的杂志，前期《教育世界》“附译之书，约为六类：曰各学科规则，曰各学校法令，曰教育学，曰学校管理法，曰学级教授法，曰各科教科书。教科书分小年级、中年级二者……多采自日本”。在晚清教育界，主张“中国急宜创设翻译书院”、“广购日本及西国新出之书，延订东西博通之士择要翻译，令师范院诸生之学识优长者笔述之”、“以兴学为自强之急图，而译书尤为兴学之基址”，马建忠与盛宣怀等人已着先鞭。在对翻译重要性的认识方面，罗振玉延续的正是这一思路。1901年11月，罗振玉接连在《教育世界》第21、22期上的“文篇”栏目中发表了《教育赘言八则》与《译书条例》，系统阐发了自己的教育思想。其中，“教育赘言”第七则为“编译”。

　　写就于访日途中的这则“赘言”，从资费经济的角度，倡导“遣东人包译”的策略。在罗振玉看来，无论“任译务”，还是“任润色、校订之事”，东人（即日人）都更堪胜任。这并非其在访日期间才形成的观念，而是与他早年致力于农学时对日本文学士藤田剑锋（丰八）等人的倚重不无关系。据罗振玉回忆：“方予译印农书、《农报》，聘日本藤田剑锋学士移译东邦农书。学士性伉直诚挚，久处交谊日深。”通过藤田的介绍，罗振玉又结识了大批“日本学者之游中土者”，“然苦于语言不通，乃谋创立东文学社，以东文授诸科学，谓必语言文字不隔，意志始得相通”。东文学社的创立，吸引了大批学生入学。除藤田任教务之外，罗振玉还聘请了田冈岭云为助教，诸井六郎与船津辰一郎为义务教员。正是这批兼通中日的日本学者，培养了日后编译《教育世界》的主力，如王国维、樊炳清与沈纮等人。

　　“翻译”是罗振玉此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在与日本教育家伊泽修二交谈时，“伊泽君复详论译书事，意欲合中日之力，译印教科书，而定版权之法则。并出教科书十余种见赠，为言中国习外国语，东文较简易，日本近来要术略备，取迳尤捷，西文则非数年内所能精通”。罗振玉认为，具有欧美留学背景与编译教科书经历的伊泽之言“极有理致”。拜访伊泽的六日后，罗振玉作“译书章程”，即《译书条例》。条例八则，开宗明义：“方今举行新政，改良教育，条理万端，而其最紧最要之机关，则以译书为第一。”他条举其办法，厘为“筹费”、“分类”、“定名”、“购书”、“通力”、“专任”、“奖励”、“版权”八端。此篇可以视作结合旅日观感，为《教育赘言八则》中“编译”一则制定出的具体方案。其中不少意见，显然出自于伊泽的建议。倚重东人与取径东文，构成了罗振玉翻译思想的两个支点。

　　罗振玉提出“东人中译”，更多乃是基于效率与策略方面的考虑。但其在有意无意之间，却与日后兴起的现代“翻译”理论形成了对话关系。“翻译”观念在现代世界的确立与民族—国家意识的自觉相伴相生，而“东人中译”的理念恰好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无疑值得从事翻译史与文学史研究的学者认真关注。况且，《教育世界》前期对于这一理念不仅有所倡导，更有积极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