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大分流”这个问题不仅对于中国，对于目前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都更有意义，因为英国爆发工业革命后，就对世界各国进行了强有力的“排挤性竞争”，以至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自此之后沦为历次工业革命领先者的边缘性附庸成为常态，而自主发展成为例外。众所周知，中日两国的近代化都是在西方列强的强迫之下发生的社会变革，无论是历史背景、社会文化、起步条件以及自强或维新的时间上都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但为什么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摆脱了工业革命领先者的附庸地位，而中国在甲午战争后却沦为日本的附庸？对于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有可能反过来让我们发现在“中西大分流”研究中未能注意到的某些关键性因素。

　　封建专制与资本主义的两分法解释力不足

　　那么，究竟是哪些根本性的因素导致中日两国在近代化过程中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呢？中外学者们对这个问题已进行了长期研究，提出了各种富有启发性的解释，但这些解释仍存在着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

　　例如，目前仍占统治地位的一种观点将洋务运动的失败归于封建专制，归于没有建立西方式议会民主政体。但明显的问题是：与清政府一样，德国、日本和俄国都是在封建专制下发动其工业化的，在列宁的笔下，德国被称作军阀的和容克的帝国主义，俄国被称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日本则被称为带有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日本在1890年开议会，四年后取消，实际上仍是专制政体；德国的封建帝制是在1918年因为一战战败而瓦解的，但德国在1900年就已经超过英国成为欧洲第一工业强国；沙俄的封建帝制是在1917年才终结的。为什么德日俄通过专制制度的“富国强兵”在19世纪末成为帝国主义列强，而晚清却遭到了他们的瓜分呢？因此，简单地从封建专制与资本主义的两分法解释“中日大分流”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日本模仿了欧美的崛起道路

　　又如，美国杜克大学高柏教授在《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1931—1965年的发展主义）》一书中指出：日本经济发展的历程显示了与盎格鲁-撒克逊截然不同的另一条工业化道路，这种工业化道路被认为是对西方国家巨大的挑战。但是，这个结论成立吗？通过对中日两国在保护国内市场、货币银行制度、外资政策、是否统一国内市场等进行深入比较，笔者发现，虽然中日两国都丧失了关税自主权，但两者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一回事，在货币银行制度、外资政策和是否统一国内市场上也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巨大的差别呢？日本明治维新领导集团的言行证明，日本在保护国内市场、建立国家银行体系和统一国内市场的制度建设上都是模仿英国和美国的崛起模式建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