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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  柳  陈兴风

摘　　要：我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注重学习制度建设，形成了一整套学习宣传教育的理论原则和制度规范。党的学习制度建设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客观考察建党90年来学习制度的发展历程，为人民军队理论武装工作留下了深刻的启示：理论武装的正确方向需要制度来确认；理论武装的自觉意识需要制度来约束；理论武装的方法创新需要制度来保证。
关 键 词：中国共产党；学习制度；发展历程；启示
作者简介：孙  柳，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基层政工教研室副主任；陈兴风，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宣传科理论教育干事

   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的先进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诞生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既是学习的产物，也同时标志着党的学习教育的开端。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学习制度建设不断发展，形成了一套适应形势任务和自身发展的制度化体系。我党创造性地把思想建党的原则和制度运用于人民军队，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官兵头脑，推动了军事实践的前进和发展。因此，客观考察和评价我党学习制度建设的历程，对于新世纪新阶段我军理论武装工作贯彻科学发展观要求，进一步强化制度建设，开拓创新和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 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的学习制度建设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土地革命时期的学习制度建设
这一时期是指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的先进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诞生的。党成立以后，非常重视学习，制定出台了一系列相关学习宣传和教育的规定。党的一大专门规定学习宣传教育的任务，要求党员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使更多的人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投入到革命当中。1923年11月，党的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专门通过《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制定了学习宣传的方针，规定了学习教育的方法，要求采取多种形式，如政治讨论、政治讲演，指定学习材料，设立社会科学的研究会，加强党员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党纲党章的学习、讨论。从1924年5月至1926年7月，我党先后作出了《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宣传问题议决案》、《关于宣传部工作议决案》等四个学习宣传教育的议决案。尤其是1925年2月，党的四大通过的《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明确了学习教育和宣传工作的理论基础，规定了学习宣传教育的方针原则、内容方法和党对学习宣传教育的领导。人民军队成立后，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中的学习教育制度，是我党学习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1929年12月28日，古田会议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标志着我军学习教育工作体系的初步形成。《决议》规定必须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正确路线教育”，确立了学习教育的内容和基本方法，规定了党内学习教育10项、方法18种，士兵学习教育和政治训练内容19项、方法7种。1930年10月至1934年10月，我军在反“围剿”中制定了《红军第四军各级政治工作纲要》、《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等一系列条例和文件，体现了我军政治工作、学习教育逐渐规范化和系统化。但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影响，学习教育制度化遭受严重挫折，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学习教育的各项制度在党的领导下又重新走上了正确轨道。
   （二）抗日战争时期我党的学习制度建设
   这一时期是指从1937年7月到1945年8月。从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号召全党开展学习竞赛为起点，1942年2月以后与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结合在一起，到1945年4月六届七中全会结束的在职干部学习运动，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集中学习。1939年3月，中央干部教育部制定了《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根据各级各类干部的不同状况，规定了学习内容和具体安排。1940年1月，中央书记处专门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建立在职干部平均每天学习两个小时的制度，逐步建立完善了日常考查、临时测验、期末考试与结业考试相结合的制度。到1940年10月，在学习制度上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建设，明确了小组与大课之相辅而行，指导员与支部教育干事的确立，巡回教育制与顾问团制的采用，各种研究组与研究会的推行，一般大讲演的举行与教育干部中策略教育的开始等制度。1940年10月，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各抗日根据地党支部教育的指示》，制定了学习教育的方针、计划、教材、方式方法等，明确党的小组一般的应当兼有学习小组的作用，或者规定每月一次至二次小组会议作为学习会，或者每次小组会议有一定时间用在学习上。党小组会以外单独编立学习小组的办法，在自愿的条件下，可以采用。从1940年起，把5月5日马克思的生日定为“学习节”。 1941年9月，中央发布《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在高级干部中建立了学习组制度。1941年12月，中央通过《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和《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强调针对干部的不同情况对学习内容进行分类指导，对四类在职干部学习的方向作了规定，明确了在职干部学习应分为本职工作以内和本职工作以外的学习。1942年2月，中共中央制定《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进一步确认了干部学习教育的方针、目标和内容。
   （三）解放战争时期我党的学习制度建设
   这一时期是指从1945年8月到新中国成立。1947年10月至1949年春，党内开展了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和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内容的整党运动，其实质就是一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教育和学习运动。1947年底，中央召开十二月会议，按照规定和要求，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法，深入学习党的一系列文件，研究党的方针政策，加强调查研究。1948年5月，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党内指示，根据不同对象和情况提出了不同的规定，其中规定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好党的文件和马列主义理论，制定和掌握好党的政策，改进工作作风，提高领导水平。1948年12月，中央针对经验主义这一问题，发出了学习理论的号召，规定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地读书，认真地学习理论，使理论学习与实际工作相结合，在理论的启示下更好地解决实际问题。明确领导机关必须采取有效的办法，组织与领导这种学习。1949年3月，中央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全会确定了12种马列主义著作作为干部必读书。伴随着每一项政策的出台，中央，各大区和地方党委以及各级宣传部门总是及时发出通知，规定利用各种方式、方法组织党员干部学习讨论。

   二、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学习制度建设

   （一）建国初期我党的学习制度建设
   这一时期是指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新的实践给党在学习问题上提出新的任务，党要领导新中国各项建设，必然要求全党有系统地进行理论学习。1951年2月，中央颁布《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指出了当前学习制度的不统一，理论学习的问题。明确了党员理论学习的三级层次，明确了实施学年制和考试制，规定每年学习时间为8个月，即每年三月初至十月底，每周学习时间不少于8小时。对于三级层次的学习，规定了考试权限，不及格者必须重新再学。《决定》还规定了理论教员、学习顾问的指定、任命和培养，明确了党的高级干部在发展全党理论学习的责任，制定了学习状况报告制度。同年3月，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的通知》，就党的干部的理论学习问题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做出了明确的规定，采取了切实可行的措施。1953年4月，中央发出《关于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规定在1953年7月至1954年12月，全党干部理论学习的高级组和中级组，都要学习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等著作。1954年4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总则（草案）》，条例对军队学习教育作出明确的规定，提出学习教育的基本任务，标志着我军学习教育在正规化和制度化建设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党中央十分重视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健全了一系列制度规定，如1955年7月颁发的《关于党的高级干部自修马克思、列宁主义办法的规定》，之后又连续发出相关通知和意见。对此，中央也认为学习收获很大，证明这种学习制度是好的，是应当长期坚持下去的方法。
   （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我党的学习制度建设
   从1956年到1966年“文革”前，随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深入开展，全党学习教育制度建设也有了一定的推进。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就明确提出干部要“学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把读书学习作为对干部的一个基本要求，同时通过书信、会议等形式要求各级干部读书学习，并列出书目。为落实毛泽东关于理论教育的一系列重要指示，1961年9月，中央专门做出了《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强调当前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在全党开展一个新的学习运动。明确采取短期训练班的方式，对全党各级各方面领导干部进行普遍轮训。《决定》具体规定了轮训的对象、学习的内容、采取学习理论和总结经验相结合的方法、学习班组的编成、主办方式、学习材料等。1964年2月，中央做出《关于组织高级干部学习马恩列斯著作的批示》和《干部选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目录》（草案），规定各地以短训班或在职学习的形式组织学习，强调学习中发议论、写心得和笔记，每读一本书写一篇文章，规定了需要阅读的30本书。同年8月，中央做出了《关于县以上干部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的决定》，提出学习要求，明确每人都应当做学习笔记。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党的学习制度建设
   针对九届二中全会暴露出来的问题，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于1970年11月发出《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规定了学习书目，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活动广泛开展，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这一时期，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和破坏，党的学习教育也步入误区，制度化建设遭受了最为严重的损害。“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是在“左”的思想主导下，错误地进行了所谓的“突出政治”的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时期学习的制度或者规定，都是来自“最高指示”、“中央首长的指示”或“中央的精神”，都要“学习不过夜、紧跟不掉队”，还有所谓的“三忠于”、“四无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批林批孔”、“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击右倾翻案风”等学习教育，极大地破坏了学习教育的有序进行，使党的学习制度流于形式。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由于我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抵制斗争，特别是在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叶剑英、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期间，努力突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中具有积极因素的思想，发挥有利因素，制定了具体可行的措施，使党的学习制度建设重新走上了正确的轨道。

   三、 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学习制度建设

   （一）改革开放初期我党的学习制度建设
   这一时期是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到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粉碎“四人帮”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面对新时期和新任务，党的学习制度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出了“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的号召，全党又一次掀起学习热潮。198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中央党政机关干部教育工作的决定》，明确规定了干部学习教育的各项政策、制度和措施，保证了学习教育工作的经常化、制度化、正规化。1983年2月，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党员教育工作的通知》，规定了党员通过学习教育需要弄清的10个问题，制定了一级抓一级、首先抓领导的学习教育方法。1983年10月，中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规定全党学习《党员必读》等文件，强调整党结束后，要把党员的学习教育经常化、制度化，并明确了主要学习内容。1984年6月，中宣部发出《关于干部马列主义理论教育正规化的规定》，根据干部不同工作性质和文化程度，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学习要求，强调理论学习的任务在1990前基本完成，还对理论学习的时间、方式、考试、学历等问题作出了规定。1987年11月，中央同意了中共中央党校《关于改革中央党校工作的报告》，《报告》规定了中央党校培养对象、学习方式，建议中央责成中组部、中宣部和中央党校共同制定高中级干部的在职学习计划，对其学习制度、学习内容、学习要求及考试制度等做出明确规定。1990年3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中，强调全党要普遍深入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的再教育，规定了学习内容，强调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1992年9月，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在改革和建设中的战斗力的意见》，明确地提出必须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的学习任务。
   （二）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党的学习制度建设
   从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到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党的学习教育在推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程中深入展开，学习制度建设达到一个新的水平。1994年9月，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用三年时间，在全体党员中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一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章的学习活动。学习要联系实际，并规定了学习要解决的三个问题。1998年6月，中央办公厅转发了中组部《一九九八——二○○三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规定县以上领导干部在每届任期内参加政治理论学习培训时间不少于三个月。中心组学习要有中心议题。开展理论学习成果交流活动，建立领导干部理论学习考试考核制度，确定各级领导干部学习书目。1998年11月，中央发出《关于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的意见》，决定1998年和1999年两年内集中一段时间，开展“三讲”学习教育。《意见》强调了学习过程中注意把握的四项原则，规定了学习的步骤和方法，采取至上而下，分级分批进行。
   （三）新世纪新阶段我党的学习制度建设
   党的十六大以来，面对新世纪新阶段新的使命和任务，党的学习制度建设全面贯彻胡锦涛同志一系列讲话精神，不断推进创新实践，进一步续写了新的篇章，实现了新的提升。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成立伊始，就建立了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并制订了系统的学习计划。从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已经近70次，党的十七大至今（2010年12月28日）已经进行了25次。2004年11月，中央下发《关于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意见》，强调教育活动以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规定在每批半年时间内，各单位集中学习教育的起止时间一般不少于3个月，规定了集中学习教育分三个阶段进行。2006年1月，中央印发《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从管理体制、对象、内容与方式、培训机构、师资教材经费、考核与评估、监督与纪律等方面对干部学习培训进行了规定。运用法规形式把干部教育的形式固定下来，这在党的历史上尚属首次。2009年9月，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学习型党组织重大战略任务。2010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对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总体目标、主要任务、基本原则、学习内容、组织领导等作出明确规定，提供基本遵循，全党又一次学习热潮被激发，重视学习、善于学习，运用制度规范和创新学习的优良传统被创造性的继承和发扬。中宣部理论局、中组部干部教育局开展向党员干部推荐学习书目工作，先后推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中国共产党简史》等3批20种图书，引导党员干部爱读书、读好书。2010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2010—2020年干部教育培训改革纲要》，明确提出完善体现培训需求的计划生成机制，建立激发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办学活力的竞争择优机制，建立组织调训为主、自主选学为辅的干部参训机制、建立健全干部学习培训考核评价机制、完善干部学习培训激励约束机制、建立干部教育培训质量评估机制等。一年多来的工作实践已经充分证明，把建立健全体制机制作为关键，在健全制度、完善制度、增强制度执行力上下功夫，是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加强学习的有力保证。

   四、 党的学习制度建设对我军理论武装的重要启示

   （一）理论武装的正确方向需要制度来确认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学习教育的灵魂，体现党的学习教育所具有的坚定党性、鲜明阶级性和明确目的性等特征。党在延安时期开展的学习运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整党、“三讲”、先进性教育和学习型党组织建设，首先和主要解决的就是政治方向问题，即通过制度化、规范化的原则、方法和手段，通过较为固定化的模式，规定全党的学习教育，解决的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问题。始终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目标为目标，始终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是我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同时应该看到，一些西方国家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各种敌对势力加紧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活动；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社会思潮的空前活跃，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所有这些都会腐蚀军队人员，影响官兵理想信念。通过学习教育的导向功能来帮助官兵形成正确的理想信念、奋斗目标和行为方式是形势任务发展需要。而学习教育导向的目标，需要制度和规范来确认，即通过法规制度、章程、条例等来规定学习的正确方向和目标要求，避免个体取向和选择过程中的随意性，从而使军队理论武装始终保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二）理论武装的自觉意识需要制度来约束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存在的二重性理论要求人们，必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通过学习发展自己、提升自己，满足社会要求下的自我需要。同时，人对精神价值的向往和追求，就是通过自觉学习，改造主观世界，提高自身修养，升华人性、走向崇高的。因此，学习在更多层面上是一种自觉的行为。学习靠主动性和自觉性，靠人们内在的自律进行思想的转化和提升。但人的思想特点又具有惰性和受动性，尤其是在社会转型，各种利益调整的背景下，内在自律比较微弱，必须要加强制度的强制性。注重内在自律与外在他律的紧密结合是对立统一规律在学习教育中的体现。从自觉性而言，我们坚信内在自律的作用，但从被动性的角度来说，我们又必须确认制度规范的必要和重要。有了科学的制度机制，才能把原则性要求变成操作性要求，把软指标变成硬规定，从而使学习逐渐成为一种内在需求和生活方式。我党历史上每次学习运动，都是在依靠全体党员的自觉行为下，辅之以各种制度规定，比如学习的时间、形式和必须阅读的篇目，组织和团队学习的规定等。因此，人民军队理论武装也必须在增强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的自觉性上，加大学习制度的规范和强制功能。通过健全完善学习的组织管理机制、领导带学促学述学机制、情况通报机制、考核评价机制、调研督查机制等，切实增强各项学习制度的执行力，提高理论武装的效果。
   （三）理论武装的方法创新需要制度来保证
   学习教育活动内蕴着其自身必须具备与时俱进的品质，能随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不断实现改进与创新。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开展学习运动或活动的方法形式手段各不相同，各项学习制度规定和文件都是根据时代发展要求和形势任务变化制订的，都体现当时当地的最新情况和要求，有的甚至吸收了国内外最新的学习理念和制度。当前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所面临的时代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社会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广泛运用，各种信息对官兵的思想和行为影响不可低估。必须适应时代发展的新特点和广大官兵的新期待，不断赋予我军理论武装优良传统以新的时代内涵，使理论武装工作更加富有时代感，具有超前性。要在不断总结我军学习制度建设科学经验的基础上，把一些经过实践检验，反映我军理论武装客观规律的做法，及时上升为法规形态，避免在实践中走许多弯路。要继续推进军队理论武装制度化建设的前瞻性、开放性，借鉴现代管理理论和方法，注重涵盖运用先进技术和设备，加强网络化建设的内容，通过建立、落实具有约束力的现代的、时代的制度规范，保证理论武装工作的决策、实施、评估等方面的创新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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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吉明　孔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