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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现阶段农村社区能力偏弱的根源在于农村社区的结构特质与当前社会经济环境的不相适应，资源不足仅仅是其表征。通过引入社会动员视角，一方面能提升社区内部各要素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能改变社区内部自身特质。在农村社区能力建设的实践中，应把社会动员当成一种社区的发展策略和具体的工作方法，需要解决如何提升社区构成主体的能力、如何优化社区内部的结构使之能有效适应当前社会经济环境和获取发展所需资源、如何提升社区外显功能的效能三个问题。
关键词：农村社区；能力建设；资源供给；社会动员
作者简介：南昌大学社会学系 讲师
一、农村社区能力建设历史概况
自社会学被引入中国以来，学者们对于农村社区发展的思考与探索从未间断。这既是出于学术研究的需要，也与学者们特有的人文情怀有关。早期
近年来，随着和谐社会建设的深入开展，社区和谐开始被中央决策层所重视。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农村社区建设”概念，并要求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在此一精神的指引下，为探索并逐步完善农村社区建设思路，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村社区建设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民政部于2007年确定了304个“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县（市、区）”，各地也相继确定了不同层次的实验单位。两年来，全国各地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农村社区设置形式与社区建设的共建机制、推进农村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培育农村社区服务功能、创新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2009年，为扩大农村社区建设的覆盖面和受益面，民政部在全国启动了“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全覆盖”创建活动，确立了江苏省海门市、江苏省张家港市等7个县（市、区）为首批“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全覆盖示范单位”。号召全国各地参与创建活动，让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从农村社区建设中受益。从中央的要求看，提升农村社区的能力是这次农村社区建设的核心。
实际上，总结以上各类实践活动的做法可知，不论是最初的乡建学派，还是现在的由中层推动的农村社区建设活动，其主要措施都是根据农村社区贫困、资源获取能力不足等特征，有意识的给农村社区增强某种资源或机会（脱贫机会、NGO项目、资源提供）的供给，以推动农村社区的发展。其主要特征在于“资源供给”，虽然这种做法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村社区的发展能力，但其视角是外在的，并不必然带来农村社区能力的提升。
二、社区能力建设的内涵与要求
虽然能力建设已成为当前学界关注的热点，但是对于什么是“能力建设”，不同的领域 有着不同的界定，至今仍缺乏权威性定义。按照现代汉语大字典的解释，“能”指“才干和本事”，“力”指“一般事物的效能”，“能力”合起来则是指“掌握和运用知识技能所需的个性心理特征”。这一解释可以延伸为人的综合素质在现实行动中表现出来的实际本领和能量，或者说是“具有一定素质的主体的人”在“客观的现实中展开”的行动本领或能效（谢国东，2004）。因此，能力建设可以有两个着眼点，一是提高能力建设“主体”的才干与本事，另一个在于提高主体在客观现实中展开的能效。
具体到什么是“社区能力建设”，目前学界也存在着两种理解：一种是在社区内进行的能力建设，另一种为“以社区为对象进行能力建设”。前者是把社区当成一个地域性概念，按照这一理解，社区仅仅为范围，能力建设是才是主题。因此这一思路建设的重点在于能效的提高，而不管能效的主体，这些能效既可以属于个人，也可以属于政府机构或其它社会单位。社区只是主体能效发挥的范围、载体或介质。后一种视角将社区当成能力建设的主体，其工作对象为社区，这一观点虽然也关心能效的提升，但是它认为社区能力的提升有很多原因，社区建设的真正重点在于通过对社区的改变来达到能效的提升。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能力的提升必须来源于社区的改变，另一个在于能力的主体属于社区而不能是其它单位。比较两种观点可以发现，第一种观点强调的是效果评价，第二种观点强调的是结构分析。我们认为，第二种视角由于强调对社区内部结构的改造，其构建出的社区能力较第一种方法更为持久。它才是社区能力建设的真正内涵。因此，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能力建设界定为“建立适合国情的政策和法律框架的环境、机构的发展，包括社区的参与者（特别是妇女的参与）和人力资源发展和管理系统的完善。”这一定位包括了组织生存环境的不断优化、组织自身的管理与完善、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社会的广泛动员等方面的内涵。其基本指向就在于通过结构的改变与完善来提升发展能力（池子华，2010）。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在社区能力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将社区当成一客观整体进行分析，分析社区的结构特质，而后根据社区与外部环境的关系改变社区的内部构成，增强社区的适应力，并改善社区的动力系统，提高社区的自我发展能力。
三、资源供给视角的缺陷
目前，全国的农村社区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在具体实践中，由于城市社区建设远远早于农村，且已积累了大量经验与做法，其中公共服务的提供在城市社区建设中（尤其是沿海发达城市）被广泛重视，加上民政部颁布的《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县（市、区）工作实施方案》规定的农村社区建设主要任务中就有条是“推进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因此，各地纷纷将社区的服务能力（公共物品的供给能力、社区教育能力等）提升作为农村社区建设的首要目标，在实际工作中纷纷增强对农村社区公共物品的投入，注重或对农村社区服务的供给。从民政部发布的公告看，全国不少省市都是坚持此种做法。例如湖北省政府投入巨额资金建成农村社区服务中心438个、村卫生室454个、警务室202个，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可提供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社会治安、卫生、体育、科技等共10多项公共服务功能；江苏积极搭建城乡和谐社区建设平台，到2008年底全省50%以上乡镇建有社区服务中心，60%左右的村建有卫生计生、农资供销等社区服务站（点）；山东潍坊市共规划建设农村社区1339个，已建成643个，辐射村庄4478个。①从以上措施可以看出，大部分地区实际上都是通过政府增加对农村社区的投入来推动农村社区建设。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增强社区的外显能效，但是单纯的资源供给并不必然带来社区能力的提升。
首先，通过历史分析与总结各地的实际做法可知，自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对于农村社区的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的投入非常稀少，造成农村的公共服务能力一直偏弱。这种现象在农村的“七站八所”改革后表现的更为明显。农村社区的功能基本处于瘫痪状况，其能力的提升也一直是自发进行。在此背景下，通过增加政府对农村社区的公共资源投入，必然会带来农村社区功能的提升与改变。但是，这种改变更多的是由于资源的投入所致，而并不必然带来社区内在特质的变化与能力的提升。当外部资源的供给被切断时候，社区功能又会回复到社区建设前的瘫痪状态。
其次，资源与服务的外部供给虽然能增强农村社区的现有功能，增强农村社区与外部环境的联系性与紧密性，但也会增加农村社区对外部环境的依存度。由于社区功能的强化与提升源于资源的获得，因此，很多社区在工作中都会将争取外部资源放在第一位。这样就使农村社区建设走上恶性循环。要提高社区功能，必须争取外部资源，而越是争取外部资源，就越会忽视社区能力的提升。同时，现阶段农村社区建设的资源投入主体是地方政府。很容易发现以资源供给为主要思路的农村社区建设容易加强农村社区对地方政府的依赖。因为农村社区本身拥有的资源非常少，而政府则变成了农村社区资源获得的唯一来源。按照布劳的交换理论可知，二者之间很容易产生交换后的权力不平等问题。因此，它实质上是又一次国家权力对农村社区的下沉，会大大强化行政权力对于村庄事物的干预，使得农村社区的自由度与行动空间严重不足，与近年来所提倡的“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方向背道而驰。
第三．当前农村社区能力建设的直接原因在于农村社区的能力不足，获取资源的能力差。但是，导致农村社区获取资源的能力不足的原因是有很多种的，表面上看似是国家对农村社区的资源供给不足，更关键的因素农村社区的结构特质与组织特质在步入市场经济后没有进行相应的调整与改善而出现适应性不足，使之不知如何在当前的市场经济与外部社会环境中获取资源，进而才影响了其能力的不足。从不少地区的社区发展实践看，有些农村社区（如分散在全国境内的几千个超级村庄）的能力是相当发达的。它们都是在既存的制度框架内根据市场环境来整合自身资源并完成了组织所说的“目标置换”以达到发展的，例如著名的南街村就是通过将村庄内部的资源集体化与分配均等化来实现社区的发展。因此，当前农村社区能力不足不是一个资源供给问题，而是适应性不足问题，单纯靠资源供给的外部推动并不能解决农村社区发展的动力问题，也不能从提升农村社区的社会适应性。
第四，靠提高公共服务以增强社区的能力做法需要政府的投入。这一措施在城市社区建设中能推行成功就在于城市政府所拥有的资源非常丰富。例如深圳市在社区能力建设中推行了“阳光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项目建设。该项目于2008年4月启动，探索用社会工作模式解决妇女、儿童和家庭中存在的问题，承接政府转移出来的部分公共服务职能，满足社区妇女、儿童及家庭的公共服务需求。这一项目为每个中心配置了160
总之，之前乡村建设学派和扶贫学者早已发现，靠增加社区的供给对农村社区来说是一种外源型增长，这种增长由于没有涉及到农村社区自身的改变，因此这种增长的持久性不足。从目前各地所进行的农村社区建设的措施看，虽然有些地区也在有意识的深入村庄内部的结构，鼓励农村成立各种协会与自组织，但是这些自组织的成立更多的只是为了分配资源与外部机会，不能发挥启发民智、优化乡村社会结构的作用。可以预见，这些组织的存在也是短期的，当资源分配完毕后，它就名存实亡。农村社区能力弱小的原因不在于外部环境的不足，而在于自身内部结构（如社区内部各元素的素质与能力、社区内部的资源分配与动员等）与外部环境不相适应，农村社区建设应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社区内部各要素的能力提升上。
四、社会动员与社区能力建设
（一）社会动员的内涵
社会动员一词源于战争学，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起西方政治社会学基于对集体行动及现代化研究的需要对此曾有过深入分析。目前对社会动员的界定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从过程论视角将社会动员视为一种行为过程，例如吴忠民就认为“社会动员是有目的地引导社会成员积极参与重大社会活动的过程”（吴忠民，1999）。二是从资源获取层面将社会动员是一种对资源的动员 (戴维·波普诺甚至称之为“资源动员”) ，目的在于获得先前所不具有的相对较快地控制资源的能力的过程。三是从社会现代化的角度将社会动员看作现代化过程中个人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的转变,即指社会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过渡期间社会成员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化，例如卡尔·多伊奇认为,社会动员是指在现代化过程中,社会成员发生全面变化的过程,“包括一些特定的变化过程,如居住、职业、社会环境、人与人交往、制度、作用和行为方式、感受和期望等方面的变化,最后还有个人的记忆、习惯和需求的变化,其中有对群体结盟新方式的需求和关于个人身份的新观念。这些变化单独的或几个共同的作用影响,甚至改变政治行为的倾向。”①
总结三种观点可知，前两种观点侧重的是认为的对社会进行动员，而第三种观点侧重于自发的社会动员（潘泽泉，2010）。因此，社会动员即包括“对社会进行动员”，也包括“由社会进行动员”。社会动员的过程，既是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态度与期望发生改变并获得新的社会化模式和行为模式的过程，也是进行资源整合以使资源效用最大化的过程，它能带来了主体、资源与效能的变化。
（二）社会动员视角下的社区能力建设
以社会动员来考量社区能力建设，它就会注重对社区成员价值观、心理义务、态度与期望等方面刺激与改变，而产生持续性的参与行为或其他预期行为；也会对社区的内部结构进行改造，建立社区内部各群体、各部门间的信息传递与合作机制，动员和整合社区内外的资源；还会注意社区外显功能的提升。它的实施原则与方法可概括为：赋权、公平、可持续、资源整合与尊重文化差异。因此，社会动员视角下的社区能力建设，不仅社会动员看成一种宣传、发动群众参与社区活动工作的方法与流程，更把社会动员看成能力建设的奋斗目标。它通过赋权的方式能有效提升社区各构成要素的能力与意识；主张平等与个体效能的最大化可以提升社区的宽容度，强调整合资源达成社区内部的平衡与合作，会使社区内部的特质得到质的提升，最终达到“由社区进行自我动员”，给社区的自我发展增添动力。当达到社区自我动员时，社区的对外功能与效能自然也就得以了提升。而这些效能一定是社区自身而非其它主体的效能。这种效能的增长也就是
这种模式与社会工作的“优势视角”有异曲同工之效。它们都主张尊重社区的每个人成员，认为每一成员都是平等的且具有自身的独特价值与优势，强调社区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对话、交流、相互信任与共同参与，认同社区的发展希望等。但是，优势视角坚持发展目标的多元化与多样性，重视社区及其成员的自身优势的发挥。而社会动员模式在发展目标坚持社会的评比性目标，主张社区自身特质的改变应适应所处环境。在能力的提高上它不过于重视原因而重视效能。因此，它比优势视角的目的性与手段性更强。
五、农村社区建设能力中的社会动员思考
中外历史已告知，不论是作为一种发展策略还是作为具体工作方法，社会动员所创造出来的效能都非常明显。因此，在当前的农村社区能力建设中，应该将二者完整结合进行考量。综合上文的分析，在农村社区能力建设中，要坚持社会动员模式，需要解决三个问题，分别为如何提升社区构成主体的能力；如何优化社区内部的结构，使之能有效适应当前社会经济环境，不断获取发展所需的资源；如何提升社区外显功能的效能。
1、如何提升农村社区构成主体的能力
农村社区的构成主体是社会动员的对象，它既包括农村社区的全部全部居民，也包括社区内部的各类正式与非正式单位。因此，社会动员的对象就不仅包括农村社区内的成年人，权威人士，也包括社区社区内的弱势群体（小孩、妇女、老年人等）。抗战时期的社会动员告知我们，后者的运动能力非常强大，不容忽视。除此之外，不能忽视农村社区内各类组织的动员。村民委员会是农村社区的最大组织，掌控着是农村社区绝大部分资源。村党支部和其它各类组织（如青年团、妇女组织）也在农村社区仍有一定影响。当然，各类非正式组织（如家族、红白理事会等）与经济型组织（专业合作社）也在农村社区内广泛存在。
明了社会动员的对象，接下来需要澄清的是提高动员对象的何种能力以及谁来进行提高。在社会动员理论看来，个体所具备的能力可能不被社区所需要。具体到农村社区能力建设中，我们认为需要提高社区构成主体的三种能力，分别为动员对象对社会动员的心理承托能力、对具体动员事件的理解与正向价值评判能力与现代农村社区对个体所要求能力。社会学认为，任何一项行动的实施都需要一定的社会基础。要在农村社区内进行动员，首先要求农村社区的构成主体具备进行社会动员所需要的心理基础，具体而言应使动员对象具备以下心理观念：①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人与人之间应该相互尊重；②个体的差异不可避免，但每个人都有能力且这些能力是可以发挥出来的；③社区的发展离不开个体能力的发挥。要使社区成员能深入理解具体的动员事件，应提供社区成员的知识水平；而要提升社区成员的正向价值评判能力，则要求社区成员认同于既有的文化价值观念，树立与农村社区发展相一致的目标，具有正向思维的能力，并能按照理性人方式而非按个人情感进行思考。现代农村社区所要求的个体能力包括：文明、对规范的自觉遵从、具备自我学习能力等。
从当前农村社区居民的素质看，在以上能力方面还有很大欠缺，根源根源在于教育机会的稀缺。因此，在农村开展社区教育是提高农民行动与素质的最好方法。这需要政府的不断同时。同时，从很多NGO组织的实践看，各类项目的开展也能提升农村社区构成主体的能力，在项目实践中，通过项目的开展及其重复参与、学习，他们也能获得以上能力。当然，加拿大的经验告诉我们，现代传媒的力量也不能忽视。总之，农村社区构成主体能力的提升需要借助外界的力量。
如何优化农村社区内部结构，提升农村社区的环境适应力与资源获取能力
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回答以下几个问题：当前农村社区所处的外部环境具有何种特征？
这些特征对农村社区提出了何种要求何挑战？为什么当前农村社区的外部环境适应力偏低？好的农村社区标准在社区内部结构上呈何种特征？如何按照好的社区标准来优化农村社区结构。
农村社区面临的外部环境可分位政治环境、经济环境与社会环境。政治环境主要体现在管理体制的变革，乡镇基层政府对农村社区不在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而是指导与被指导关系，不具备强制力。但另一方面，农村社区对乡镇基层政府又又依赖，因为后者掌握着农村福利资源的分配。经济环境主要为市场经济不断深入农村社区领域，传统社区网络被不断破坏，经济理性越来越成为社区居民交往的法则。社会环境主要是区域发展的不均衡导致城市何沿海地区对农村青壮年吸引越来越大。这些环境会使农村社区内部的优质资源不断流失，降低农村对市场和基层政权的博弈能力。因此，乡镇基层政府的“退位”与“脱责”、市场经济对乡村社区传统结构的破坏以及城市对于农村的榨取共同导致了农村社区的资源获取能力低下，环境适应力减低，甚至走向衰败。
从折晓
如何提升社区外显功能的效能
组织效能的发挥需要通过一定的部门实施与管理。之前，农村社区能力的低下既由资源供给不足直接导致，也与农村社区无相关组织或部门区去承担农村社区的功能有关，导致农村社区的资源闲置、浪费或无效率。虽然目前大部分农村社区均已实施了村民自治，按照国家设计，村民自治组织只是村庄事物的管理者、决策者与监督者，不是农村福利的供给者与分配者。而农村社区的能力，除了环境适应力外，还包括服务提供能力。为提高农村社区外显功能的能效，需要成立相关的部门或组织（如专业型服务组织）承担农村社区的外部功能。这就涉及到一个悖论，各类专业型服务组织的成立会使农村社区表现的更加科层化，而与社区的“共同体”目标越来越远。我们认为，共同体式的社区是一种机械团结而不是有机团结，其社区能力未必高，而社区服务部门的专门化才是社区能力增长的保证。
另外，效能的提高还与发挥效能过程的管理和监督有关。为此，在农村社区能力建设中，需要建立对农村社区服务部门的评估制度与体系。这类组织也应主动对全体社区构成主体负责，主动公开服务信息与运行信息，增强信息的透明度，自觉接受社区居民的检查与监督。
参考文献：
池子华：《红十字会“能力建设”的理论思考》，《中国红十字报》，
邓万春：《从能力到主体：社会动员研究的话语转向》，《理论导刊》，2009年第1期。
邓万春：《社会动员:能力与方向》，《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古学兵、张和清、杨锡聪：《地方国家、经济干预和农村贫困:一个中国西南村落的个案
分析》，《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2期。
卡尔·多伊奇：《社会动员与经济发展》，《国外政治学》，1987年第6期。
龙太江：《从“对社会动员”到“由社会动员”——危机管理中的动员问题》，《政治与法律》，2005年第2期。
潘泽泉：《发展的可能性与条件:从适度社会动员到社区发展》，《贵州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钱宁：《以内源发展的观点看待农村社区能力建设——新农村建设中少数民族社区发展思考》，《河北学刊》，2009年第1期。
谢国东：《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社区教育的发展与能力建设》，《浦东成人教育》，2004年第1期。
朱勇、孙玉琴：《农村社区建设试点经验综述》，《中国民政》，2007年第4期。
注释:
①李学举：《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把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工作引向深入》，中国选举与治理（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26317）
②卡尔·多伊奇：《社会动员与经济发展》，《国外政治学》，1987年第6期。
责任编辑：王旭芳 孔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