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赵永红
内容摘要：社会转型是新旧社会结构与秩序的转换，会引发很多社会问题甚至社会失序的可能，社会整合要应对这些问题保障社会顺利转型，社会组织化是转型社会整合的基础、路径与目标。宁波市北仑区通过社区融合性组织的培育与运作有力推动了社会整合，为转型社会组织化整合提供了经验与启示。
关 键 词：转型社会 社会整合组织化路径 社区融合性组织
作者简介：宁波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社会管理的目的就要实现社会和谐，使社会既充满活力，又保持一定的秩序。一个转型中的社会为活力的释放提供了一定的空间，但这种社会面临着传统秩序不断瓦解、利益不断分化、社会不断分层、价值观选择日益多元化和社会问题不断涌现的局面，因此如何将不断分化的社会整合在一起，建构起新的社会秩序，保障社会转型的顺利推进，就是转型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宁波市北仑区融合性社会组织的生长和作用发挥的案例显示，在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急剧转型的过程中，如果政府能够顺应社会转型逻辑，找准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摸准居民的社会需求，主动进行制度创新，积极培育各种社会组织，发挥它们在政治参与、居民自治、社会服务和社会融合等方面作用，就能够建立新的社会整合机制，有效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社会秩序就得到保障，社会活力就能充分发挥，整个社会就会避免陷入“发展陷阱”之中，从而走上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之路。
一、社会整合及其基础
社会整合是指将社会不同的因素、部分结合为一个统一、协调整体的过程及结果，也称社会一体化。它是与社会解体、社会解组等相对应的社会学范畴。社会整合的可能性在于人们共同的利益以及对人们发挥控制、制约作用的文化、制度、价值观念和各种社会规范。社会整合概念最早由涂尔干提出，后来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将它纳入其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构架之中。他认为社会整合包括以下含义：①社会体系内各部门关系和谐的状态，或使体系达到均衡状态、避免变迁的过程；②体系内已有成分的维持，以对抗外来的压力。社会要达到整合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足够的社会成员作为社会行动者受到适当的鼓励并按其角色而行动；二是使社会行动控制在基本秩序的维持之内，避免对社会成员作过分的要求，以免形成离异或冲突的文化模式。帕森斯之后，社会学家在抽象和实证两个方面对社会整合进行研究。抽象研究主要是沿袭帕森斯的观点，将社会整合置于宏观的社会理论体系中，从抽象的意义上予以解释和运用；实证研究主要是运用这一概念研究各种社会群体内或群体之间的实际关系，特别是用来研究民族及种族群体的关系，研究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文化上的接近、融合等。社会整合有不同的维度和内容，有地域间、城乡间、性别间、代际间、民族间或者种族间的整合，有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整合等。社会整合是一个系统工程，其基础和途径包括利益协调、制度规范、组织整合与文化融合。
社会整合要以利益协调为基础。利益协调指以合法程序对不同的利益要求进行调整，使不同利益主体相互包涵、相互和谐的过程。物质利益是人们生活与发展的基础，也是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社会作为一个共同体，最根本的就是能够为民众利益追求提供机会与可能，能够解决大多数人的生活问题。民众在不同职业和岗位中工作，形成不同的社会地位、身份和角色，社会分工和社会角色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从而构成了一个社会结构。比较公正、稳定的社会结构，主要是利益结构，是社会整合和稳定的基础，历史上发生的社会动荡或者革命，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既有利益结构无法使部分甚至大部分社会群体的利益得到维护。一个社会经济可以在一段时期内高速发展，但是如果经济发展成果被少数资本和权力所有者垄断，不能使普通民众的利益有较大改善，就会引起利益冲突和各种社会问题。民众只有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利益分配比较公平，才能防止社会分裂和社会矛盾激化，才能形成“共建共享和谐社会”的良好局面。利益协调主要采用经济手段，还应当综合运用法律、行政和教化等方式。利益的协调基础是市场能健康运行，为人们职业选择和收入获得提供公平的机会，所以这一个过程中要规范与控制权力，防止权力与民争利和扭曲市场秩序。
社会整合要以各种制度的健全及其有效运作为基础。制度及其有效运行，能够影响、约束、规制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可以制定比较公正的利益分配机制，在社会上建立起比较固定的利益格局或社会结构；可以提供一定的社会流通和政治参与渠道，满足社会成员适当的社会流动和政治参与需求；可以在全社会建立公平正义的价值标准，切实维护社会公正，维护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与统一。这些制度包括最高层次的宪法制度、法律法规和各种层次的制度规范等，它们将社会物质、文化、人等各种资源联结在一起、整合在一起。好的制度能够有效保护人权、产权、市场交易和人们的交往，使社会实现良性整合，保障社会持续发展与繁荣；不好的制度可能导致社会内部分裂并使社会最终走向衰败，制度供给严重不足、制度系统内部不能自洽、制度被悬置，社会就不能实现有效的整合。
社会整合要以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为基础。社会不仅是一个物质系统，还是一个主导文化和亚文化共存的文化系统。主导文化为民众提供“集体记忆”和共同的价值认同，引导人们的生活，指引社会前进的方向。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这种文化灵魂，将是一盘散沙，将不可能整合、凝聚成一个共同体。即使是宣扬多元文化价值观的西方发达国家，它们在世俗领域也有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即一种对宪政、民主和自由等价值高度认同的“法理文化”。各种亚文化将孤立的个体凝聚为不同的群体或组织，它们相互之间可能不太一致，甚至有的还与主导文化价值观唱反调，但是大多数亚文化尊重并共享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只有核心价值观发挥有效的引领作用，优秀文化引导人们的生活，社会物质生活和利益追求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幸福感，社会才能往精神的高处走，并整合成为一个精神共同体。
社会整合要以各种组织的良性运作为基础。社会之为社会，不是因为它是由各种原子化的个体通过社会契约而形成的一个共同体，而是因为它是以各种组织为基础而构成的。这些组织有政治组织，如政府、政党及基外围组织，有经济组织，如公司、工厂、作坊等，有社会组织，如家庭、公民社团、文化机构、医疗系统、中介机构、慈善团体等等。每一种组织在国家制度的规制下有自己的制度与文化，它们为公民需求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经济利益、政治参与和自我服务提供了渠道，为公民价值实现、社会化和社会融合提供了组织载体。国家在所有事务方面直接与原子化的公民打交道的成本太高，并会导致国家与公民沟通管道的拥堵，所以国家必须与各种组织进行合作，借助这些组织与公民进行沟通、提供服务，通过这些组织对公民进行整合。公民个体与政府交往，在表达自身需求、监督制约政府方面也会有些势单力薄，相反通过各种组织就能扩大自己的力量和影响，更易引进政府的关注与重视。另外，社会很多事务是国家和市场无力解决的，或者国家和市场解决起来效果并不理想，或者公民不乐意国家和市场作为直接行动者而介入，这些需要公民自治，公民需要在这些事务的治理中直接参与。人是社会性的存在物，除了家庭归属之外还需要其他的社会归属，社会组织能提供这样的社会归属。自治与德性展示是人的社会性本能，各种社会性组织可以为此提供公共空间。所以，各种组织不仅是公民社会化和整合的平台、利益和权利保障的组织基础，还是公民与国家联结的纽带，它们使原子化的公民被组织化，从而实现社会的高度组织化，使国家和社会实现良性互动与整合。
二、转型社会整合：问题与适应逻辑
我国社会正在进行双重转型，即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转型，从计划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转型，相应社会整合和治理要顺应双重转型，推动自身的转型，以解决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保障社会转型顺利、平衡推进。
(一)转型社会整合面临的问题
转型社会不是一个社会结构、制度与规范已经定型的社会，而是一个变化中的社会，一些新的情况与问题需要在社会整合中解决。
一是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利益矛盾更加突出，这是社会整合要解决的根本性问题。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农村改革先于城市，农村经济发展较快，生活水平 有了很大提高，城乡之间的差距得以缩小。同时，开放主要在沿海一些城市先行，整个国家大部分地区还处于计划体制下之下，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没有急速拉大，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城市和中西部地区改革开放全面推开，由于城市和东部地区的区位优势，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以及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并且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部分收入和财富差距扩大并不是市场正常运作导致的。因此，社会出现利益极化和阶层固化的趋势，普通民众就业、医疗、住房和子女教育问题并没有通过市场得到很好解决，农民工、失地农民、下岗工人、新就业人员的利益保障问题日益严峻，各种维护利益的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利益冲突成为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的重要原因，利益公平分配成为社会整合与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主题。
二是制度性隔离。社会整合很重要的途径就是要实现制度一体化，平等保护公民的权利。但我国在向现代市场社会转型过程中，很多传统计划体制下社会治理的制度藩篱依然没被拆除，阻碍了社会的整合。城乡户籍制度和城乡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导致城乡之间公民社会权利的不平等。户籍制度后面附着的是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只有城市户口的人才能享受城市就业、医疗、养老、子女入学甚至住房等方面的政策保护，相反就得不到城市在这些方面提供的保障，或者要以更高的成本才能获得这些政策福利。另外，农民工并不能同城市居民一样参与城市社区自治或者城市的政治生活，被排除在城市政治生活之外，这不仅使他们无法成为城市的主人，而且无法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无法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这些为农民工融入城市设置了不合理的制度障碍。户口制度不仅妨碍了城乡之间的融合，还影响到城市居民之间的流动与融合。现代社会部分城市居民就业具有较高的流动性，但是户口迁移必须具有一系列的条件，这使得新来居民如果没有迁移户口，他们的住房、子女教育等问题就无法得到迁入地制度的接纳和保障，国内很多大城市面临非户籍人口多于户籍人口的问题，人们同在一个城市工作、生活，但在很多方面享受的权利并不平等，这是制度性排斥的结果。
三是社会价值观多元化、世俗化，这使得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作用面临着挑战。传统意识形态能够产生强大的动员作用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原因。新中国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事件，这种伟大让经历过战争与革命，目睹过旧中国落后状况的民众对新的国家投入极大的热爱与建设热情，新国家给予人民当家作主的承诺也能激起民众的主体性和自豪感，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掌握了新中国的政权，每一个人在这种整体中感到一种尊严与庄重。意识形态对历史和英雄人物的塑造，对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宣扬也能打动老百姓的心灵和情感。另外，新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人们生活在物质分配比较均等的一个社会里，生活在一个个集体性组织中，过多的私人考虑没有多少用，这是意识形态动员作用发挥的重要社会条件。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场经济中利益不断分化，每个人要到市场的大海中求取生存，竞争给人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每一人首先考虑是如何生存与生活，革命史诗在新生代面前成为一种历史故事，而非切身的感受，所以传统的意识形态动员需要创新。市场社会导致大量“经济人”的出现，导致个体意识、独立意识和权利意识的生长，追求物质利益、追求个体价值实现是普遍与合理的。加之资本和媒体的推动，社会精神日益多元化、世俗化。在这样一个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作用更加重要，工作任务也必然更加艰巨，因此，其内容和形式一定要适应时代的发展，工作机制要更加复杂化和人性化，但其社会整合作用的发挥可能比较有限。
四是社会流动规模与频率前所未有，给社会管理和整合带来很大的压力。中国民工潮和人口流动的规模在人类发展史是罕见的，这既给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动力与能量，但也给社会整合和社会管理带来了很多难题。大量农民工由于就业不稳定、经济实力限制和制度障碍等原因在城市居无定所，没有稳定的职业，经常在不同城市间流动，在城市和家乡间流动，在一个城市内部不同区域间流动，无法落土生根，真正融入城市，从而也很难对城市产生较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因此对他们的管理和整合缺乏职业、地理和文化等方面的基础。少数民族居民离开原来的定居地，向各地流动谋生也越来越多，他们在一个新的文化、生活环境中如何与其他民族和谐共处，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越来越多外籍人和在海外学习、工作、生活过的出国人员在中国工作与生活，他们和本地人的价值观、生活方式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对他们的整合也是需要认真解决的一个问题。
五是传统组织调控手段作用减弱，社会高度分散化与碎片化。传统计划经济社会，国家通过以执政党为核心的组织体系和单位体系实现社会组织化，从而满足社会管理与整合的需要。在向市场型社会转型期，以执政党为核心的组织体系对社会的管理方式处于调整变革之中，尤其是单位体系的政治与社会管理功能被剥离，社会整体上处于去行政化和去单位化的过程之中，社会面临着再组织化的问题，但社会自组织还处于发育成长阶段、还不太成熟，大多数公民除了家庭和工作单位外，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领域基本上处于原子化状态、缺乏组织化，这使得社会管理与整合的难度加大。
六是电子网络、虚拟社会快速发展。这种发展使社会从物理空间拓展到网络空间，使得信息传递和人们的交往方式、生活形态发生了深刻变革。由于信息传递的畅通和扁平化，政府靠垄断信息限制公民知情权和参与权的做法越来越难，公共问题很容易转移到网上被公众知晓，并激起公民的讨论与参与，公民也会建立网络社团、公共讨论空间，从而形成网络公民社会，参与公共问题的讨论，组织各种活动，提供公共服务。另外，部分市场行为和公民的私人交往也在网络上进行，人们的交往圈通过网络急速扩大，情感体验方式、生活方式虚拟化。应当肯定的是，网络社会本身就意味着一个与现实社会不同的社会，各种力量在网络上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整合成为一个网络社会，但是网络社会中也有相互独立甚至对立的因素，所以网络社会内部的整合并没有完全实现；另外，网络也是推动现实社会力量整合的重要平台与工具。网络给社会带来好的变化的同时也带来了隐患：网络信息过量与信息失真、网络成瘾、网络内容低俗化、网络使人过度虚拟化、网络犯罪、网络攻击政府等问题。所以，对网络社会的管理不仅影响人们的网络生活，还影响到人们的现实生活；不仅影响到网络世界的整合，还影响到现实世界的整合。
七是全球化的影响。全球化使一个国家及其地区与世界的关系更加紧密，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各个国家相互影响，一个国家无法闭门发展。一个地区的人权或民主问题，可能引起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关注甚至干涉；经济方面，外资公司中劳工权益的保障、外资公司与本土公司的公平竞争问题，外向型经济中经济主体受国际市场和经济形势影响等等，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们的就业、收入会产生影响。在文化方面，全球化使消费主义文化大行其道，各国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传播更加深入，西方文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强势影响力更大，本土文化保护更加艰巨。在社会领域，人们交往和生活受更多世界性因素的影响与塑造，移民、国际旅行、与外国人交往和通婚等都是正常的事情。这些都表明一个国家或者地区自主性治理与整合的能力受到了挑战。地方社会不断受到全球力量的影响而国际化了，另一方面，一个地方的问题的解决往往需要考虑到国际因素。
在社会双重转型中，这些问题对社会发展和整合的冲击力很大，如果解决不好，社会就很难实现整合，甚至引发社会危机、社会动荡。国家应当综合运用法律、制度、利益、文化、技术和组织等多种手段对这些问题进行处理，对社会进行整合。
(二)转型期社会整合的适应逻辑
社会转型包括社会整合的转型，并且社会整合的转型要适应转型社会的变化和秩序维护的需要，保证社会转型的顺利推进。也就是说，社会整合要以自身的转型保障社会顺利转型。
首先，要从传统社会整合要转向现代社会整合。涂尔干认为传统社会人们共享一种价值观、从事同样的工作，因而形成一种“机械团结”，而现代工业社会人们不仅价值观多元化，而且由于分工人们处于不同社会位置，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并且相互联系、相互依赖，这样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有机团结”。但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传统的“机械团结”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而现代“有机团结”也没有建立起来，整个社会处于流动、变迁之中，这时如果缺乏有效的社会整合，社会秩序就可能得不到保障。中国正处于这种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之中。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在中西部地区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但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农村流向了城镇，从农业流向了现代建筑业、工业和服务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工作与居住处于高度的不稳定中，在社会结构中并没有找到比较稳定的角色与位置，这些农民工既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农民，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因此，农村的空心化和现代性要素的涌入，使得农村传统的“机械团结”正在瓦解，而城市的扩张和人口的高度流动性，使其“有机团结”没有完全形成。通过社会融合，使城市中新的加入者，包括本地失地农民和外来人口与城市融合，便是一项艰巨的社会建设任务。
其次，要从计划社会整合体制转向市场社会整合体制。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同时是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过程，这种社会转型及社会整合的转变不仅是社会经济结构、就业结构自然演变的结果，还是国家制度转型与制度建设的结果。一方面，市场秩序不是自发生成的，是被计划出来的，是建立在一定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制度结构基础之上， [1]市场社会并不能自动解决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所引起的所有社会矛盾，并不能自动实现社会的整合，相反需要国家的制度供给保障市场主体的权利与利益，保障正常的交易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需要政府解决市场失灵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并提供公共服务。另一方面，在我国市场经济是在计划经济基础上，而不是在小农商品经济基础上转型来的。计划体制转型程度制约了市场社会形成及其整合与治理的转型。在传统计划型社会时期，国家依靠行政权威、意识形态动员、利益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和城乡二元结构，通过各种组织对社会进行了有效的政治性整合，这种整合的结果是社会与国家高度一体化，社会高度政治化，社会和个体没有独立的空间，个体依赖于组织和国家，缺乏独立行动的自主性与动力，制度和法律无法发挥应有的整合作用。改革开放后，国家向社会放权，社会遵循自己的逻辑生长，最终形成了一个市场社会，并使得国家不得不调整自己以适应这个新的社会基础。但是，这种调整是不全面的，一些传统的做法还没有发生大的改变，政府对社会的成长还不是很放心，还习惯于用老的行政管控手段管理社会，用行政手段干预经济活动或解决经济问题，甚至部分权力者向市场和社会寻租，扭曲了市场和社会的正常运行。所以，中国现代社会的整合，很重要的前提就是政府要调整自己的职能，规范自己的行为，为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制度基础，从而保障社会的正常运行。
三、转型社会整合：北仑组织化路径探索
宁波北仑是一个开放的海港区，对外开放程度和经济对外依存度比较高。中国社会的双重转型在北仑推进得更加深入，北仑正处于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传统农业经济基本被迅速发展的现代工业、贸易和新型休闲农业所替代，经济方面的双重转型正在深入推进，但在政治生活和社会成长方面，在社会整合和社会管理方面相应的转型还处于推进和探索过程之中。这些年来，北仑区政府和民政部门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创新社会整合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制度与机制，有力保障了北仑的和谐、稳定与发展。
(一)北仑社会整合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北仑社会整合也面临着转型社会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且这些问题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
一是城市化和工业化快速推进带来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的变化。北仑城市化加速发展，城区面积迅速扩张，城市34个社区中有村改居社区15个、农民混居社区11个，传统村落正在消失，农村人口比重正在快速减少。2010年11月，全区常住人口612267人，其中城镇人口437541人，占71.46%，农村人口174726人，占28.54%，同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增加了226479人，农村人口增加了3510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了16.25个百分点。 [2]另外，厂区和公共建筑用地不断扩张，北仑与宁波老城区之间的联结更为紧密，正在修建的地铁将使北仑与主城区进一步融为一体。作为对外开放的港区，北仑不仅港口贸易很发达，而且临港产业也很发达，传统农业基本不复存在。2010年北仑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48亿元，其中农业仅为12亿元。 [3]这种快速的城市化、工业化，使大量农村村落消失，将本地农民变为新型市民，还吸引了大量外地人以及资本、企业进入北仑，北仑居民传统的社会结构、居住形态、就业形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总体上，北仑经济形态已经基本现代化，现代社会正在生长，相应的治理体系和整合机制还处于调整创新之中。
二是大量本土农民“洗脚进城”。近年来，北仑大批农民由于土地征用或者非农就业转变成为城市居民。农民“洗脚进城”后，居住问题一般解决比较好，但利益保障和身份转换较难。在利益保障方面，农民失去土地和原来的经济来源，获得了一定数量的安置补偿费，但是由于补偿标准比较低，不足以完全解决他们生活、养老、医疗等方面的保障问题，所以拆迁和征地过程中会产生争议，并极可能损害农民的利益，使农民无法获得原城市居民相同的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无法完全融入城市人的生活。另外，农村集体经济或集体资产在城市化过程中很容易流失或被村官侵占，从而损害农民利益并引起基层干群关系紧张。在身份转换方面，新市民更是有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他们失去了传统工作方式和农民身份，一些农民没有新的工作，处于无事可做的状态，一些农民在寻找和适应新的工作。工作带给人的不仅是收入，还有社会归属感和自我价值肯定。他们虽然住进了城市社区，但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依然停在村居时期，如何使他们的“农耕文化”都市化，从而真正融入现代城市是一个难题。
三是外来人口规模超过本地人口。2010年北仑外来人口已经达到44万，是宁波市第一个外来人口超过原居民的区，并且每年还在增长。部分外来人口在北仑有稳定的工作，有的还获得了宁波户口，这些人融入宁波要深入些，但是在文化、生活习性、交往和对北仑的城市认同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融合。另外，还有大量外来人口就业与居住不很稳定，没有宁波户口，他们在居住、生活、社会保障和社会交往等方面融入本地困难重重。并且，对于绝大多数外来人口，如果没有宁波户口，购房政策、社会保障制度和政治参与方面的制度限制了他们与本地人的融合。因此，消除制度壁垒，使他们在工作地和生活地享受本地人同等的制度待遇是社会融合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四是少数民族人口不断增加。这些年来，随着北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外来少数民族人口不断增加。至2009年，全区有少数民族43个，少数民族人口逾11万人，约占全区常住人口的15%。 [4] 少数民族的增多带来了文化的多样性，但是也为社会融合带来了一些难度，既要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活习惯，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又要对他们进行文化方面的整合，还要保护他们的政治、经济权利。并且，这不仅是一个社会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关系到民族的团结。
五是对外交往程度深。北仑是一个对外高度开放的港区，经济和社会生活与世界紧密相连，2010年完成外贸进出口总额133.32亿美元，同比增长25.3%。世界经济变化牵动着这里的每一根神经，影响着这里和内地企业、公司生存、发展及其员工的就业、收入与生活。另外，大量外籍人士来这里工作或居住，不同国家的文化在这里交流碰撞。2005年，宁波保税区内已经聚集了外资生产型企业近百家，北仑新区外资企业已超千家，在北仑居家生活的外商及其家属、子女也日渐增多，这些外籍人员的生活习惯及其子女就学等问题是北仑社会建设必须要面对的。所以，北仑的社会发展、社会整合面临着更多国际因素的影响，如何建设一个开放、多元文化共存，但社会和谐稳定的北仑便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六是人口流动性强。2010年北仑户籍人口迁入4637人，迁出1886人中。最主要的是大量外来人口及其流动给北仑经济发展带来了活力，但是也给社会整合与管理带来了挑战。社会构成的基本要素是人，人在职业和居住方面的稳定性有利于一个地区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社会的整合。相反，人口高流动性使企业经常需要招募和培训新的员工，也不利于比较稳定的社会模式的形成，不利于社会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工作的进行。
七是人口文化素质分布不均衡。北仑大部分企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但也有很多外贸公司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它们需要高素质的员工。这种经济层次的多样性吸引了不同文化素质的劳动者，既有刚洗脚上田的农民，也有海归博士、硕士，还有大批大学毕业生。2010年11月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区常住人口中，具有大学(指大专以上)程度的人为67145人，具有高中(中专)程度的人有96855人，具有初中程度的人口为244478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154445，文盲(15岁及以上不识字的人)人口为16394。 [5]总体上小学程度和文盲的人口比2000年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有很大的减少，其中文盲比重下降了4个百分点。但是，全区人口文化程度整体上还不高，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有总人口的86.6%，小学程度和文盲的人口还很大，占全部人口的35.6%。2010年末北仑区人才总量达8.11万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3.65万人，高级职称1253人，博士、博士后54人，硕士603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8人。 [6]这些文化程度不同的人在一个区域工作生活，要实现他们的整合还是一个难题。
(二)北仑融合性社会组织的培育与运作
面对这些问题，北仑的社会管理与整合迈出了探索的脚步，除了地方层面的制度创新外，还通过融合性社会组织的培育及其运作，来提供社会服务、协作政府管理、组织居民参与，从而推进社会整合和管理、实现社会和谐。
一是培育基层统战组织，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团结、服务与整合功能。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各种社会力量，包括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共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北仑在充分发挥政协、工商联、民主党派、侨胞组织等各种组织形式的作用外，还不断培育基层统战组织，使统战组织体系更加完备，统战工作更加有效。北仑区委统战部针对区内知识分子集中的特点，培育、建立了“北仑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这个组织通过开展多种联谊和培训活动，为党外知识分子提供相互认识、交流、娱乐和学习的机会，使他们产生了一种组织归属感；为知识分子及他们中间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参政议政提供参与机会，充分利用知识分子的才智，引导他们开展调查研究、为党和政府献计献策以及提供决策咨询。这个组织还为会员相互合作、服务社会搭建平台，推动他们的事业发展更好和社会价值实现最大化。总体上，这个组织在团结与整合北仑党外知识分子为北仑经济社会发展献智、献力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二是培育少数民族社团，为社区民族和谐与团结提供了组织依托。北仑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区、街道和社区始终高度重视民族团结与和谐工作，不断创新工作载体，培育少数民族组织，发挥它们在社会服务和民族融合等方面的作用，将生活习惯和文化不同的民族团结成为一个和谐之家。新碶街道芝兰社区是北仑城区主要的少数民族散杂居区，有回、苗、壮、佤、藏、傣等12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居民达458名。2006年，在区和街道的支持下该社区建立了具有民族工作重大事项决策功能的“民族工作协调小组”和具体从事社区民族工作“民族联谊小组”。两个小组均由社区主要负责人任组长，少数民族中具有较强工作能力和活动能力的积极分子为成员。“民族联谊小组”不断完善工作制度、依托社区党员服务中心、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社区事务受理中心和社区平安服务中心建立各种服务组织和志愿组织，发展社区工作者队伍，为少数民族居民利益表达与决策参与，为社区公共服务、文明创建、民族文化传承和平安社区建设等方面提供了组织依托，有力推动了和谐社区建设。
三是培育参与型管理组织，在参与、管理和服务中实现外来人和本地人的整合。法律与制度规定了社会管理与服务的地域性，赋予了公民参与户口所在地的公共治理的政治权利，并且规定公民参与地方和国家层面公共治理，要以户口为基础来实施和管理。比如选举地方人大和全国人大的代表，公民只能是户口所在地选区的选民，以户口所在地为政治活动单元进行选举。这样大量流动人口的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和政治权利的实现就比较困难。农民工经常在外打工，甚至几年不回户口所在地，家乡地方政府很难对他们进行管理、为他们提供公共服务，他们在地方政府和国家层面的公共参与无法得到有效保障，村庄事务的公共参与也无法完全落实。并且，这些农民工和其他那些没有工作地或居住地户口的外来人口，不能得到与本地居民一样的社会管理与服务，不能归属于工作地或居住地的选区和政治活动单元进行政治参与活动，不能同本地户口居民一样参与所在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外来人口的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和政治参与权利得不到有效实现，他们的管理和利益保护就缺乏制度保障，他们就很难实现与本地人、社区和社会的融合。北仑是一个外来人口规模已经超过本地人口的地区，很多社区成了典型的农居混合型社区，面临着流动人口管理难、社区治安管理难、民间纠纷调节难、政治参与难的问题。北仑顺应基层社会发展与治理的需要，进行制度和组织创新，在外来人口较多的社区成立了“外来人管理委员会”或“和谐促进会”之类的融合性组织，为外来人的管理、服务和社区参与提供保障，使他们在社区中与本土人一样得到同样的管理、服务和参与权利，从而融入社区成为真正的新北仑人。新碶街道高塘社区本地人口7000余人，外来流动人口达3万余人，2007年 6月社区在村级外来人口管理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了 “新高塘人”管理委员会，并聘用了两名优秀外来人员作为外管委副主任，通过管理、教育、服务和矛盾化解以加强对区域内外来人员的日常管理以及各类矛盾纠纷的协调处理。新碶街道向家村有一万多暂住人口，是本村人口8倍，2006年6月成立了“新向家人”管理委员会，2009年6月，正式更名为“新碶街道向家村和谐促进会”，现有28名理事,代表全体“新向家人”实践“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履行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决策的职能。“促进会”还成立了特别党支部和志愿服务站，发挥流动党员和外来人在社区建设与服务社会中的作用。向家村和谐促进会的工作得到了新老村民的认可，还被推荐为浙江省先进社会组织和北仑区首批“标准化融合性社会组织”。中央电视台平安中国栏目组对‘新向家人’进行了专访报导。‘新向家人’的服务管理模式已在北仑区范围内推广。坝头社区和谐促进会通过搭建志愿者活动平台、思想政治工作平台，在外来人就业服务、社会帮困和救助、文化教育尤其是市民教育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北仑区城市管理义务工作者协会，以课题项目的形式，推进“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化意识教育”，使外来务工人员在文化层面实现与城市的融合，为改善城市管理软环境探索了新路径。总体上，这些融合性组织使传统的外来人口管理服务模式从单向管理转变为双向互动、双向服务，成为新老居民的沟通交流、融合共处的桥梁和纽带，发挥了外来务工人员在社区治理与建设中的主体作用，为社区参与式治理的发展打下基础。
四是培育外籍人融合组织，推进和谐国际化社区建设。作为港区，北仑有很多海外人在此工作和生活，为了实现多元文化“和而不同”，本地与外籍的居民和谐共进，一些社区积极培育外籍人融合组织，发挥它们在和谐国际化社区建设中的作用。新碶街道玉兰社区有多个小区，共居住着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籍居民300多人，是宁波市屈指可数的国际化社区之一。2007年9月，社区专门成立旨在促进外籍居民间相互交流学习的社会组织——“心桥海外联谊会”，并发展境外会员30余名。2009年9月，“心桥海外联谊会”更名为“心桥联谊会”，成员包括外国友人、台湾同胞、留学生、侨眷侨属等，如今，联谊会下设心桥俱乐部（排球队、篮球队、围棋队、户外俱乐队、剪纸社、翰墨轩书画社等）、心桥艺术团（合唱队、舞蹈队、太极拳队、健美队、老外艺术团）、心桥慈善社、心桥志愿者服务队（“送粥奶奶”国际志愿者服务队、涉外志愿服务队）等组织。 “心桥联谊会”从最简单的联谊组织发展为服务型综合社会组织，从单纯的外籍人士发展到联合各个国家和地区、各种人群融合组织，为外籍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了解和体验中国文化、从事志愿活动、增进与本地居民的沟通交流等提供了组织载体，成为和谐国际化社区建设的组织纽带和重要力量。
以上四类是专门性融合组织，它们在知识分子作用发挥、民族团结、外来人口融合、外籍人融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社会整合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只是上述四类人群内部及与本地人之间需要整合，而且本地人之间也需要整合；不仅需要专门的整合性组织，还需要通过其他各种组织的成长和作用发挥来实现所有居民之间的整合。这些年来，北仑培育了1000多家服务组织、志愿组织、文体娱乐组织与社区自治组织，它们在家政与便民服务、就业、养老、文体娱乐、教育、医疗、矛盾调解、婚恋以及公共参与等方面为居民提供了服务平台，有效发挥了服务与凝聚居民的作用，有力推动了和谐社区、和谐北仑的建设。
四、转型社会整合：北仑组织化路径的特点与启示
北仑融合性组织在社会整合中发挥了政府和市场所不能发挥的作用，总体上它们的培育和运作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社会需求是内在动力。转型社会，各种社会要素在生长、发育与组合，社会自组织既是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现实社会发展的自然结果，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单靠政府已经无能为力，需要政府与社会的合作来共同面对，需要培育与发挥社会力量来解决。北仑融合性组织的培育与生长，顺应了社会发展趋势，是社会发展和社会需求得到满足的客观需要。它们的生命力正在于此，它们不是突发奇想的结果，而是在解决现实社会矛盾中生长出来的。有些组织尤其是服务类、文化体组织最初的生长是社区自组织的结果，而不是政府人为设计的结果，政府只是因势利导、顺势而为，提供一定的支撑条件而已。
二是政府积极培育与支持。一方面，北仑为社会组织的成长和运作提供了普遍性支持。区政府和民政部门高度重视社会组织的作用，在社会（区）建设以及社会组织发展中始终贯穿着协调联动的理念，为社区组织的发展提供支持与条件。北仑在区一级设立民间组织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区委副书记任组长，分管民政工作的副区长任副组长，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民政局。区民政局设立民间组织管理科，街道、乡镇设立民间组织管理办公室，有1名干部负责处理民间组织管理工作。区民政局还建立了联系会议制度，成立了民间组织促进会和区民间组织管理服务中心。这些领导机构和工作组织的成立，使政府既能从宏观上指导民间组织发展，又能承担起日常的民间组织管理与服务工作。正是由于对民间组织发展高度重视，北仑区还进行了一些制度创新：①降低成立和登记标准。将基层民间组织的登记管理机关下放到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将业务主管单位下放到“社区居、村委会或其他具备条件的组织”，这既方便了基层民间组织与管理机关的互动与沟通，又能使管理机关对它们的管理与服务更有针对性。并且，降低基层民间组织成立条件，对一些组织采用降低审批门槛的备案制度，这样使一大批基层民间组织能够成立并获得合法地位。另外，政府还制定社区发展规划，要求社区支持民间组织的发展，为民间组织提供场地、建立台帐等。②提供资源支持。北仑区民政部门介入企业向社会组织定向捐赠流程，使企业通过民政部门向社会组织进行捐赠，这样使企业能够享受国家税收政策的好处，从而激励了更多企业参与定向捐赠，同时也有利于政府从全局上引导捐赠资金的流向，更好推动民间组织的发展。另外政府每年还从福利彩票公益金中安排100万元支持社区组织建设。2010年，全区在各类社会组织建设方面投入了485万元，其中政府投入了320万元。③强化服务支持。社会组织促进会和社会组织管理指导服务中心，为社区组织发展提供信息、人才培训、工作研讨、经验交流等方面的服务，推动它们的发展和工作提升。④开展合作支持。政府、社区向民间组织购买服务，将一些项目和活动委托给它们来做，这样，既使社区民间组织有了更大的作用空间，也能获得更多的资源支持，同时政府也实现了“减负”，为自身职能调整提供了条件。
另一方面，北仑为融合性组织培育与发展提供了特殊支持。相较于服务类、志愿类、文体类社会组织，大多数融合类组织孕生不是社会自组织的结果，而是政府主动适应社会需求积极培育的结果。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区别呢？主要是这类组织的政治性比较强，它们要解决的问题是社会利益结构和权力结构的问题，涉及外来人、外籍人、知识分子和少数民族成员的参与权和利益保障，从而影响到既有权力和利益格局的调整。所以，这些问题不是社会既有利益格局能自动解决的，需要政府站在公共立场进行通盘考虑和制度设计，开放政治参与空间，通过培育融合性组织吸呐这些新的政治参与力量，从而保护它们的利益，实现社会整合与和谐发展。因此，2009年，北仑区专门出台了《关于开展标准化融合性社会组织创建工作实施意见》和《标准化融合性社会组织创建考核评定标准》，明确融合性社会组织标准化创建要求和考核评定依据，有力推动了融合性组织的发展。
三是深入扎根社会。在融合性组织培育过程中虽然政府起主导作用，但政府主要提供一定的制度和政策支持，在财力和资源方面的支持毕竟有限。虽然它们有一定的政治性，但是由于它们的主要活动范围在社区，所以它们的政治活动是社会中的政治活动，而不是政权层面的政治参与，它们也不是政党之类的政治组织，而是社会组织。这些组织的成员来自于社会，活动开展依靠的主要是社会力量，服务对象是社区居民，北仑融合性组织在政策支持下紧紧依靠社区和社会，以化解社会矛盾和解决社会冲突、加强人们互动与沟通、增进居民感情和推进社会融合为目标，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参与进来，以自己为核心形成了一批批志愿者队伍，发掘了各种社会资源，为自身发展和工作开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四是组织体系不断完善。随着政府的推动，北仑融合性组织体系不断完善：融合性组织广覆盖，北仑98%的村建立了“和谐促进会”之类的融合组织；融合性组织内部结构不断健全，有核心领导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还成立了各种二级组织；融合性组织运行机制不断规范，基本都建立了章程、人员选聘制度、决策制度、财务制度、经费保障制度、外联制度和工作档案制度，都有比较成熟的活动方式和工作机制，这些是它们不断发展和作用发挥的有力保障。
五是活动范围主要在社区。除了统战类融合组织在区一级活动外，其他融合组织主要归属于社区，活动范围也局限于社区，很少在街道、区这个层面开展活动；街道、区一级的融合组织也比较少。它们的整合活动是在地方政府和国家层面关于不同户籍人员就业、医疗、社保、政治参与等方面的制度性隔离还没有拆除的情况下开展的。另外，在市场领域，无论外地人还是本土人，由于工资谈判说协商机制没有建立起来，企业的社会保障责任和社会责任没有很好履行，导致工人和资方之间的无法建立持久、和谐的关系，既影响了企业发展，也影响到工人就业和收入，还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和谐。因此，在这些宏观制度变迁比较缓慢的情况下，基层社区融合性组织的社会整合效果必然受到制约，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它们无法独立解决，但它们的运作恰恰对这些宏观制度的消极结果起着缓冲和补救作用。
六是活动方式主要是管理与服务。虽然融合性组织有较强的政治性，但这种政治性主要体现在其成员有很多的外来人，而不是全由本土人构成，这些外来人能够在组织的运作方面有发言权，能够通过组织与社区和街道治理组织进行一定的沟通，以及这些组织能有效动员外来人参与各种活动。但是，它们的主要活动是外来人情况收集和管理，以及为外来人提供就业、教育、救助、矛盾调解等方面的社会服务。所以它们的政治性还是比较弱，而社会性比较强，在与社区、街道的治理组织联结方面还很不够，还不能有效参与和组织外来人参与社区和街道层面的治理活动，这使得社区及高层治理机构在政治整合方面还有很大的开拓空间。
北仑融合性组织的培育和作用有效发挥，给转型社会整合提供了很多启示。
1、要高度重视社会整合。社会发展既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有其内在的动力与规律，但也是在人的理想和思想引导下、在一定制度约束下进行的。转型社会利益分化、价值观多元化、制度不断调整，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断出现，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处置，社会就会出现各种群体性事件和抗议运动，良好的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就无法形成，甚至会引起社会解体和动荡。因此，对社会进行引导和约束，充分利用市场、制度、文化和组织的力量进行社会整合，是社会顺利转型的重要保障，是社会管理与建设的重要内容。
2、社会整合要转型。我国正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社会转型，相应的社会整合方式也要转型。首先，社会整合理念要从国家中心主义转为社会中心主义，社会整合的目的是社会和谐与稳定，是为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提供社会条件，而不是以漠视公民的权利与发展为代价换取一种低层次的社会稳定。社会整合的方式要转变，要从国家管控为主转换为国家与社会合作为主，国家起权利保护、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维护、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作用，要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自组织的整合作用，激发各种社会力量参与社会建设。要进一步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文化和价值观整合的作用。
3、积极培育融合性组织。社会自组织化程度的高低是社会发展成熟度和社会整合程度的标志，我国社会正从组织化社会向社会组织化转型 [7]，传统以政党为核心的组织体系要适应社会转型和建设的需要，不断调整自身结构与功能，同时要充分发挥社会自组织的本性与力量，培育、引导和支持各种社会组织的生长和功能发挥，使社会再自组织化，从组织层面推动社会再整合。另外，社会整合有利益、制度和文化途径，但社会利益、制度和文化整合的实现，离不开组织整合的作用，因为组织是利益、制度和文化等要素的集合体；尤其社会的利益、制度和文化格局无法在短期内进行大的调整情况下，基层社会的组织建设和组织整合是比较可行也很有效的选择，因为它不象制度、文化和利益调整那样可能会引发更多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在外来人口较多的社区和村改居社区，政府和社区应当适应基层社会人口、职业等极大变化的现状，大力培育各种融合性组织，发挥它们在新老市民、外来人和本地人之间的整合作用，将他们整合到本地社区，让他们在本地社区安心生活，并发挥建设性作用。
4、从基层管理和服务做起。社会整合有国家和地方政府层面的，也有基层政府和社区层面的，因此既要有宏观的政策与制度创新，也要注重从基层做起。组织化整合更应在基层政府和社区做起，因为各种社会组织，包括融合性组织的生长空间和动力在基层社会，是适应基层社会的需要生长或培育而成的。融合性组织是为了服务于村民市民化或者外来人生活本土化，虽然需要提供一体化的政治参与平台，保障他们的利益诉求，实现政治上的整合；但是，当前对新市民和外来人的管理和服务更为急迫，他们的生活保障、文明程度的提高和社会融入更加重要。他们有相对稳定的工作、角色、住所和新的生活方式，才能融入社区和社会。北仑大多数融合类组织的主要工作是社区管理与服务，这是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的。所以，从基层管理和服务做起，就找准了融合组织的生长和作用发挥的立足点。
5、有序推进基层的政治整合。融合性组织比起其他基层社会组织，有较强的政治性，但是在当前环境条件下，它们的管理和服务职能更为急需和更加突出。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重视和发挥融合性组织的政治整合功能。只有保障外来人合法的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权利，他们的利益才能得到比较好的维护，才能在政治上给他们以主体感，他们才能真正融入当地社区。所以，融合性组织一方面要动员更多外来人加入它的组织和活动之中，另一方面要通过建立制度化机制向社区和街道表达外来人的利益诉求，为外来人政治参与提供组织管道。并且，外来人的政治参与不应只局限于融合性组织，社区居委会、镇人民代表大会等组织也应当吸纳外来人代表，增强其代表性，使自己成为所有居民的自治组织，而不仅是有本地户口居民的自治组织。另外，应当通过机制创新在外地人中间建立党支部并形成相应的工作指导机制，本地单位和居民中的党的基层组织应当吸收外地党员或发展外地人入党，或指导外地人党员过组织生活，这样就可以发挥外地人党员和基层党组织的先锋作用、战斗堡垒作用、凝聚作用和整合作用。
6、注重宏观整合机制的创新。如果宏观整合机制不健全，一些制度性的隔离依然存在，那么社会被制度割裂的局面就无法解决，社会整合就难以实现，基层社会整合虽然意义重大，但效果就会受到制约。当前，我国户籍制度，以及附着其后的社会保障制度，成为外来人与本地人整合的制度障碍。制度隔离的本质是权利差异化对待，是权利隔离；制度整合的本质是权利整合。因此，应当适应城市化和社会民主法治发展的大势，在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进行创新，使同一个地方居住和工作的公民能享有同样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实现所有人在制度上和权利上的整合。只有这种宏观和微观方面的制度创新，才能使整个社会从制度和权利层面进行有效的整合，才能推动一个公平、自由和有序社会的形成。
注释：
[1]参见 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的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宁波市北仑区统计局，“宁波市北仑区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北仑统计信息网2011。
[3]宁波市北仑区统计局“ 宁波市北仑区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www.tjcn.org
[4]参见北仑区司法局“宁波市北仑区司法局加大少数民族法律援助工作力度”，浙江省司法厅网站2009年。
[5]宁波市北仑区统计局，“宁波市北仑区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北仑统计信息网2011。
[6]宁波市北仑区统计局“ 宁波市北仑区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www.tjcn.org
[7]林尚立，“民间组织的政治意义：社会建构方式转型与执政逻辑调整”，<<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责任编辑：王旭芳 孔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