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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杏云:清末民初女学兴起的多面图景
2017年02月27日 10: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杏云 字号

内容摘要:清末民初,近代妇女教育开始出现并蔚然成风,知识女性在争取生存空间和人格独立方面逐渐取得主体地位,呈现出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气象。知识女性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开始参与社会活动。一些新女性接受新思想,以救亡图存为己任,逐渐走上社会舞台和政治舞台,知识女性群体的涌现为广大妇女更大程度的解放奠定了基础。教育扩大女性生存空间1907年《女子小学堂章程》的主要宗旨为:“养成女子之德操与必须之知识技能,并留意使身体发育。从开设课程看,女性教育的主要目的首先是开启心智,其次在于培养女性的独立自养精神。接受教育的女性成为周围女性的一种示范和模本,进而激励了更多的女性进入学堂、步入职场,甚至投身革命,寻求更大生存空间。

关键词:女性;教育;妇女;女子;女权;接受;生存空间;学堂;封建礼教;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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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民初,近代妇女教育开始出现并蔚然成风,知识女性在争取生存空间和人格独立方面逐渐取得主体地位,呈现出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气象。知识女性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开始参与社会活动。一些新女性接受新思想,以救亡图存为己任,逐渐走上社会舞台和政治舞台,知识女性群体的涌现为广大妇女更大程度的解放奠定了基础。

  救亡图存促使女学兴起

  鸦片战争以来,列强的侵略使中国日益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甲午战败更使朝野震动,半殖民地程度进一步加深,救亡图存成为中华民族当务之急。在各种救亡呼声中,女学不兴被认为是国家积贫积弱的重要原因。1898年6月,梁启超等人率先在上海开办经正女学堂,积极推行女性教育,这是近代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学堂。

  庚子之役后,妇女解放思想大量涌入。1902年11月,少年中国学会将马君武的译作斯宾塞《女权篇》和达尔文《物竞篇》合为一册出版发行,大力宣传女权观念,对后世影响巨大。马君武强调男女平等,妇女虽然受到三纲五常等封建礼教的束缚,一旦女学兴起,她们也定能获得男性享有的社会公权。1903年,金天翮发表《女界钟》,从教育、婚姻、家庭等各方面分析男女同权,认为男女本无尊卑贵贱之分,女子理应同具国民资格,享有参与政治经济活动以及受教育的权利。1902—1910年,中国出现了《中国新女界》《女子世界》等30多种报刊,对振兴女学、提倡女权起到了推动作用。

  基于各个阶层救国存亡的呼声,“兴女学”被作为国策提出。1901年,清政府的“新政”中出现“推广新式学堂”一项,全国开始兴起私人办学风潮。1902年,上海的务本女塾和爱国女学、广东的移风女学等颇具影响。1907年,清政府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26条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通行全国,在法律上承认女学的合法地位,多地官府开始大力兴办女学堂。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公开宣布:“教育既兴,然后男女可望平权,男女平权,然后可成此共和民国。”在社会各界的推动下,民国初年出现倡兴女学的风尚。

  教育扩大女性生存空间

  1907年《女子小学堂章程》的主要宗旨为:“养成女子之德操与必须之知识技能,并留意使身体发育。”女子教科书依此宗旨设置相应课程。其主要课程有修身、国文、算术、女红、家政、体操等。从开设课程看,女性教育的主要目的首先是开启心智,其次在于培养女性的独立自养精神。通过家政等实用技能的培训,女子可以外出谋生,达到独立自养的目的。同期的教科书里,强调女子要“自治”。沈颐在《女子修身教科书》中提到:“人处社会中,有职业即为生利,无职业即为分利,男女一也。”谢允燮编的《女子宜自食其力》《自立》中也主张,女性应该自食其力。接受教育的女学生,或回归家庭,或继续留学深造,或升入大学或专门女校,或就职医院、学校等。在早期女校的毕业生中,很多人选择了教育职业,女教员成为兴女学后第一个名正言顺的可以“自立”、为社会“生利”的职业。

  上层开明士绅也在舆论上积极引导,女性抛头露面现象越来越得到认同,不再被视为有伤风化。1928年,徐志摩在苏州女子中学演讲的讲稿《关于女子》中提到:“新女子的求学问应是一种发现个性的必要过程。”当时的女性“甚至和男子同学衙门公司店铺工作和男子同事,进这个那个的党”。随着女性接受教育获得知识,其独立自养的能力也得到提高,生存空间也因此得到扩展。接受教育的女性成为周围女性的一种示范和模本,进而激励了更多的女性进入学堂、步入职场,甚至投身革命,寻求更大生存空间。

  投身社会公共活动

  清末民初,救亡图存是时代的主旋律,在“自由”、“平等”、“革命”等新思想的感召下,接受教育并逐步觉醒的女性与男性一样,积极投身革命运动。女权先驱秋瑾提出女性对国家“尽与男子一样的任务”。1904年,她与陈撷芬等几位女性组织共爱会,并计划创设女子军。共爱会的机关杂志《江苏》以时论、翻译、小说等方式,积极宣传女权解放主张。何香凝的《敬告我同胞姐妹》一文明确主张男女同权,应共同承担国家责任;曹汝锦在《爱国和自爱》中强调,女性首先要自爱,如能像爱自己那样爱国家,国家便有希望。除共爱会以外,何震于1907年在东京成立女子复权会。1906年,度支部郎中廖劭闲的母亲在北京成立中国妇人会。张竹君在广州创办多所学校和医院等。这些妇女组织通过各种方式,积极投身社会公共活动。

  在以蔡元培为发起人创办的爱国女校,学校教员常常宣扬国民责任和爱国情怀,不断鼓励女学生参加革命。爱国女校的学生也始终居于各类爱国活动前列,影响各地的学生运动。女校还带动普通民众,投入救亡运动。女学生通过演讲、散发传单、参加游行、教育引导等方式,在学生运动中逐渐展示出女性的力量。女校学生在投身政治救亡运动的同时,自身政治觉悟也不断觉醒,开始投入争取参政权的斗争。1911年,留日女学生林宗素等人在上海发起创立女子参政同志会,旨在培养女性参政能力。在五四运动中,广大女性更是掀起了参政高潮。

  综上所述,清末民初,随着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和现代教育思想的传播,先进知识阶层开始倡导女性教育,呼吁男女平等。因此,妇女开始摆脱数千年来封建思想的桎梏。不过,这仅仅是妇女解放的开端。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妇女才真正获得翻身解放。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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