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要旨·现实路径·基本经验-中国社会科学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要旨·现实路径·基本经验

2011年06月16日 09:43 来源：作者：邹毅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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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毅

内容摘要：文章认为，从理论创新方面回顾和总结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经验，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于这个内涵广博的课题，文章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要旨、现实路径与历史经验等方面进行了介绍、梳理与分析，以期提高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水平和实践能力，从而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走向新的历史进程。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路径；经验

作者简介：邹毅，中央党校科社教研部北京 100091

一、引言：何以需要，何以可能？

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①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并实现理论创新的过程。从哲学视角探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必须解决中国化“何以需要，何以可能”的问题。为什么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要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性的需要。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做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可能？这种可能性就存在于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毛泽东说：“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同中国的具体实际之间，既存在着同一性，又存在着差异性，必须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解决“结合”中出现的问题。这种结合不是简单的机械的相加，而是要创造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同时，“结合”的过程是通过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解决矛盾的过程。

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呢？

二、内涵要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关于何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上，学术界并未形成不易之论，而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无疑是审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实路径、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的前提与关键。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要旨所引发的争论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革新”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异端”

“革新”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决不是机械、教条式的在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而是要“在不变的正确原则基础上的新的理论和事业的创造，是给马克思主义的总宝库放进一些新的贡献。”^②毛泽东认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抽象的普遍规律和一般原理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的第一元素，而在具体环境中的具体应用，在与各民族国家的内在结合中，亦即理论大厦的建构，则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二元素。只有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规律与各个国家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才能建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系，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不单是提供普世价值与普遍规律，而是为我们提供了一整套的行动指南。运用这种理论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则是建构这一体系不可或缺的特色。“异端”论者认为，“这样提出问题，本身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的马克思主义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现在只能是，将来也永远只能是国际主义的学说。”^③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化”，还是“两化”

“一化”论者认为，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具体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更进一步地同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具体化。“两化”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是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二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即是，不仅要将马克思主义用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特性与中国气派，还应当将中国的实际经验上升为科学理论，从而为新的实践提供有力的理论指导，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化什么”、“什么化”的问题

关于“化什么”，大部分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基本思想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保存下来并成为基本内核。德里克指出：“不像过去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自然而然的中华文化吸收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要作为试纸来检验中华文化。”^④而关于“什么化”，施拉姆和迈斯纳的认识比较全面，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应该和中国的历史时代、社会实践和文化传统相结合。施拉姆说：“尽管二者密不可分，但马克思主义实质的中国化比马克思主义形式的中国化更为根本。”^⑤迈斯纳写道：“当马克思主义理论面对中国的具体社会环境时，有三个相互关系的基本方面引人注目。在每一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渐地融合于历史环境之中，理论和‘客观’实际之间尖锐的对立趋向消失。”^⑥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过程的双重复杂性，同时受认知与体认者自身意旨与前见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问题上出现多元解说在所难免，而这种解读往往容易导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实路径与实现过程上的分殊与差异。面对学术界这一争论不止的态势，我们迫切需要达成一种共识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与应有之义作一番透视。

首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民族化、大众化与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性学说，只是基于历史发展大势而呈扬的“总的指导原理”^⑦，因此，它需要在“化”的过程中存在并发展着本身，显露与凸显其世界性的范导功能。所谓民族化，即强调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文化相结合，采取中国的民族形式。如怀利强调：“在其文化的维度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指涉一个国外意识形态学说和中国独特的文化品格相融合的问题。”^⑧同时还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让马克思主义通过通俗的形式与民众结合，为群众所掌握。施拉姆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最简单的层次上包括使用普通中国人易于接受的语言，用大众化的谚语和有声色的成语使之生动活泼，间或引经据典予以强调。”^⑨最后，马克思主义要体现时代性，富于创造性，不断的解决新问题，研究新情况，带着我们今天最新的方法与范式在一个开放的境域中实践马克思主义，永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时代性，而不能拘泥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革新”，还是“异端”的浅陋之见，失去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本真精神。

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双向互动的过程。一是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就是马克思主义深刻影响和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历史发展与制度建构，具体来讲，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情况、中国历史传统、中国文化特质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具体化。二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产生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使之具有“中国形式”，获得“中国内容”。据此，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体两翼，只有把二者有机结合、辩证统一，才能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要旨。

最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无缘无故，也不是先验、前定的，而是基于特定的背景、历史需要生成的。杜威指出：“倘若要彻底明了任何复杂的产物，最好的方法是追溯它的构造的经历，——推源它的发展所经过的继续相承的时代。”^⑩应该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使用和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概念的是毛泽东。他在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报告中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其科学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具体化为具有中国民族形式和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即本土化；二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实践化，研究、分析、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三、现实路径：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11]理论中的马克思主义只有转化为现实，才能显示出生命力。因此，马克思主义要想实现中国化必须有自身的实现路径。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路径，笔者以为，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

(一)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

在关于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进行了多次结合，其首要任务就是要求我们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首先，要树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虚夸浮躁的学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供给我们牛奶的奶牛，而是需要认真、热心为它工作的科学”，学习和研究中的浮躁之风，乃学之大忌。其次，不能狭隘的看待马克思主义。在学习和实践过程中，既不能单单强调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优先性，抑或只强调其世界观、方法论的至上性，也不能独秉持其政治功能的无上性，而应该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蕴含的整体性上去把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最后，不能狭隘地对待中国文化，要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上始终保持高度的理性自觉。注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有机结合，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尺度，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独具特色的概念、范畴、命题赋予全新的时代内涵，使之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与实践品格。

（二）重视调查研究，善于“解剖麻雀”

恩格斯在1872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的序言中曾经提出：“不管近二十五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不过，“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12]。毛泽东同志也十分重视对中国国情的研究与认识，“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 ^[13]为了实现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毛泽东同志主张调查研究，“解剖麻雀”，“确立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他甚至明确提出：“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秘诀就在于，它从指导思想、方针政策以至工作方法，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来认识和改造主客观世界的结果。

（三）发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优良作风

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历来讲究一个“风”字。“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一个“风”字，意蕴深远。理论要成为现实，指导实践，作风的优劣关系重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时刻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优良作风。

（1）勇于探索。坚持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遇到难题不回避，遇到问题不躲闪，有了错误勇于纠正，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2）实事求是。“‘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14]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这既是学风问题，也是党风问题。（3）兼容并蓄。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借鉴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我们应当秉持马克思主义应有的开放包容心态，肯于并善于学习与借鉴，拿来它山之石，以为攻玉之器，不断丰富完善自己的体系。同时，在学习借鉴中，不照搬照抄，而是与中国国情相结合。（4）坚持与创新相结合。"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15]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不断地开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明媚地春天。

（四）要诉诸于“返本开新，自主创新”这一“结合”新路径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题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关涉两个层面，一是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二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而其基本路径无疑诉诸于“结合”，“结合”的越深入、越彻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程度就越有效。要自觉把中国自身的实践经验努力上升为一种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就必须对马克思主义加以“创造性应用”，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塑造一种“开新”的自觉和自主意识。因此，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与本源精神真正渗透并融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去。同时，又能在这种融合过程中提炼出中国形式与中国内容，“结合”无疑是必须的。

四、历史经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刻总结

“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 ^[16]作为指导并引领中国社会发展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不仅应从历史经验中总结，而且必须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高瞻远瞩，把握未来。

（一）坚持以发展的眼光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科学方法和行动指南，是发展着的理论。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17]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立制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坚持；但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决不能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提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而是要我们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明确哪些是必须坚持的基本原理，弄清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避免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澄清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

（二）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历史经验

在我们党领导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实事求是。毛泽东在延安给中央党校的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邓小平认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他说：“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 ^[18]在谈到我们党对过去、现在和将来在指导思想上的联系或关系问题时，强调指出：“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所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要靠这个。” ^[19]正因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问题、核心内容和关键所在，就应以实事求是为视野和指导思想，去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去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

（三）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作风，确立以研究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中心的方针，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

斯大林认为：“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 ^[20]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这种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15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蓬勃生命力的关键所在，也是90年来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根本所在。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与时俱进，一定要以党所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理论联系实际，是一个双向互动过程。一方面，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中国实际出发，制定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以指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另一方面，要善于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丰富的实践经验进行科学概括和理论创造，使丰富的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以新的思想、观点和论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四）既坚持古为今用，又注重洋为中用，兼容并蓄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21]但是，产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如果生吞活剥，就必然会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开花和结果，就必然要求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同时也离不开对西方文明成果的吸收与借鉴。因此，必须注重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批判借鉴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欲在中国得到发展，就不能忽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实际。这就要求我们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鉴别和剔除中国传统文化中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合理性的精华，使马克思主义具有更多的“中国形式”和“中国内容”。同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世界性的理论体系，应向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开放，重视研究和吸取西方文明成果、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合理成分和理论原素，使马克思主义不仅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沃土上，而且适应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五）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国的基本国情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所处的历史方位和肩负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 ^[22]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这就要求：（1）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科学判断国际格局、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全面把握时代脉搏和特征，把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放到世界和时代的大视野中去观察，妥善处理影响世界和中国发展的各种复杂因素，抓住和用好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给我们提供的战略机遇。（2）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中国的基本国情。认清中国的特殊国情，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基本的根据。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就是要牢牢把握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3）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肩负的历史使命。9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处于不同的历史方位，肩负着不同的历史使命。这就要求我们党必须从中国和世界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着眼，准确把握时代特点和党的任务，科学制定并正确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提供根本的政治保证。

五、结语

事实雄辩的证明，中国共产党九十年的奋斗史，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但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并非一帆风顺。马克思主义能够为中国人所选择、所接受、所认可、所掌握并能在中国实现中国化，能够发展为一种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社会现象，自有其历史逻辑性。新的时代呼唤新的理论，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坚持以反映时代特征和实践要求的科学理论指导实践，并根据实践的新鲜经验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先进性、不断推进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23]21世纪是一个充满希望和挑战的新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永无止境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要继续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前进。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还将出现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需要我们去思索、去解决。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促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②艾思奇.艾思奇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③王明.中共五十年[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

④Arif Dirlik,Paul Healy,Nick Knight,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Mao Zedong’s Thought,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1997.

⑤ Stuart R.Schram,"Chinese and Leninist Components in the Personality of Mao Tse-Tung”, Asian

Survey,Vol.3,No.6.(Jun.,1963)."

⑥[美]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M].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译组编译.北京: 中共党史资料

出版社, 1989年版.

⑦列宁.列宁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页.

⑧[美]雷蒙德·怀利.毛泽东、陈伯达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936—1938) [J].林育川译. 现代哲学,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