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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
摘 要：强化官员的管理，化解“消极腐败的危险”，是党自身建设中的头等大事之一，是共产党执政“赶考”的永恒命题。化解“消除腐败的危险”，党和政府必须——完善教育；健全民主；强化管理。
关 键 词：化解；消极腐败；共产党
作者简介：中共恩平市委党校教研室 副主任
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经过28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在1949年完成了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满一个甲子。在这短短的六十多年，特别是过去的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在中华民族的文明长河中，没有任何一个时期能够与这短短的六十年相比似。正如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所言：“中国社会发生的变革，中国人民命运发生的变化，其广度和深度，其政治影响和社会意义，在人类历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它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可能胜利”[1]。
一、问题
建党90年，建国60多年，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自身建设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党面临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的面前” [2]。我们必须看到，由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滞后及市场经济“负面”的影响，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也在滋生蔓延。不少党员干部经不住金钱、美色、权力的考验，以权谋私、贪污腐化，不但一些中高级干部搞鲸吞式腐败，甚至少数基层干部也上演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小官大腐败”， “2003年—2009年，广东省共有151名地厅级党政‘一把手’违法违纪被查处……1284名处级‘一把手’落马”[3]，地厅级“一把手”25人/年，处级“一把手”214人/年落马。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入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4]。现实中，不少人没做官时曾是“好党员”，是“社会精英”，也有过骄人的政绩，但为官后便在权力的漩涡中一步步迷失，逐步变成“两面人” ，最后成了罪人。其实，这是官员从相信并自觉为人民服务，到淡忘为人民服务，再到不信为人民服务，从而走上了违纪违法的道路的过程，这也是一个自觉接受监督，到不（愿）自觉接受监督，再到可以摆脱监督的一个过程。
“对我们党来说，最大的威胁之一是腐败，这也是所有执政党面临最大的考验，而腐败最大的危害就是使我们党脱离了群众，失去群众的信任和拥护” [5]。早在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对反腐败工作倾注了极大的精力与心血。1932年谢步升案，毛泽东就指示说：“腐败不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6]，谢步升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被党枪决的第一个腐败分子。1952年刘青山张子善公审大会召开之前，有人替他俩向毛泽东求情，毛泽东听后问：“是要他俩，还是要中国”，“杀了他们就是救了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啊”！腐败是当今世界政党政治中的“权力顽症”，是导致许多政党衰落乃致败亡的致命毒素。过去人民反对满清政府，就是因为它腐败；后来人民反对国民党政府，也是因为它腐败。建国前夕，刘少奇也讲过：我们打倒了蒋介石、打倒了旧政府，要领导全国人民组织建设国家，如果搞不好，腐化、官僚化，别人也会推翻我们。上世纪五十年代，民主党派人士
62年前，重庆解放前夕，身陷囹圄的红岩烈士们，面对敌人屠刀，留下一句警示后人的“狱中嘱托”——“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有人说，当今中国最大的危险是“吏治腐败”。但笔者认为，应该这样说，最大危险是知道了“腐败”，知道“制约”是根本，而制度却无法“制约”，腐败“制”而不止不断蔓延扩展。上个世纪40年代毛泽东在延安窑洞中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但如何踏上这条“新路”，如何“监督政府”，这是当今执政的共产党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二、措施
云南省麻栗坡县委原书记赵仕永说：“我在县委书记这个职位上，在时下的社会环境中，不犯罪是不可能的” [9]——呜呼！在制度严密的今天，陈良宇、陈绍基、王华元、许宗衡等一系列高官，因严重违纪而落马，确实发人深思，究竟是制度还是信念，是法律还是道德出现了问题。在充满诱惑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如何强化官员的管理，管住党内精英阶层，管好权，化解“消除腐败的危险”，笔者认为：
（一）完善教育
党和政府应通过“教育”强化各级党政官员的理想信仰，去营造“清正廉明”民主政治环境。
1、强化官员的理想信仰。胡长清在悔过书承认自己“产生了思想的大崩溃，犹如脱僵的野马，一发不可收拾，最终动摇了理想、丧失了信念”。李真在《忏悔》中写道：“对党内的一些腐败现象，没能理智正确地分析，而是对党的理想信念产生了动摇”。“人一旦丧失了信念，就象一头疯狂的野兽，不是掉进深谷自取灭亡，就是被猎人开枪打死”。可以说，改革开放后环境的变化，市场经济的负面浸染，利欲物欲色欲的诱惑，是造成一些干部堕落的外部因素，而丧失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仰，则是他们内在根源，是他们走向歧途违法犯罪的根本原因。
2、营造“清正”的文化环境。任何事物的存在都需要一定的环境，贪官的生存也需要适宜环境。上个世纪50年代，贪官刘青山、张子善被公审枪决，举国震动。当时氛围“伸手必被捉”，“贪官”绝无好下场。今天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较大变化，不少的人不以贪为耻，羡慕贪官，希望像贪官那样享受人生……不少官员都这样想:“州官能放火，为什么我不能点灯……于是反对大官用大权腐败的小官，会心安理得地小权腐败……”[10]。这是一种可怕的文化氛围，也是腐败斩而不绝的原因，也是贪官得以滋生蔓延的“软环境”。“近年职务犯罪领域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被形象地称为‘35岁现象’。这既与某些地区官场形成的‘你贪我贪大家贪’的潜规则密不可分，亦与某些年轻干部贪慕虚荣错误价值观有很大关系” [11]。党和政府必须求真务实地完善官员的教育，让官员真学真信“马列主义”，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官念”，营造一个“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文化环境。
（二）健全民主
党内民主是执政党的生命线，党内积极性的发挥，党员干部的创造力的调动，都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党内民主是增强党的生机和活力的决定性因素，是党的生存和发展之本。
1、完善官员的选举制度。强化官员的管理，我们党拟出了很多要求，也出台了无数个的制度和规定，甚至还专门出台了条例法律，政府设有监察部门、审计部门，司法有反贪局，党委有纪律检查部门，后来政府又成立了国家预防腐败局，世界上哪有一个国家像我国有么多的专门监督部门（机构）。但依然“遏制不了腐败的滋生蔓延”。改变这一现状的措施之一，笔者认为，就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完善官员的选举，使官员是人民真正民主选举，让选民去监督官员。其实，人民只有真正掌握官员的命运，官员才会关注民意，才会对选民敬畏,才会对选民负责，才能谈得上为人民服务；也只有这样，人民群众才会关注官员的行为，才能保证对官员的监督。
2、科学“分权”强化制约监督。海关总署原署长牟新生说过，“我在海关10年，当一把手8年，感觉就是一把手权力太大，尤其在用人上，说一句话，别人很少敢说不。干一把手时间长了，觉得一把手有点意思，都不用直接表白，下面的人马上顺着你来，这种机制很危险”[12]。河南省十来年的时间，先后有四位交通厅原厅长，无一例外都以贪腐犯罪获得同一结局。怎么就没有一个吸取前任的教训呢？这是“制度”的缺失。但这个“制度”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写在纸上的贴在墙上的“规章、守则”，而是“深层意义的组织体系”即对权力进行合理分权（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分离）的“制度”， 使得监督制约的制度虚设也——这是贪官得以生存蔓延的“硬环境”。党和政府必须适时进行体制的改革，进行合理的分权，使权力的运行规范化、透明化，使权力的监督制约常态化，从而管住官管好权。
（三）强化管理
从严治党，是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加强党自身建设的一条基本原则，必须在加强党员思想教育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完善党的制度建设，通过制度强化对党员的管理和监督。
1、完善公开透明制度。如江门鹤山市原市委书记张XX，夫妻两人月收入不过五千元，但在香港拥有上千万港币的巨额存款，在过去八年中未被发现，却因其妻在港的一起官司而“暴露”，其实， 199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已公布了县处级领导干部收入申报制度！公开透明本身就是一种监督。如果没有信息的公开透明，什么“教育、管理、监督”以及“综合治理、惩防并举”等制度，都是纸上谈兵。必须将国家机关、领导干部及公职人员的权力、义务、责任、制度规范等具体事宜，向社会公开；必须将权力的授予、权力的行使过程、权力的运行结果向社会公开；必须将领导干部（家庭）财产（收入）向社会公开透明，让百姓知晓、让百姓监督。其实，能够真正全面及时准确地将信息公开透明，是党和政府光明磊落、公正无私的表现，也是为官者党性和人格力量的显现。
2、领导干部带头强化制度意识。贪官李真说：有一些官员出事，不是出在制度上，而是出在官员缺乏遵守制度的意识上……的这番话，是我们的党和政府应该深思的。如何遵守执行制度，莫让制度虚设，是党风廉政建设必须正视的话题，否则，再多的“不准”也是空设。笔者认为，各级党政官员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的意识，自觉形成人人遵守制度，执行制度和维护制度的政治习惯。
3、增强制度的前瞻性并严肃问责。在制度设计时注意人的心理活动规律，吸收社会科学的新成果，提高反腐倡廉制度的水平，让制度真正能够“规范、监督、约束” 权力，克服 “道（制度）”高一尺，“魔（腐败）”高一丈的现象，使反腐倡廉制度跑在腐败的前头，让制度管用有效。现实中，我们的制度出台后，有的领导干部就是不自觉执行，而执行制度的人又不敢（愿）动真格的，只是采取变通的办法去应付。这也是“遏制不了腐败的滋生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各级党政“一把手”要克服卢梭在《忏悔录》所说的：建立一项规则叫别人遵守，同时又极力使自己成为例外，不受它的约束的通病。同时严肃问责制 ，不搞“法外开恩”，没有“下不为例”，“盯住不落实的事，追究不落实的人”，营造“越规者，规必惩之；逾矩者，矩必匡之”的环境，以提高制度的执行力，增强制度的实效。
三、结语
天下难治，非民也，官也。透过纷繁复杂的的社会历史现象，不难发现这样一个客观事实：除了生产力低下和自然灾害之外，劳动人民的巨大灾难和痛苦，都说官僚统治集团造成的；对国家政权的最大危害，不是来自民众，而是来自官吏的权力滥用、胡作非为、营私舞弊、贪污腐败。恩格斯也说无产阶级胜利之后，国家权力也仍然是个祸害。60多年前毛泽东把我党“执政”说成是进京“赶考”。笔者认为，共产党 “赶考”的内容许多，其中，强化官员的管理，化解党内“消极腐败危险”是党自身建设中的头等大事之一。其实，保持“赶考”的心态，答好化解党内“消极腐败的危险”这一“考题”，“是一种为政谨慎，是一种严于律己，是一种忠于理想信仰。是一种履职尽责，是一种对自己负责，也是一种对党的事业、对人民群众负责”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