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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宇
摘 要：中国共产党90年来最重大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大命题。自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三代领导核心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社会实践中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功开拓与顺利发展的过程，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阶段。其中，人民群众在一系列探索与实践中所总结出的经验可谓精髓，有助于加速中国共产党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步伐，进一步增进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根本动力。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根本动力；人民群众；社会实践
作者简介：孙宇，男，（1987— ），吉林长春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现任北京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助教，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会主席。主持北京大学“挑战杯”科研项目两项，参加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重点基地等课题三项。在《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等发表论文、报告多篇。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90年理论创新的伟大成果，主要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第一个层面是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活动，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问题；第二个层面是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丰富经验上升为理论，成为较为系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共的历史经验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是双向的、互动的，其关键是创造历史主体的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活动。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通过“实践——认识”的循环过程，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发展与延伸的重要“智囊”和宝贵财富。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经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2在马恩的视阈里，社会发展的合理性与实践具有内在的有机联系。合理性问题的产生和解决就蕴含在人类实践活动以及对实践的理解中。马克思认为：“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3也就是说，社会实践是人类把握世界的最基本方式，包括合理性在内的一切社会历史问题，都有其现实的实践根源。
中国共产党人让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群众，使之成为改造中国的强大物质力量，主要有四点做法：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作了进一步提升，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真正强大的力量属于人民。二是鲜明地提出了有无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同其他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三是形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让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群众，成为改造中国的强大物质力量及根本方法。四是重视教育，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革命和建设问题，倡导马克思主义大众化。4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走群众路线，让群众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让马克思主义掌握群众，使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由自发上升为自觉，更加凸显了人民群众在历史进程中的主动性和创造力。本文旨在探讨自改革开放以来，三代领导核心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过程中关于人民群众观念的流变脉络，了解三十余年来人民群众社会实践的发展历程。
一、邓小平理论：实事求是，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
（一）坚持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
究竟该如何密切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呢？邓小平先后提出了如下四个层面的要求。第一，密切联系群众要以实事求是为基础，倡导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走群众路线，保持与人民的密切联系。第二，密切联系群众要正确处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党离不开人民，人民离不开党。第三，密切联系群众是制定正确政策的前提，正确的政策是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中来的，是反映人民群众要求、符合人民群众实际的。第四，密切联系群众要让群众能够经常表达自己的意见，要全面了解群众，经常深入群众，认真听取群众的呼声，制定出体现人民意志的政策。5邓小平始终把坚持群众路线作为解决发展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工作方法。他深信，改革的关键就是“要同人民一起商量着办事。”邓小平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只有真正调动并且保护好、引导好、发挥好人民群众的热情、智慧和创造力，才能不断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他主张，通过经济体制改革给群众以生产经营自主权，使群众得以充分发挥主动创造精神；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为人民群众充分发挥历史作用铲除政治阻碍。
（二）深信群众想法，尊重群众观点
邓小平坚持走群众路线、深信群众，并尊重人民群众“首创观点”的工作方法，突出地表现在对待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态度上。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效，对于对我国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起到了持续性的推动作用，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实践基础。1982年11月5日，在全国农业书记和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万里同志代表党中央作了《进一步发展已经开创的农业新局面》的讲话。他说：“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决不能低估。它适合中国的国情，有远大的发展前途”。6邓小平对于此项经济体制改革评价道：“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出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7这正是邓小平尊重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所得出的科学结论。
可以说，邓小平理论的鲜明特质表现为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邓小平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这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的品格使邓小平理论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和旺盛的创造力。江泽民曾评价道：“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邓小平同志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出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邓小平同志这些论断概括了农村改革的实际。”8我们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满足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体现。邓小平曾说：“中国共产党的含义和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9在这两句话的鞭策下，邓小平坚持要求，中国共产党人的言论和行动必须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密切党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关键点，为以后的历代领导集体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群众观点，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一）坚持群众观点，维护群众利益
马克思主义重视人的利益需求，主张人的需要和利益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内驱力。历史唯物主义从人民群众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出发，认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历史发展的方向是一致的。因此，任何阶级、政党、团体和个人的言行，凡是适应人民群众利益和要求的，就是合理和进步的；凡是违背和侵害人民群众利益和要求的，都是不合理和错误的。中国共产党正是遵循这一历史规律，为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而不懈奋斗。
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江泽民同志站在时代和全局的高度，总结中共80年的历史经验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警示全党“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并深刻指出：“首先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这始终关系党的执政的全局，关系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全局，关系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社会安定的全局。”10“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群众观点是中共的基本政治观点，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1995年6月，江泽民在优秀县（市）委书记表彰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推进改革和建设需要我们解决的问题不少，好办法从哪里来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我们头脑里固有的，归根到底是来自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丰富多彩的实践。谁深深扎根于人民之中，同广大群众结合在一起，谁就有力量、有智慧、有办法。要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老老实实调查研究，老老实实听取群众意见，老老实实改进工作，集中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去发展我们的各项事业”。11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要深入实际和群众，在人民群众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江泽民指出：“我们党来自于人民，直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12“必须经常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解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发现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加以总结提高，并及时向上反映，以利上级作出正确的决策和部署。”13只有科学地总结群众的新鲜经验，党的理论创新才能富有成效。“党离不开人民，人民离不开党” 14要求党始终要“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
（二）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人民群众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并以此为根本目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直强调要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中共理论创新的基本前提。“最广大人民”指的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等社会阶级和阶层。我国工人阶级是近代以来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产物。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日益提高，党的阶级基础不断增强。江泽民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道：“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最根本的是要不断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15
发展的过程伴随着曲折和艰辛，在发展的道路上，国家遇到了新的挑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但也出现了腐败高发、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中共最广泛的执政基础即广大工人、农民和弱势群体的利益也面临着新的挑战，比如，2000多万群众下岗、转岗、待岗。中共审时度势，提出了解决就业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即引导公有制人员进入非公有制经济行业工作。无论遇到多大艰难、多少困苦，党都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16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使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而且，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域之间频繁流动，人们的职业和身份经常变动。在中共的政策引领下，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人士，通过辛勤劳动进行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系统论述了新社会阶层的性质，并充分肯定了他们对于党和国家发展的重要作用。他强调：“必须把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改革和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党的一切工作和方针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标准。这是我们观察和处理问题的一个根本原则。”17江泽民指出，这些阶层的群众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群众规模的扩大有助于执政党地位的提升和基础的稳固，当然，管理的难度更大，要求更高。江泽民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明确要求，要“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18这三个“一直强调”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根本要求，激励和鞭策着各级干部深入群众、心系民众，关注各个阶层的群众，激发人民群众在社会实践中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三、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关注百姓民生，发展多元文化
“以人为本”和“群众利益无小事”是中央第四代领导核心胡锦涛同志关于人民群众最具代表性的表达，这两个关键性的话语既蕴含着胡锦涛对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前三代领导集体优秀群众思想的继承，同时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党的群众路线的新发展、新解读。
自中共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比如，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推动和谐世界建设、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其中，有一个桥梁性的战略——“以人为本”。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胡锦涛从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工作必须以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必须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高度，提出了群众利益无小事的论断。19“群众利益无小事”是“以人为本”的主要表现，主要解决“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的立场问题。
（一）坚持“以人为本”，关注百姓民生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但在一些地区，一些急功近利的官员为了追求政绩，不惜损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而盲目“发展”，导致群众纷纷抱怨“虽然GDP上去了，但是生活质量下来了”。为了切实扭转这种局面，加以正确的引导，党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其核心就是“以人为本”。2006年4月，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发表演讲时讲道：“今天，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20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21同时，“优良的党风是凝聚党心民心的巨大力量。要坚持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群众路线，真诚倾听群众呼声音，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多为群众办事、办实事，做到权为所用、情为民所系、情为民所谋。”22
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的发展比较顺畅，但社会中存在一些影响和谐的问题，主要包括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问题，特别是教育、医疗、住房已经被人们称为压在头上的“新三座大山”。这些问题极易引发矛盾与冲突，我国社会现阶段的内部矛盾主要是干群矛盾、劳资矛盾、贫富矛盾、城乡矛盾和区域矛盾，其实质是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具有结构性、利益性、群体性、突发性、复杂性、反复性、综合性和整体性等方面的特点。工农两大阶级的社会地位与弱势群体的问题是现阶段我国社会矛盾的突出问题。23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以人为本”。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24。
伴随着城市化的浪潮，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但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村社会发展滞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依然突出。一些乡村因征地、环境污染、干群关系等问题引发的人民内部矛盾相当尖锐，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有些农民打趣道：“城市居民是国家的娃儿，有人疼有人养；农民是没爹没娘的孩儿，没人管没人爱。”针对上述问题，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思想，目标是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主体是亿万农民。2006年2月，温家宝总理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坚持尊重实际、尊重群众，让农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我国农民是有首创精神的。土地承包、乡镇企业、小城镇、农业产业化、村民自治，这些重大改革都是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必须依靠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25
党的十七大报告鲜明地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由于我国十三亿人口中绝大多数是农民，从整体视域看，农村的变化发展，是我国社会最深刻的变化发展；农村的基层民主建设，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最基本、最丰富的内容；只有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享有了更广泛、更切实的民主权利，才能说明我国的基层民主建设有所成效。无论是乡村的经济建设，还是现代化发展，归根结底要回归到建设的主体——“人”。“我们所关心的是回到对人的考虑上来，我们感觉到，在发展过程中一个基本的因素是个人，除非国民是现代的，否则一个国家就不是现代的”。26
笔者于2009年10月至2010年4月参加了共青团中央主办的“爱心传递·与梦齐飞”全国支教团队大赛。作为队长，笔者与其他三位学生组队赴湖北省咸宁市通山县（省级贫困县）闯王镇希望小学进行支教活动。在那段时间里，笔者不仅讲授人文类课程，还要对当地那些山区的孩子进行心理疏导，他们大多没有见过电脑，用的课本、课桌都是极其陈旧的。落后的硬件尚可使用，但是师资队伍的建设情况令人十分痛心。据了解，很多乡村小学都招不到师范院校的毕业生，往往都是那些没有高学历的希望小学的老教工的子女留校教书，但是他们仅有小学的文化水平，如此一来，形成了恶性循环，教育弊端越来越凸显，教育问题越来越严重。正如李大钊先生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所说，“农村的教育机关，不完不备，虽有成立一二初等小学的地方，也不过刚有一个形式。小学教师的知识，不晓得去现代延迟到几世纪呢！”27当笔者采用多媒体教学模式，通过情感激励教育授课时，当地的中小学老师纷纷质疑，认为我们的教学不利于学生掌握知识，对于学生过于宽容，应该保持传统的“师道尊严”。事实上，我们并没有放纵学生，只是为学生提供更多自主学习的机会，请他们到讲台上发言、表达感受，希望他们能够与老师换位思考，在内心深处去理解老师的辛勤付出，用感恩的心面对身边的人。事实证明，我们这种现代教学理念和方法效果良好。在全国总决赛中，我们在教师授课、学生考核、综合表演中一路领先，获得总冠军。我们将所获得的四万元奖金捐给了支教的学校，用于设立励志奖学金、购买学习用品等。如今，当地的中小学已经采用了我们开放式、民主化的授课模式，学生的视野与思维得到进一步的启发与拓展，师生之间的互动越来越默契，当地的基础教育逐步走上正轨。笔者提倡，大力推广“支教”这种社会实践活动的实施范围。广大思想政治教育者应当多提倡学生参加素质拓展类的实践活动，在过程中感悟思想政治教育的强大功能。
（二）重视文化发展，关注民众呼声
尽管网络文化在我国的发展历程非常短暂，但其对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已经显露。网络作为现代化传播媒介，为人们提供了最快捷、便利的信息传播路径。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1年1月发布的《第2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0年1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4.57亿人，互联网普及率持续上升增至34.3%。28党的理论创新应当充分考虑网络民意，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成果，毕竟“技术越高级，情感反应也就越强烈”。29中共中央政治局2007年1月23日举行了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主题是《世界网络技术发展和我国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胡锦涛在会上强调：“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充分发挥互联网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有利于扩大宣传思想工作的阵地，有利于扩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辐射力和感染力，有利于增强我国的软实力。我们必须以积极的态度、创新的精神，大力发展和传播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切实把互联网建设好、利用好、管理好。”30网络文化的思想第一次在中央领导集体的学习中得到完整地阐述。
胡锦涛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指出，“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我们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建设、运用、管理，努力使互联网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沿阵地、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平台、促进人们精神生活健康发展的广阔空间。”31胡锦涛在回答网民的提问时说，自己平时会抽时间尽量上网，一是想看一看国内外新闻，二是想从网上了解网民朋友们关心些什么问题、有些什么看法，三是希望从网上了解网民朋友们对党和国家工作有些什么意见和建议。从总书记的回答中可以看出，党的理论创新离不开广大网友的呼声。这也进一步说明，党同人民群众的有效沟通渠道日益增多且更为密切。
四、结语：建构高品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精神家园”
基于上述对三代领导集体群众思想的简单分析，笔者赞同“文化战略”的主张，即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相结合，通过弘扬中华文化，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软实力，打造具有大众化特质和鲜明时代特征的、高品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精神家园”。
中共十七大提出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怎样理解“精神家园”？笔者引用北京大学郭建宁教授的观点：一是文化认同，二是文化包容，三是文化传承。“精神家园”的提法不仅突出了文化身份的认同，而且强调重新凝聚、整合和塑造。有的学者认为是“恢复记忆”、“重建传统”、“精神还乡”、“再中国化”。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血脉，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记忆和精神家园，体现了民族的认同感、归属感，反映了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失去了民族文化传统，就如同浮萍，没有了根；就如同人，失去了灵魂；就如同流浪者，失去了家园。而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开花，就一定要使之中国化，就一定要具有中国特点、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就一定要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就一定要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结合起来。32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认为，文化能够把广大的社会个体铸为一体，统一的文化模式具有社会整合的功能，它能够使“每一民族越来越深入地强化它的经验，并且与这些内驱力的紧迫性相适应，行为的异质项就会采取越来越一致的形式。”33在当代世界，在民族、地域、语言、文化心理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生活在特定国家的人们由于所处社会的历史、制度和生活方式有所差别，价值观和文化形态也不尽相同。此刻，“和而不同”是和谐共处的前提。当今社会需要的是不同文化能在相互吸收和融合中发展不同的文化传统的特色，以期达到在新的基础上的“文化的共存”。34
20世纪90年代初，哈佛大学约瑟夫·奈教授首创“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他主张，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意识形态等表现出来的“软实力”。软实力是“一种能够影响他人喜好的能力，是与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等抽象资源相关并决定他人偏好的吸引同化力量”。35笔者认为，软实力是相对于以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科技实力为代表的硬实力而言的，它指的是一个国家的文化感召力、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及国民形象的亲和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文化软实力是重中之重。如今，在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的进程中，可以通过文化软实力来吸引民众的目光，鼓励更多的人民群众投身社会实践，在实践中发展并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不仅需要中国化，也需要时代化和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一定要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要特别注意传播方式的改进与创新，通过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方式，入耳入脑的大众话语，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真正为人民群众所理解、接受和掌握。36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还要防止马克思主义呈现低俗、媚俗和庸俗这“三俗”的倾向。若要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则需要紧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37我们要从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问题入手，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应当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要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要增强改革的普惠性，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成果，让改革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要建立健全公众利益表达和诉求机制，要特别注意体察弱势群体的呼声，给他们以更多的关注和关怀。应当更加着力改善民生。执政党和政府的当务之急就是解决好交通、能源、住房、教育、医疗、环保、食品安全等人民群众十分关切的民生问题，就是要使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空气更清新，城市更宜居，人民生活更舒适。以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谱写人民美好生活的新篇章。
诚然，建构一套系统完备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研究的前沿理论与热点话题，需要我们“在运动与静止、保守和创新、僵化与变化无常这些彼此矛盾的力量之间谋求某种和谐”38。笔者希冀，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三代领导核心的人民群众思想做简要梳理，能从某个细微的切入点反映出一些问题，从中积累经验、吸取教训，为今后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问题奠定理论与实践基础。当下，我们应当继续探寻温总理所提倡的愿景社会的运行机制与治理模式，期待“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的和谐之花早日在中国大地上绚烂绽放！
注释：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页。
[4] 参见石仲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简明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10—211页。
[5] 左吉祥：《中国共产党群众观的传承与发展》，载《甘肃理论学刊》2008年第1期。
[6] 参见1982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
[7]《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2页。
[8]《江泽民论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专题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50—451页。
[9]《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7页。
[10]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页。
[11] 参见1995年7月1日《人民日报》。
[12]《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8页。
[13]《江泽民论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专题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52页。
[14]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4页。
[15]《江泽民论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专题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52页。
[16]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页。
[17] 转载于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64186/66688/4494408.html，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8]《江泽民论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专题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64页。
[19]《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读本》，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258页。
[20]《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29页。
[21] 同上书，第651页。
[22] 参见2007年10月25日《光明日报》。
[23] 郭建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当代中国的新主题》，载《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24]《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97—298页。
[25]《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26] [英]阿列克斯·英格尔斯、戴维·H·史密斯：《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顾昕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
[27] 转载于http://news.sina.com.cn/c/2009-04-21/160017656728.shtml，李大钊：《青年与农村》。
[28]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2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1年1月， http://www.cnnic.com。
[29] [美]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梅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8页。
[30] 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7-01/24/content_5648188.htm。
[31] 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5/9486611.html。
[32] 参见郭建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建设共有精神家园》，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33] 转引自宇文利：《中华民族精神现当代发展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5页。原文见[美]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何锡章、黄欢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页。
[34] 汤一介：《“文明的冲突”与“文明的共存”》，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35] [美]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6—10页。
[36] 郭建宁：《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载《学术探索》2010年第2期。
[37] 本节内容参见郭建宁：《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载《学术探索》2010年第2期。
[38] [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6页。
（一）著作类：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3]《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4]侯惠勤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30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5]石仲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简明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二）论文类：
[1] 郭建宁：《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几个问题》，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2] 罗华文：《论江泽民的群众观》，载《学术探索》2003年第11期
[3] 刘毅强：《胡锦涛群众观初探》，载《桂海论丛》2006年第4期。
[4] 左吉祥：《中国共产党群众观的传承与发展》，载《甘肃理论学刊》2008年第1期。
（三）网站类：
[1] 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
[2] 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
[3]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http://www.cnnic.com/。
[4] 新浪网：http://www.sina.com.cn/。
责任编辑：张吉明 孔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