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豹隐（1886—1960），原名陈启修，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1919年受蔡元培聘请，任北京大学法商学院教授。1920年，陈启修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概论”课程，1923年底受北大派遣，前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进修，回国后曾在中共北方区党委主办的党、团员积极分子训练班讲授苏俄经济，后来又南下任广东大学法学院院长，并先后在黄埔军校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由于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通缉，陈启修改名为陈豹隐。

　　早在80多年前，陈豹隐先生就对经济学原理及其与中国的关系提出了新颖独到的见解。

　　在1929年出版的《经济现象的体系》一书中，陈老先生强调，研究经济学原理最好的方法就是：“先知道一般经济现象的大体，再进一步去研究各种现象之间的关系。”因此，为了“向中国青年对症下药”，他主张在讲授经济学原理时，“打破”当时流行的“四分法”（即分为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四篇），“另立一个两分法”——分为“经济现象的体系”和“经济现象的解剖”两大部分。

　　学习经济学有什么用呢？陈老先生说，“至少有两大用途”。一是经济学“可以当作生活的指南”，二是“经济学可以当作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陈豹隐：《经济现象的体系》，上海：乐群书店，1929年， 第14—15页）。理由是，“社会科学是关于人类社会生活关系的科学，而人类社会生活关系当中最重要的却是经济学上所研究的经济生活上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1931年，陈老在《经济学原理十讲》中强调，“经济学的真正目的”就是“记叙资本经济形态下的各种经济现象”和“发现资本经济内部存在的种种法则”。两年后，他在《经济学讲话》的导言中明确指出，在今日中国讲习经济学，应该有三个层次的目标。（1）主要目标是“阐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构造及其发展的法则”；（2）次要目标是“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来批评今日的社会现象及社会运动”；（3）附带目标是“说明非资本主义的经济构造，即封建社会及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构造和发展法则的要点”。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中国人来说，“学习经济学当然应当说明中国经济的构造和发展法则”。这就是他所认为的，当时在中国学习经济学的最终目的。

　　在讲习经济学时，陈老沿用了《资本论》的叙述顺序，除第1篇“绪论”外，其他5篇的标题依次为：“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平均利润论”、“资本储积论”（即资本积累论）和“资本经济扬弃论”。但是，陈老并非仅向学生讲授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绪论”篇第5章的标题就是“中国的经济学”。之所以有这么一章，其理由是：“无论学什么科学，必然的要拿它和中国关联起来，所以，我们应当以中国人的资格，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来研究中国经济学说与外国学说间的区别和关联，并指出现今中国的经济学的发达程度及以后的发展趋向。”（陈豹隐：《经济学讲话》，北平：好望书店，1933年，第231页）此外，陈老在每一篇的最后一章，都会讲授马克思的相关理论与当时中国经济的关系。

　　尽管时移世易，陈豹隐先生的真知灼见对今日的经济学教学与科研，仍然极具启发意义。无论是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应当首先讲清其基本原理，然后再进行评价或批判。尤为重要的是，将其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现阶段的实际紧密结合，与时俱进，学以致用，创造中国气派的经济学。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