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自然环境的逐步恶化，在全世界范围内，人们愈来愈提倡“生态关注”。“生态关注”不仅是当下的行为，更是历史伴随的人类共襄之举。要理解其意义与存在的久远，须回溯到文化寻根的命题。文化寻根与之最有意义的联系的表征就是“故乡情结”，其外露于形的是乡愁乡思的情感张力，而内敛于质的则是人类共同追求的性灵安适。

　　在文学“故乡情结”的背后，要回溯生命内在的动因，就势必将故乡情结、地域文化和生态关注纳入视野，作理性的考察，或许就会发现文化与自然地理的内在关系。文化的寻根，不仅是表象式的对“故乡情结”的追溯，还应是对复杂和多维层次“天人”关系的探究。人类对“天人之际”的哲学探索，又无非是寻求性灵最终的安适。

　　“故乡情节”：“天人”关系的文化呈现

　　“故乡情结”在“天人”关系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维度呢？从《周易》中的天、地、人三才的关系来看，“故乡情结”便是“人”对“天”、“地”的关注。“天人”关系的哲学层面涵盖了“天”与“地”的关系，即包含了一切宇宙之天和自然地理。因此，人类文化中所表征的“故乡情结”，即是对自身生活熟知、熟悉的人文地理环境或区域的留恋。单从文化或文学的理路来看，文化的缘起与地理的密切关系，可以说已经决定了文学或文化中“故乡情结”的必然。

　　中国自然地理分野与中国文化形态具有密切关系，它潜在地影响着地域文化的形态、分布和特征。特殊的地理环境形成了中国辽阔土地上以农耕与游牧相辅依存的特点。无论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三皇”以来的制州分野传说，还是长江、黄河流域的文明遗迹实证，都从文化学的角度印证了人类在自然进化的过程中对地理的紧密依存。

　　自然地理对文化和民风民俗的影响，极早就被学人关注，从《尚书·禹贡》《周礼·职方氏》《山海经》等，到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魏源的《海国图志》等，都可谓深谙地理与文化的重要关系。古代大多数神话都与自然地理有着密切关系，如三皇始居的神话就反映了古代原始氏族部落占山划地以求生存的性质。

　　《礼记·王制》篇云：“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其一强调王教礼制对教化人伦、移风易俗的作用，但也强调了地域文化的差异。随着国家的高度统一，文化交流的益愈频繁，虽地域色彩渐趋淡漠，然地域文化却始终不可泯灭，如汉代的西域文化、唐代的岭南文化、南宋的闽浙文化。对地域的依恋或被隐性地附于乡土之思和乡土文学的题材之中，而且文学艺术的各种流派、群体，学术的家数等，实际也是地域文化潜在的映射。以今天的乡土文学和民族文学创作来看，似乎都有一种或淡或浓的“故乡情结”，也许并不一定是有意地抒写他们的乡愁乡思，而是在对人生、对自然，也即对“天人”关系的理解中选择了最为熟知的境地与人物，来例证他们的情思。从这种意义上讲，“故乡情结”又不完全同于狭隘的私家旧居之地的“故乡”，而是指所熟悉依恋的“乡土”，那块能够依附文化本根的土壤。李白《客中行》谓：“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苏轼《定风波》即谓：“此心安处是吾乡。”

　　如果以此立场来审视乡土文学和那些以乡愁乡思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自然可以溯源至人类自始而终地对“天人”关系的不断探索与认知的路径。如莫言的《红高粱》、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阿来的《尘埃落定》等，都是对乡土的依恋、咀嚼和认知。作家潘俊英认为：“故乡情结是妈妈做的香喷喷的炒米粉，是童年时被子里阳光的味道，是生命中那条虽色彩平淡却时不时滋润心田的河。”故乡就是最熟悉的天人关系的认知，是任何一种最熟悉真切的人、事、物、地的表现，因此在诗人的笔下，“故乡往往被理想化为诗境家园，是他们共同的精神故乡”。（冯艳冰《以故乡的名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