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蒙古各少数民族的心目中，自然万物同人类一样，拥有意识和尊严，是人类的亲密伙伴。对独特自然风景与人文风景的描摹，不仅是内蒙古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文化传统，也是其标志性特点。新时期以来，内蒙古少数民族作家充分吸收这些文化养料，将其与新时代背景下的民族生态环境变化相结合，创作出一批具有绿色生态思想的小说作品。

　　人与自然的统一融合，是客观存在的美，也是文学创作所追求的至境。新时期内蒙古少数民族作家不仅看到了这种美，并对其进行颂扬和赞美，同时又对其进行再创造。作家们常常通过对边地古朴而宁静的自然风貌的描摹，展示自己对未来理想世界的热情、对民族命运的忧患和对美好人性的憧憬。

　　寻求人与自然的共生之路

　　在哈斯乌拉《两匹马的草原》中，草原不仅崇高博大，而且充分展现了自然的活力和伟力。“杭盖草原的朝阳，远远地闪着晨光，静谧无垠的雪野起伏着柔曼的情绪，朝阳中的温都尔汗山峰用惺忪的睡眼瞥了一遍又一遍雪原深处昨晚孕育的梦。三只黄羊在乌纳尔河边安详地送走了西斜的弯月，在朝霞中映着鲜艳的火红。一场壮丽的降临和悄然的泯灭在黎明的爱抚下幻成斑斑驳驳的过去。”我们也可以从海勒根那小说《金色的乳汁》中感受到草原的辽阔和温暖：“此时羊群是肃穆的，一切生命都是肃穆的，它们默默地被这光芒笼罩淹没，茫然不醒。而那金色之光呵，却在慢慢地流动，慢慢荡漾、升腾，那琥珀的透明颜色，分明是乳汁，是金色的乳汁，一会儿分散成溪流，一会儿又汇成江河、湖海；一会儿奔涌向远方，一会儿又迎面扑来。”还有阿荣高娃笔下的乌珠穆沁、安娜笔下的巴彦诺尔、娜仁高娃笔下的库布其、萨娜笔下的巴尔虎……这些“人化自然”是作家情思的写照，草原、森林、骏马、鹿群等自然生灵已经成为作家笔下的“主人公”，是具有独立意义的主体，并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逐步展示自己的性格和意志。

　　古往今来，在蒙古人敬畏“天父地母”，祭拜日月星辰、天地山川的意识和习俗中，就包含着把自然生态环境当作自己的本原、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识。作家乌热尔图在小说中这样描述了猎人对于自然的敬畏心理：“在山里你想干什么，有什么怪念头，不能随便说出来，除非在你请山神的时候，才能吐出你的念头。我再告诉你，别看那些一声也不吭的孤树，还有些整天装哑巴的石头，它们可有自己的耳朵。” 除此以外，乌热尔图还在《熊洞》《你让我顺水漂流》《丛林幽幽》和《萨满，我们的萨满》等作品中，多次对熊这一鄂温克族的动物图腾进行充满民族记忆的描写。“把熊人格化，赋予熊以人的性格，认为熊原来也是人，并且认为是他们自己的‘祖先’。由于把熊人化和神化的结果，人们除恐惧之外，又增加了一层神秘的‘亲属’的外衣和图腾主义色彩。”

　　同时，我们在内蒙古少数民族作家的小说中看到，在探求人与生灵平等共生的路途中，并不只是人类在单方面地维护自然与人的和谐，动物也有着自己的智慧，也表现出一定的主动性。例如，在乌热尔图的一系列森林小说中，鹿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民族符号，是猎人男子汉的骨气与情义的映照。它们与猎人一样骄傲、充满智慧和富有灵性，也是自然生态变化的感知者与承受者。从《七叉犄角的公鹿》中孩子放掉那头骄傲的公鹿，换回了继父特吉扭曲人性的舒展开始，一直到之后的《灰色驯鹿皮的夜晚》中，衰老的芭莎在茫茫的风声雪影中听到了驯鹿群的召唤，毫不犹豫地追随而去，将生命的最后身影留在了丛林边缘，我们看到，无论是放还是追，鹿的身上所赋予的民族精神和生态理想都不曾在猎人的心中真正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