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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设置特区的历史考察
2011年08月18日 14:01 来源: 作者:姜长青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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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长青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内容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实现国家的区域发展战略目标,中国党和政府先后设立了计划经济时期的特区,改革开放初期的出口特区和经济特区,以及在香港澳门设立的特别行政区,这一系列特区的设立,反映了党和政府对国情认识的深化,也体现了中国党和政府解决区域经济发展的高度智慧和能力。

关键词:新中国  特区  区域发展

 

一、20世纪60年代以资源开发为主设立的特区

 

1965年初,在经济调整后期,中国领导人试图在经济管理体制上找出一条新的路子,改变经济管理工作中存在的固有弊端。其中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在1965年先后设置了安达特区和攀枝花特区。

(一)大庆油田开发与安达特区的设立

建国10周年前夕,在松辽盆地发现了大庆油田,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石油职工和全国人民。1963年大庆油田原油产量达到439万吨。从此,我国一举甩掉了贫油的帽子。

由于大庆油田的开发建设是一个有战略意义的工作,也是一个开创性的工作,需要许多新的思路办法。196312 26 日刘少奇在听取薄一波、余秋里等汇报工业生产和全国工业会议的情况。在汇报到松辽油田(即大庆油田)的经验时指出:有干劲,有风格,搞得很好。但要注意适当休息,劳逸结合。工资制度,不要简单提不计报酬,工人可以讲不计报酬,领导上要讲按劳分配,不要又把按劳分配搞掉了。要长远打算,农副业生产、市政建设,要慢慢搞起来,将来搞个特区政府,搞一元化的统一领导。他还指出:“要考虑我们是个大国,将来工厂越来越多,究竟怎么管理对国家有利。要撇开个人主义、地方主义、行业主义。”[1]其意思主要是对于大庆地区的发展,要因地制宜,由国家统筹安排。

   为了加快大庆油田的开发建设,在当时的条件下对大庆油田实行了灵活的管理体制。1964331日石油部党组、黑龙江省委向国务院提交《关于成立安达特区及所辖范围的报告》。6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撤销安达市,设立安达特区。1119日黑龙江省委、省人委发出《关于安达特区机构设置的通知》。

196511日经国务院批准,成立“政企合一”的安达特区,会战工委与特区工委,会战指挥部与特区政府合一,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以石油工业部党组领导为主,黑龙江省委领导为辅;政府工作中有关企业工作以石油工业部领导为主,有关地方工作以黑龙江省政府(当时称人民委员会)领导为主。特区政府领导企业的同时,又行使政府的其他社会职能。

安达特区实行的政企合一的领导体制对大庆油田的开发和建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种体制对政、企工作加强了集中统一领导,有利于统一规划和管理矿区市政建设,统一规划和安排工人生活,同时,同时精简了机构和人员,提高了工作效率。

(二)三线建设起步与攀枝花特区的设立

西南地区三线建设第一个重点是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攀枝花地区铁矿资源丰富。但当时攀枝花缺少基本的生产生活设施,建设困难很大。

毛泽东从存在着严重战争威胁的估计出发,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他特别强调应该在四川的攀枝花建立钢铁生产基地。[2]毛泽东甚至说用他的工资搞三线建设,其意是要求尽快把三线建设好。毛泽东的这种态度,对三线建设发挥了很大推动作用,此后,三线建设加快了进度。

196516日,冶金工业部部长吕东给薄一波副总理并李富春副总理的《攀枝花建设的最近情况报告》中,提及攀枝花建设的指挥问题,他指出:“现在攀枝花的建设已开始展开,施工队伍已陆续涌入,建设工作量日益增大,各项工程必须统筹安排,这个地区有煤炭、冶金、机械、电力、地质、铁道交通、商业、物资等部门,由我们统一指挥,确实很困难。”他建议“仍由计委、经委或西南局派一位同志来到,我们在那里做具体工作。”[3]对此薄一波副总理批注:我意仍应有一个头,即冶金工业部统一搞。不搞形而上学多头领导了。[4]

17日,中共西南局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作了《关于成立攀枝花工业区政府的请示》,建议在攀枝花工业区党委统一领导下,成立一个工业区人民政府。国务院总理周恩来119日就《攀枝花工业基地工作进展与问题》中提出的几个问题,分别告有关部门帮助解决,并批示;“攀枝花成立特区政府仿大庆例,政企合一,成立党委,由冶金部党委为主,四川省委为辅实行双重领导。” 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成立攀枝花特区人民委员会的批复》。指出:“为了保证攀枝花地区的工业建设,统一安排生活供应、文教卫生、治安保卫等行政管理工作,宜基本上采取大庆形式,即成立攀枝花特区人民委员会,实行政企合一。有关企业工作以冶金部领导为主,有关地方工作以四川省人民委员会领导为主。”

1965226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西南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其中规定:凡是在一个地区建设的各重大综合项目,都应采用大庆的集中领导、各方协作的办法,以中央主管部为主负责统一指挥,统一管理,有关各省、市、自治区和各部门协助进行。[5]

安达特区和攀枝花特区是新中国首批采用特区体制管理和建设的城市,它们成为当时国家重点建设的地区。特区体制是对经济调整时期中央高度集权的一个大的改变,两个特区的设置在当时都达到了预定的目的。这两个特区的设立和建设,为中国探索出了在计划经济时期,在边远和经济落后地区,走出了一条特殊时期运用灵活方法发展落后地区工业的路子。

 

二、改革开放初期以发展外贸为主设立的出口特区

 

利用国际市场,发挥本地区资源禀赋优势,积极发展出口贸易,是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在中国大陆陷入“文革”混乱之时,亚洲“四小龙”开始了经济起飞。

中国加入联合国和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国外交打开了新局面。这就要求中国党和政府以更宽广的视角、更新的观点看待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和变化。1973629日周恩来接见美国银行家洛克菲勒时曾谈到台湾设立的出口加工区。[6] 此后,他在同来访的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会谈时,又重提了台湾地区的发展,他说:蒋介石在台湾省有一个高雄港是自由港,没有税,吸引外资带着原料去建厂,利用台湾的廉价劳动力、劳务费,然后把商品回销外国。这样吸引很多外资到台湾去投资。[7]1973年在国务院的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对李强说:“你这个外贸部长不如严家淦,人家在高雄搞了个出口加工区,把外贸发展起来了。”[8]    

文革结束后,为了把浪费的时间补回来,加快发展成为了当时全国上下的共识,借鉴国外发展经验和利用外国资源无疑是一条捷径。从1978年初起,中国陆续派出多个中央考察团,到欧洲、日本等地访问。4月初,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组织以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为团长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团前往香港、澳门进行实地考察。

     19785月,华国锋访问朝鲜回国途中,早有在辽宁设立对外加工区想法的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趁陪同机会向华国锋提议,将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大连建设成北方经济对外窗口。华国锋当即表示要他写个报告,随后很快就批准派人到辽宁考察,但因条件不成熟而搁置。

港澳经济考察团回到北京,于1978531日向中央提交了《港澳经济考察报告(汇报提纲)》。报告提出,广东省的宝安县(今为深圳市宝安区)、珠海县紧邻港澳,发展出口商品生产,条件十分有利。为了达到把宝安和珠海“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生产基地和对外加工基地,建设成为吸收港澳游客的游览区,使其成为新型的边防城市”的目的,报告大胆建议:对这两个县“有必要实行某些特殊管理办法”,主要是提高两个县的级别,放松进出口限制,减税让利、简化外商进出境手续、恢复小额边境贸易。报告还提出,要利用港澳大力发展对外加工业务。报告呼吁现在要解放思想,放手去干!报告最后转达港澳工委的意见说,从现在起,要把经济工作放到重要的日程上,作为一个重点来抓,以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9]报告得到了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肯定,并表示对出口基地问题要专门研究。

     1978715日,国务院颁布《开展对外加工装备业务试行办法》,要求大力发展加工装备和补充贸易的做法。根据上海、广东、广西、北京、天津、山东、浙江的不完全统计,到年底,已经与外商签订加工装备和补偿贸易的贸易合同698项。[10]这种做法扩大了对外加工的规模和方式,对于“文革”时期的禁止对外加工而言是个很大进步。197811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期,李先念在会见外国客人时表示,可以外商出资金、设备来建工厂,我们用产品偿还,还可以考虑合股经营工厂。1215日,外贸部部长李强宣布,取消不许外商在中国投资的禁区。这对设立有特殊政策的对外加工区设想,是个有力支持。[11] 

    197945日至28日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广东省委的同志在发言中提出希望利用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快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在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后,随后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又带着这个意见专门向邓小平作了汇报,并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较多的自主权和机动余地,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和珠海以及属于重要侨乡的汕头举办出口加工区。邓小平当即指出:“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12]李先念还建议,不仅广东要这样搞,福建、上海等地都可以考虑这样去搞。会议结束时,主持会议的华国锋建议说:“小平同志提出的问题,会后由谷牧同志到广东、福建去研究一下如何具体解决,广东可以搞一个新的体制,试验进行大的政策。”[13]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不久,谷牧、段云就带领工作组于1979511日至65日,到广东、福建进行调查研究。调查结果表明由于粤闽两省发展对外贸易条件优越,中央对其采取特殊政策是必要和可行的。66日和69日,中共广东和福建省委分别向中央递交了请示报告。广东省委在《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中专门列出了一个“试办出口特区”的专题,明确提出“在深圳、珠海和汕头市试办出口特区。特区内允许华侨、港澳商直接投资办厂,也允许某些外国厂商投资办厂,或同他们兴办合营企业和旅游事业等”。[14]福建省委在其《关于利用侨资、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加速福建社会主义建设的请示报告》中也提出了设立厦门出口特区的建议。623日,华国锋在出席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广东省代表团讨论会时说:“中央、国务院下决心,想给广东搞点特殊政策,和别的省不同一些,自主权大一些。广东是祖国的南大门,面对着港澳,实现四个现代化,广东能够发展得快一点。中央同意在深圳、珠海搞特区。”[15]

中共中央、国务院经过广泛征询意见、仔细分析和深入研究,于715日批转了两省的报告,形成了中发[ 1979 ] 50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同意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试办出口特区。当时定名为“出口特区”,主要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考虑,以区别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办的“出口加工区”。但是思想一旦解放,就无法使它停下来。特区要办,而且要办成功,仅仅局限在出口特区是不行的。

 

三、以实现综合性发展目标设立的经济特区

 

中央同意试办出口特区后不久的19791211日,在国务院召开第一次特区筹建的专题汇报会上,“经济特区”的概念首次正式提出。198032430日,受中央委托,谷牧副总理在广州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检查总结中央50号文件的执行情况。5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的批示》,采纳广东省的建议,将“出口特区”名称改为内涵更加丰富的“经济特区”。同时提出,根据目前两省的财力物力可能,广东应首先集中力量把深圳特区建设好,其次是珠海。

1980821日,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会议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条例》的通过,完成了设置特区的立法程序,标志着经济特区的正式诞生。经济特区的设立,新中国从此真正打开了对外开放的窗口。

经济特区发展速度很快,1984年邓小平视察了深圳、珠海、汕头等三个特区,特别是深圳特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这次我到深圳一看,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盖房子几天就是一层,一幢大楼没有多少天就盖起来了。那里的施工队伍还是内地去的,效率高的一个原因是搞了承包制,赏罚分明。深圳的蛇口工业区更快,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五百万美元以下的开支可以自己作主。他们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深圳等经济特区的成功,使得决策层对设立经济特区的信心大大增加了。19876月邓小平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谈话时,宣布“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经济特区。”1987828日国务院正式向全国人大提出议案,建议撤消海南行政区,设立海南省并同时划定海南岛为经济特区。198841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海南省的决定》和《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   

经济特区的发展雄辩地证明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能够结合得很好。2009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五大经济特区土地面积42283平方公里,实现本地生产总值13545亿元,财政总收入4110亿元,进出口总额3658亿美元,以占全国0.44%的土地面积,创造了全国4.04%GDP6.0%的财政收入、16.57%的进出口总额。截止2009年底,深圳等五大经济特区累计实际利用外资920多亿美元,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6万多家。在这几个经济特区中,作为旗帜的深圳经济特区发展更快。19792009年,深圳本地生产总值从1.96亿元增长到8201.23亿元,年均增长35.04%;人均生产总值从606元增长到9.21万元(13480美元),年均增46.35%;贸易进出口总额从0.17亿美元增长到2701.55亿美元,年均增长30.13%;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从0.17亿元增长到880.82亿元,年均增长25.36%

江泽民指出:“深圳以及其他经济特区的发展变化,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带来的伟大成就的一个生动反映,是我国20多年来实现的历史性变革的一个很好的缩影,也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一个有力印证。”

2008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明确指出“现在特区的‘特’,就在于要走在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前列,在于要在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和谐方面走在前列,在于继续敢为人先,大胆探索、改革创新,在于提高特区的综合经济实力和全体人民的基本素质。所有这些方面,都不是一个地区的问题,而是关系全局的问题。”[16]

为了平衡区域经济发展,2000年以来中国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喀什作为我们最西部的重镇,周围和6个国家接壤,地理条件优越。很适合建立经济特区。以喀什经济特区带动整个南疆地区及西藏西北地区经济,将是一个理想的处理问题的方法。来自新疆地区代表在2010年两会正式提交设立喀什经济特区提案,20105月,中央新疆工作会议上中央正式批准喀什设立经济特区。国家批准设立‘中国──喀什经济特区’,并赋予国家计划单列权限,享受产业、税收、金融、土地、外贸等特殊扶持政策,使这一地区加快超常规发展。喀什经济特区的设立适应了国家大的经济建设背景和时代背景,也符合喀什独特的区位特色和资源优势。喀什经济特区的设立,为实现喀什地区乃至新疆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喀什与周边经济互补性强,中亚、南亚各国特别希望加强与中国经济合作,对内地投资者来说喀什是进入中亚南亚市场有利之地。周边国家轻工纺织、食品工业滞后,中亚国家每年进口大量蔬菜、肉制品,对机电产品需求也十分广 阔。喀什建立经济特区,实现全方位对外开放,充分发挥地缘区位优势,促进内地开放型产业向西部转移,形成我国与中南亚更密切的合作格局。

1984年,邓小平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17]这是对经济特区历史作用和价值的精辟归纳总结。另外,中国开始设立经济特区时,也是考虑到了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的整个大的发展战略目标的。

 

四、促进香港澳门持续健康发展而设立的特别行政区

 

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时间里,在中国党和政府关于“暂时不动香港、暂时维持现状以及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等特殊政策条件下,祖国大陆为港澳提供了所需的绝大多数的淡水资源和鲜活农产品。在国家领导人的意识里,一直是把港澳地区发展放在整个国家发展战略中统筹安排的。

197992528日,习仲勋、杨尚昆和刘田夫参加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会议期间,邓小平对广东办特区问题作重要指示,要求广东省委胆子更大一些,抓紧时间发展起来。要宽一些,快一些,小手小脚没办法搞。邓小平还说:将来台湾回来,香港收回,也是特区。过去陕甘宁也叫特区。[18]

邓小平坚定地表达了中国政府收回香港的决心,“如果中国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香港航运、金融、信息、贸易四大中心地位的保持,既有以前香港自身的优势,也有‘一国两制’带来的巨大优势以及中央和内地各省市的大力支持。”[19]

198412月签署了199771日香港交接的联合声明。从19857月到19902月,中国政府履行联合声明的承诺,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专门委员会,起草了保障“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邓小平多次就香港问题和“一国两制”问题进行说明:“我们多次讲过,我国政府在一九九七年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后,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变,香港可以继续同其他国家和地区保持和发展经济关系。”

“对香港的政策,我们承诺了一九九七年以后五十年不变,这个承诺是郑重的。为什么说五十年不变?这是有根据的,不只是为了安定香港的人心,而是考虑到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同中国的发展战略有着密切的关联。中国的发展战略需要的时间,除了这个世纪的十二年以外,下个世纪还要五十年,那末五十年怎么能变呢?”“一个是政局稳定,一个是政策稳定,两个稳定。不变也就是稳定。如果到下一个五十年,这个政策见效,达到预期目标,就更没有理由变了。所以我说,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之后还会不变。”中国政府按照“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分别在1997年和1999年顺利实现了香港澳门的回归。

 “一国两制”设想的成功最终还是要表现为:能保持港澳地区的繁荣与稳定,促进港澳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港澳居民收入的提高上。香港澳门回归以来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良好表现,证明了设置特别行政区政策的正确性。

中国中央政府对香港澳门回归以来的经济发展给予了高度关注和大力支持。为促进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经济共同繁荣与发展,2003629日,中国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内容主要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贸易便利化三个方面。20031029日,中国中央政府又与澳门特区政府签署《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并于2004年、2005年、20062007年、2008年分别签署了《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三》、《补充协议四》、《补充协议五》。内地与澳门的经济贸易联系将更加紧密,合作更加广泛。这两个《安排》是在“一国两制”方针下和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做出的特殊安排,体现了中央政府对港澳特区的关心和支持。

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保持了原有的社会经济制度、自由港地位和独立的财政、税收制度等,从而稳定了各自经济的发展。香港的国内生产总值1996年为12259亿港元,到2008年则达到了16769亿港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996年为191047港元,到2008年则达到了240327港元。[20]基本上保持了稳步增长的态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保持了稳步上升。澳门经济在回归后发展迅速,特别是澳门外贸出口持续上升,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大发展时期。澳门的进出口总额从回归前的327亿澳门元,发展为2008年的591亿澳门元。作为反映澳门经济发展状况的综合性指标GDP,在澳门回归后一改之前停滞、缓慢增长甚至负增长的颓势,出现了连续几年的正增长,其中在20042007年都实现了25%以上的高速发展。人均GDP也从1998年的人均14649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39036美元。[21]

为了支持和配合“十一五”规划纲要中将香港、澳门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纳入整个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格局,中央提出“加强和推动内地同港澳在经贸、科教、文化、卫生、体育等领域的交流和合作,继续实施内地与香港、澳门更紧密的经贸关系安排,加强内地和港澳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合作。”[22]

“一国两制”方针在香港和澳门的成功实践,必定会对台湾回归祖国,从而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产生积极的影响。更多的台湾同胞看到这一方针的科学性和正确性,认同“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好方式。这对促进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乃至整个东南沿海的发展都是一个大的推动。

 

结语:几点启示

 

现实的中国是昨天中国的发展,对中国昨天历史的科学总结是今天中国前进的一个重要动力。通过对建国以来中国所设立特区的历史考察,可以给我们如下启示:

1、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也是党的重要工作方法。实践证明,什么时候我们党坚持了这样一条思想路线,党自身及党领导的各项事业就能不断发展壮大,反之,则会使党自身和党领导的各项事业受到损害。20世纪60年代中国经济调整后期所设立的的安达、攀枝花等特区,是在实事求是地认识了过去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端之后,为了加快特区所在地的资源开发和发展而进行的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而改革开放初期所设立的出口特区和经济特区,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党的正确思想路线恢复之后,党充分认识到国家发展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以及注意到中国与外部世界发展的巨大差异后所进行的重大政策调整。港澳特区的设立,更是中国党和政府坚持党的思想路线的结果,一国两制方针的提出和实行,表明了中国党和政府坚持从实际出发,正视历史和现实,为了顺利地解决与有关国家的历史遗留问题,也为了港澳地区经济的平稳发展而创造性运用党的思想路线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

2、必须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中国地域广博,地区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是中国发展中所必需处理好的各种关系中最重要关系之一。由于民族众多、各地发展资源禀赋不同,各地所面临的发展问题以及解决此问题的方式也应当有所不同;在地区差异比较大的条件下,如果中央政府实行大一统的政策,对不同资源禀赋的地方实行一样的治理政策,制定政策时不顾实际情况进行“一刀切”,那么治理不可能有效,甚至可能会出现负面作用。在一定意义可以说,建国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在不断探索和实现中央和地方关系合理发展模式中走过来的。这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不足甚至是失败的教训。如何在发展中把实现统一性和差异性有效结合起来,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通过设立特区把特定地区发展和国家战略目标结合起来的做法,总体上是成功的。中国中央政府通过设立特区这样一种形式,充分把发挥地方的资源禀赋优势和国家的战略目标有机结合起来,并兼顾这些地方的历史传统和地理特点,不但使得这些设立特区的地方都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同时中央政府的战略目标也得以顺利贯彻。这为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和谐发展提供了一条新的发展思路。

3、必须不断创新工作思路,以新的发展思路解决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中国作为一个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多民族且处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在后发工业化的过程中必然遇到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所没有遇到的问题,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现象也很难从现成的理论中找到合理的解释,这需要从中国自身的历史和经验中寻找解决合理的答案和解释。中国党和政府不断探索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所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并积极寻找解决这些新问题和处理新情况的办法。新问题新情况出现后,中国党和政府从来没有采取回避和忽视的态度,也从不因循守旧,开历史的倒车,而是集中集体的智慧,探索新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这一点可以从建国以来中国党和政府设立特区的发展历程上可以清晰地看出。

 

 注释:

[1]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86页。

[2]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讲话记录,1964年5月27日。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768页。

[3]《吕东经济文选》,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4]《吕东经济文选》,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4-75页。

[6]《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45-646页。

[7]《周恩来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30页。

[8]吴庆彤:《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回忆周总理同林彪、江青反革命的斗争》,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第148页。

[9]《港澳经济考察报告(汇报提纲)》,1978年5月31日。

[10]李正华:《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第272页。

[11]李正华:《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第273-274页。

[12]《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10页。

[13]张湛彬:《石破天惊》,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441页。

[14]张湛彬:《石破天惊》,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442页。

[15]深圳市史志办公室编:《中国经济特区的建立与发展》(深圳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第52页。

[16]摘自《温家宝总理在广东代表团的重要讲话》,新华社北京3月7日电。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52页。

[18] 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经济特区的由来》,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57页。

[1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20]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7》,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年版,第923页;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网站http: //sc·info·gov·hk/gb/www·censtatd·gov·hk/。

[21]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8》,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版,第977页;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9》,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版,第1023页。

[2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人民日报》2006年3月16日。

 

责任编辑:王筱冉  孔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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