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中国历史评论初步形成繁荣与嬗变局面，主要表现为论史活动超越史学范畴，论史主体由史学家扩展到政治家、文学家、理学家等群体，逐渐演化为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这一时期的历史评论运用理学的范畴和概念，注重考察抽象因素，其理论色彩较之以往更为浓厚。论史以及关于历史评论本体的著作也不断涌现，一时蔚为大观，甚至形成了专门的历史评论体裁。

　　“苏文熟，吃羊肉”

　　评论历史是史学家最重要的技艺之一，但在宋代以前，这种技艺具有“小众性”特点，不仅体现在技艺的既精又专，还体现在论史的人数少、规模小，社会各阶层尤其是上层参与程度较低等方面。到了两宋时期，这一状况有了明显改观。

　　宋代历史评论的繁荣，表现在它不仅是史学现象，而且成为社会现象。论史主体开始显著变化，并迅速扩大，除了史学家论史以外，政治家、经学家、文学家、理学家等社会精英阶层也都热衷于论史。这一繁荣局面之所以出现，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北宋时期科举制度的三次变革：第一次是宋仁宗天圣年间，策论开始被纳入科举考试体系中；第二次是宋仁宗庆历年间，进士科重策论和诸科大义；第三次是宋神宗熙宁年间，这次变革罢诗赋、贴经、墨义，专考策论和大义。

　　两宋时期的策论多以考察历史人事为主，尤为注重评论汉唐故事，以致宋高宗时的太常博士倪思颇为不满地说：“今之论史者独取汉、唐混一之事，三国、六朝、五代为非盛世而耻谈之，然其进取之得失，守御之当否，筹策之疏密，区处兵民之方，形势成败之迹，俾加讨究，有补国家。”因此，他建议“课试命题，杂出诸史，无所拘忌”。这虽然说的是希望策问不能偏重于汉唐，但从侧面反映出策问所拟试题在很大程度上与历史评论有关。科举制度的变革自然使得两宋时期历史评论性质的策论颇为盛行，例如，苏轼的论史文章在当时很受欢迎，以至有“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的说法。

　　宋代科举的这种变革，从制度上保证了历史评论的持续发展，使之在社会上层的影响不断深化。虽然以往也有政治家、经学家、文学家论史的现象，但与两宋时期相比，难以同日而语。如果说明朝时期的史学具有走向社会深层的特点，那么两宋时期则是史学在社会上层的全面扩大时期。这种扩大以论史的形式表现出来，论史不再是史学家特有的技艺，而是超出史学范围，成为普遍社会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