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2001年阿根廷金融危机使整个拉美地区陷入衰退。危机促使拉美各国对已持续近20年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进行反思并导致各国改革道路出现分化。以委内瑞拉为代表的极端左派国家主张彻底推翻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以巴西为代表的主要拉美国家主张在坚持过去改革道路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和深化。而双方都将改善社会公正作为其改革的重要目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以委内瑞拉和巴西为例
黄乐平
内容摘要：2001年阿根廷金融危机使整个拉美地区陷入衰退。危机促使拉美各国对已持续近20年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进行反思并导致各国改革道路出现分化。以委内瑞拉为代表的极端左派国家主张彻底推翻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以巴西为代表的主要拉美国家主张在坚持过去改革道路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和深化。而双方都将改善社会公正作为其改革的重要目标。从改革成效来看，新世纪十年来巴西宏观经济状况较委内瑞拉更为稳定，而后者社会改革成就相对更为突出。
关 键 词：阿根廷金融危机 拉美国家经济改革 委内瑞拉 巴西
作者简介：黄乐平（1978—），男，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在读博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西葡语系讲师，研究方向为拉丁美洲经济。
新世纪伊始，在西方正统自由主义经济流派指导下进行的拉美国家经济结构性改革走过了近20年。改革的快车一路疾驰狂奔，在人们为其所显现出的速度和力量而交口称赞时，却发现大刀阔斧的大手笔并未带来经济的大踏步前进，相反，90年代以来一次次的金融危机和动荡不断地挑战着人们脆弱的神经，新世纪初拉美更是遭到了近年来最严重的一记当头棒喝：2001年底，阿根廷爆发了自1982年债务危机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并迅速演变为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全面危机。这场危机所产生的“探戈效应”席卷了几乎整个地区，使拉美在2002年陷入衰退（2001年GDP增长率为0.4%，2002年为-0.4%），2003年才开始缓慢恢复。
曾经笃信新自由主义信条的拉美各国开始进行反思：改革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接下来该往何处去？是继续还是推翻重来？在对改革路线进行反思和争论的大背景下，曾在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和新自由主义改革时期都基本步调一致的拉美各国此时开始出现分化，有的走向了新自由主义的对立面，而有的选择了在坚持过去改革基本路线的基础上对改革进行深化和再调整。委内瑞拉和巴西可以看作是这两方的代表。
一、关于新自由主义改革道路的争论
（一）争论的一方：新自由主义应该彻底被新的改革所替代
委内瑞拉查韦斯政府认为新自由主义改革是失败的，该理论应该被替代。如果说拉美国家是新自由主义的“受害者”的话，那么委内瑞拉也许是受害较为严重的一个。20世纪80年代是拉美“失去的十年”，委内瑞拉也不例外；90年代改革过程中拉美经济开始恢复增长，而委内瑞拉又几乎经历了第二个“失去的十年”：90年代平均增长率仅为2%，不仅低于地区大国，也低于地区平均水平，失业率居高不下（表1）；贫困率由1990年的40%上升为1999年的49.4%。
表1：拉美七国GDP增长率和城市失业率（%，1981~2000年）
资料来源：CEPAL: Balance preliminar de las economías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2000, Santiago de Chile, dic. 2000, P.85,89
新自由主义改革在委内瑞拉的“彻底失败”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社会不公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1998年12月倡导社会公正的左派领导人查韦斯在大选中获胜。查韦斯是新自由主义最坚定的批判者，他认为这场改革是帝国主义对拉美的剥削，正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所倡导的新自由主义及全球化等政策使拉美经济的脆弱性和不平衡加剧，社会不公正和贫困日益严重。因此他主张对新自由主义、进而通过建立“21世纪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替代。其主要措施为：在政治上用参与式民主替代代议制民主；在经济上通过石油业等主要产业的国有化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促进“内生发展”以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提出“美洲玻利瓦尔替代”（ALBA）以加强拉美内部团结和一体化，对抗美国倡导的美洲自由贸易区（ALCA）；加大社会投入，改善不公正状况。在委内瑞拉的引领下，拉美其他左派政府也相继提出类似的激进改革方案，如玻利维亚的“社群社会主义”和厄瓜多尔的“21世纪社会主义”。
（二）争论的另一方：改革应该继续，但必须进行调整和深化
相对于持以上极端立场的少数国家，大多数拉美国家试图在继续融入全球经济的前提下对改革进行调整。在它们看来，之前的改革措施总体上是相对正确和行之有效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不仅为整个经济注入了生命力和竞争力，还为国家卸掉了沉重的财政负担；通过放开对价格、利率、汇率的控制以及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改革，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大大减弱，市场机制得到强化，资源得到了更为有效的配置；贸易自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资本账户更多地向外国直接投资开放，都标志着经济打开封闭，积极融入到了经济全球化之中。“改革促成了拉美地区由长期的内向发展模式向外向发展模式的转变，加速了与国际经济接轨的进程，使拉美地区走出了80年代的危机，迎来了90年代经济的稳步恢复。可以说，这场改革既是拉美经济自身发展进程的需要，也适应了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1]
总之，“华盛顿共识”所提出的“国有企业私有化、贸易自由化、放开外国直接投资、允许市场设定利率水平”等措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利于拉美经济发展的，改革的基本路线应当坚持。同时，改革速度过快、幅度过大等问题及其造成的后果也得到人们的重视，而数次危机中暴露的弊端更是未来改革调整的重点。
阿根廷危机的主要成因一般被认为有三条：庞大的财政赤字、固定汇率和资本账户过快开放。事实上，这三条与最初所提出的“华盛顿共识”中的“严格财政纪律”、“采用更具‘竞争力’的汇率制度”以及“直接投资自由化中并不包括资本账户自由化”等内容并不一致[2]，这些都是改革中出现的失误。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拉美各国针对上述教训重点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实施严格的财政纪律，改善财政收支；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以控制通胀；实行浮动汇率制，促进出口，改善国际收支；对金融体系加强监管，增强抗风险能力。
另一个需要深化的是对社会公正的改善。改革20年来，曾在进口替代时期被忽视的收入分配等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有恶化的趋势，这也是新自由主义成为众矢之的的主要原因之一。“按照正统学派的观点，与‘神奇的市场’相结合，经济增长就会通过滴漏效应（trickle-down）将其福利向下流动，从而惠及所有收入阶层。这一理论早已失信于民了。”[3] 其“先增长、后分配”的理论和重效率、轻公平的实践导致了对社会公正的忽视，此外，改革中国家作用的不断弱化导致国家在社会领域投入的不断减少更加剧了不公正。在一系列危机使这一矛盾进一步凸显后，各国开始真正意识到社会公正的重要性及其对增长的反作用。新世纪以来，巴西、阿根廷等温和左派执政的国家重点利用公共政策来解决社会公正问题，而其他国家也将其作为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并通过加快增长来间接改善这一问题。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委内瑞拉代表的极端左派一方主张在经济政策上推翻新自由主义，同时将改善社会公正作为改革的中心目标。而另一方主张坚持过去的经济政策并纠正失误，同时将改善社会公正作为新世纪改革的重点。可见，虽然双方在经济政策上相对立，但“改善民生，实现包容性发展”已经成为拉美所有国家在新世纪的改革共识。
下文介绍两种改革模式的代表——委内瑞拉和巴西的改革经验，尤其是其在社会保障方面所做的创新，并对其作出评价。
二、新世纪以来委内瑞拉和巴西的经济改革再调整
（一）委内瑞拉的经济改革：对新自由主义的替代和对社会公正的追求
查韦斯政府所实施的改革有两个方面非常有特色：第一，明确提出要根本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我们知道，虽然拉美各国在经历了一系列经济危机后已经对80、90年代所实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产生了一些质疑，但目前为止基本还在延续这一模式，而查韦斯却率先提出要彻底替代新自由主义，对改革进行再改革。转变发展模式的途径主要是国有化和内生发展。第二，明确提出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满足人民基本需求和实现社会公正。除了社会政策可以直接促进社会平等以外，其他改革措施（如国有化、发展合作社、土地改革）的最终目的都是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从而实现社会公正。社会公正之所以被提到如此高的地位，是因为“不公正会阻碍发展的可能性，对增长的速度和质量、社会稳定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给社会各阶层带来紧张和痛苦”[4]。
1．对改革的再改革：国有化和内生发展
新自由主义主张进行私有化，最大限度地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而查韦斯认为，要实现民族经济的独立、改变贫穷落后的处境并摆脱殖民主义的剥削，必须通过国有化等途径重新加强国家对经济的主导作用。这不仅能为转变发展模式创造必要的条件，逐步建立有竞争力的、多元的现代经济模式，而且能缩小私有制的规模，使生产的目的更多地集中在满足人民需求上，国家通过对核心经济部门的控制可以获得更多的资金来发展社会事业，这与其提出的“21世纪社会主义”构想的原则是一致的。作为委内瑞拉的支柱产业，石油业成为国有化首当其冲的目标。2001年颁布的《碳氢化合物法》规定，在碳氢化合物部门进行生产开发的国家与私人投资者的合资企业中，国家必须拥有至少51%的股份。2005年又宣布将这一份额提高到60%，并要求所有本国和外国私人企业在年底前与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PDVSA）签署合资临时协议。
可以看出，委内瑞拉这一轮国有化与拉美各国在20世纪60、70年代所实施的国有化是不同的，它只是调整了与外资和私企的股权和利润分成比例，并没有通过武断地没收其资产实现彻底国有化，同时还不断出台一系列法律法规作为政策的法律依据。通过石油业国有化并提高矿区使用费和开采税等税种的额度，再加上国际油价不断攀升，国家的石油收入大幅增加（图1）。继石油业后，委内瑞拉政府通过收购股票从而以绝对优势控制股权的方式对电信、电力、金融、钢铁、水泥、矿业、食品等部门进行了国有化。
图1：委内瑞拉人均石油收入（1950~2006）（单位：美元，1997年价格）
资料来源：Margarita López Maya: Venezuela: Hugo Chávez y el bolivarianismo, Revista Venezolana de Economía y Ciencias Sociales, 2008, vol. 14, nº 3 (sept.-dic.), P.62.
查韦斯经济改革的另一项重要主张是促进“内生发展”，即委内瑞拉应当依靠自身力量发展经济，逐步摆脱对外部的严重依赖；同时能够充分利用丰富的资源，将其转化为社会消费产品，满足人民需求，最终实现社会公正。实现内生发展的途径之一是发展生产合作社。合作社具有集体所有制性质，有利于扩大就业，并与私人企业竞争。另一条重要途径是土地改革。对长期闲置的、被大地产主占有的土地征税，或将其分给无地农民，有利于解决土地集中和收入分配不均衡等问题，还有利于增加粮食产量，减少进口，保证粮食主权。
2．社会政策
(1）社会发展目标与公共社会支出
在“玻利瓦尔替代计划”（AAB）中提到，新自由主义最不人道的一条原则是“最好的社会政策在于实施一项好的经济政策”，而AAB所坚持的原则是“最好的社会政策是满足人民的需要”[5]。社会政策是实现社会公正的主要途径，它不应当成为经济政策的附属品，而应当具有独立性和重要的政治意义。可见在查韦斯的玻利瓦尔革命理念中，社会公正是不可能随着经济的增长而自动实现的，两者应当协调发展。为此，查韦斯政府设定了2001~2013年详细的社会发展目标：
表2：委内瑞拉2001~2013社会发展目标
资料来源：Antonio J. González Plessmann: La desigualdad en la revolución bolivariana: una década de apuesta por la democratización del poder, la riqueza y la valoración del estatus, Revista Venezolana de Economía y Ciencias Sociales, 2008, vol. 14, nº 3 (sept.-dic.), P.182.
为实现上述目标，查韦斯政府利用财政预算、国家发展基金（FONDEN）和国家石油公司提供的社会资金等资源加大医疗、教育和住房等基础设施支出以及各项名为“使命”的转移支付等公共社会支出。但从图2可以看出，虽然查韦斯执政以来委内瑞拉公共社会支出显著增加，但仍远低于地区主要大国和古巴、哥斯达黎加、乌拉圭等国。另外，2008~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中各国为减小危机对民众造成的影响而普遍增加了社会投入，但委内瑞拉因石油收入减少导致财政收入锐减，因而社会投入减少。然而，虽然委内瑞拉社会支出比重在拉美不算最高，但支出中转移支付比例较高，因此对于改善收入分配和减贫效果显著。
图2：拉美21国公共社会支出变化
A．GDP占比
B. 人均支出（美元）
资料来源：CEPAL: Panorama social de América Latina 2011, Capítulo V, P.6, Santiago de Chile, ene. 2012
（2）社会救助：“使命”的力量
查韦斯政府执政初期（1999~2003年），其社会政策基本延续了传统的路线，同时开始进行一些改革实验，如努力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和入学率。2003年以来，为了更快、更有效地解决严重的社会问题，政府开始实施一系列被称为“使命”的社会救助政策，如旨在消除文盲、让成年人接受基础教育的“罗宾逊使命”；增加中学和大学入学率的“苏克雷和里瓦斯使命”；进行再就业培训的“重返工作使命”；请古巴医生到贫困地区提供疾病预防服务以保障穷人享有医疗权利的“走进社区使命”；治疗眼部疾病的“奇迹使命”；使近一半人口以国家补贴价格获得生活基本食品的“梅卡尔使命”；为穷人提供免费住房的“住所使命”；减少赤贫人口的“基督使命”；使印第安人获得基本权利的“瓜依开布罗使命”等等。随着石油收入的增加，国家财政资金充足，2006年后，“使命”增加到20项以上。
“使命”政策不仅力度大，覆盖范围广，而且具有设计思维创新、不拘传统、高效实用等特点。“这些政策的实施被认为是在公共管理体系中引入了一种灵活机制，与以前的官僚机制不同，这种机制可以使办事程序更灵活更简化，使多部门协同运作，更高效地解决医疗、教育、住房、就业和土地等方面的问题。”[6]
就成效而言，查韦斯执政以来委内瑞拉贫困家庭比例显著下降（由2001年阿根廷危机以及2002年军事政变和石油工人罢工等因素导致的衰退使这一比例在2002~2003年出现反弹，图3），各阶段入学率也稳步上升（表3），基本医疗服务覆盖率上升（2006年73%的人口被纳入“走进社区使命”）。然而在某些方面仍然不尽如人意，如2009年的儿童死亡率仅比上世纪90年代初降低1/3左右，而拉美平均降低一半以上，智利、墨西哥等一些主要国家降幅更大；儿童接种麻疹疫苗的比例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了（表4）。主要疾病之一结核病的患病率以及死亡率近二十年来基本无变化，而其他国家变化非常明显（表5）。
图3：委内瑞拉贫困家庭比例（%，1995~2007年）
资料来源：同表2，P.193~194
表3：委内瑞拉学校入学率（1994~2006，%）
资料来源：同表2，P.190
表4：拉美部分国家儿童死亡率和接种麻疹疫苗比例
资料来源：CEPAL: Panorama social de América Latina 2010, Anexo estadístico, Cuadro 48, Santiago de Chile, mar. 2011
表5：拉美部分国家结核类疾病患病率、死亡率和治愈率
资料来源：CEPAL: Panorama social de América Latina 2010, Anexo estadístico, Cuadro 51, Santiago de Chile, mar. 2011
（二）巴西经济改革的深化与调整：以社会政策为重点
1．经济改革调整
2002年上台的巴西总统卢拉属于温和左派，尤其重视在改革中调整收入分配和缩小贫富差距。他与查韦斯等激进左派不同，并没有推翻自由主义的改革方案，而是基本延续了之前的改革道路：首先，卢拉政府虽然强调国家调控对经济的重要作用，但并没有重新实行国有化政策，而是继续坚持私有化道路。其次，卢拉政府坚持贸易自由化原则，立足南共市，大力推动自由贸易，但抵制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发展；积极发展同欧洲、亚洲国家，特别是同中国的经贸合作。
在坚持改革基本路线的前提下，针对阿根廷危机的教训，巴西对财政、货币、汇率和金融政策进行了调整。
巴西1999年出现货币危机，后又受到2001年阿根廷金融危机的冲击，导致外资抽离，货币贬值，通胀加剧，经济增长下滑，1999年GDP增长率为0.8%，2001年为1.3%。2002年卢拉政府上台后大力整顿经济，发展出口，实行浮动汇率制，削减公共开支，实现初级财政盈余，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有效控制通胀。这些措施使外资重新回流，国际收支改善，外汇储备增加，GDP增长率于2004年恢复到4.9%。
进入2003~2007年增长期后，巴西着手实施一系列措施来进一步改善财政收支。2003年初开始深化财政体系调整，减少公务员工资和退休金等高额公共支出，同时增加消费税等税收。九个月后，初级财政盈余占GDP比重达到5.1%，完成了2002年向IMF承诺的目标。货币重新升值，同时外债减少，稳定在占GDP57%的比重。在宏观经济改善、生产活动恢复、贸易比价改善、财政收入不断增加的同时，“并未出现传统的现象，即政府在宏观经济指标出现好转后进行财政支出的扩张。…… 由于在经济增长期依然实施了谨慎而自主的财政政策，因此基本获得了较大的初级财政盈余，债务减少，国际储备增加”。[7]
在防范金融风险方面，曾经资本账户开放过快的巴西充分认识到了危机带来的教训，特别关注短期外债的增长变化。因此，“在增长周期即资金流入高潮期控制资本流动”就成为了此时预防危机的重要措施。在浮动汇率制和直接管控的共同作用下，短期资本投机得到抑制，资本流入更稳定、后果更可预见。
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巴西实施了逆周期的财政政策，放松了原先所设定的公共支出标准，将公共部门的盈余由占GDP的3.8%下调到2.5%，同时实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调整银行准备金，大幅增加国有银行的贷款额度。这些措施不仅部分地弥补了国内需求下降所带来的损失，而且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反危机政策之所以能够较为顺利地实施，主要是得益于2003~2007年财政状况和宏观经济基本面的不断改善，另外，2009年危机时通胀率出现下降与以往危机中衰退与通胀加重并存的现象形成鲜明对比，这也让逆周期政策少了后顾之忧。
2．社保改革
新世纪以来巴西所实施的各项改革调整措施中最引人瞩目的或许是它的社会保障政策，具体主要分为社会保险政策和社会救助政策。
（1）渐进式的社会保险改革
自1981年智利实施激进的社会保险私有化以来，拉美许多重要国家，包括墨西哥、阿根廷、秘鲁都陆续实行了这一性质的改革，将传统的现收现付制改为完全的个人积累制。这种新制度虽然“强化了个人的精算公平，提高了社保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但弱化了社保的社会再分配和社会共济的功能，不利于缓解两极分化和贫困化。此外，由于许多国家的社保覆盖面在改革后并未扩大，甚至反而减小了，因此导致相当部分的群体被社保制度“排斥”在外，加剧了“社会排斥”，不利于‘社会凝聚’”[8]。
巴西并未完全跟随这一潮流，虽然在辅助性的私营保险计划中引入了基金积累制的个人账户，但在占主体地位的强制性国家社会保险中依然保留了现收现付制，因此社会各个收入阶层基本都能够被较为公正地纳入到国家保险体系中。20世纪90年代后，巴西的社保覆盖面一直在拉美国家中名列前茅，即使在较低的2002年依然达到61.7%，而同年在实施社保私有化的拉美国家中覆盖面最高的乌拉圭为60%，墨西哥为30%，阿根廷为24%，秘鲁仅为11%。然而从图4中我们看到，2009年巴西社会保险在高收入人群中的覆盖率相对较高，而在最低收入人群中的覆盖率虽高于大部分实施社保私有化的国家，却仍低于智利、乌拉圭等国。
图4：拉美17国：其家庭至少参加一项社会保险的15岁以下群体的百分比
（收入五分位中两端部分进行比较，2009年）
资料来源：CEPAL: Panorama social de América Latina 2011, Capítulo IV, P.13, Santiago de Chile, ene. 2012。其中，墨西哥、危地马拉数据采集年份为2006年，洪都拉斯为2007年，委内瑞拉为2008年
虽然这一制度有利于社保的公平性，但无法解决社保收支亏损的问题。此外，虽然公务员不再免费享受社保，但国家依然要在公共部门社保上支付巨额补贴。对此，卢拉政府在之前改革的基础上对社保政策的细节进行了一系列渐进式的调整：对公务员提高其缴费上限，改变退休金待遇计算公式，提高退休年龄等。这些措施都有助于减轻财政负担。
（2）以“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为特色的社会救助政策
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指的是国家向符合条件的家庭提供现金资助，同时这些家庭必须承诺定期带儿童去医疗机构进行体检并接受医疗服务（如种牛痘），保证儿童足够的上学时间。这一政策旨在让家庭与国家一道承担起减贫的责任，同时把重点放在长远的减贫目标上，而不仅是眼前。
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政策的实施背景是拉美在社保方面新的理念的产生。一系列经济危机和结构调整在社会领域造成的不良后果引发了关于社保合理性的争论。“经过争论，人们看到，社会保障不仅要在短期内减少贫困，更要控制未来的风险：要在长期内改善人力资本，从而消除和超越贫困。”[9] 之所以存在未来的风险，是因为穷人在危机发生时通常会采取一些不得已的措施（例如让孩子辍学）来应对不利的局面，这在客观上就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人力资本的提升并增加了代际贫困传递的可能性。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政策在控制这一未来风险方面被证明是有效的，它之所以优于传统的干预方法，是因为它可以降低儿童就学的机会成本，从而使转移支付的收入效应加强。儿童就学数量增加，童工数量就会相应减少。“入学资助”计划就是一项有代表性的有条件转移支付项目。
l “入学资助”计划（Bolsa Escola）
这一计划开始于1995年。2003年巴西开始实行全国性反贫困战略“零饥饿”计划（Fome Zero）后，“入学资助”计划被纳入用于统筹所有有条件转移支付措施的“家庭资助”计划（Bolsa Familia）当中。“入学资助”计划面向的是人均月收入不足90雷亚尔的家庭，目的是保证这些家庭中6至15岁的儿童在小学和中学的学习时间（不少于学校授课时间的85%），从而减少童工的数量并通过教育提升未来的人力资本，最终减少贫困。
针对过去对受助者目标定位不准确的问题，巴西政府采用了新的目标定位体系，将各种用于测定生活水平的标准和指标整合在一起，先通过地域定位选出全国最贫困的地区，然后再从中选出最脆弱的家庭；此后还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受助登记册来记录各家庭受助历史信息。事实证明该计划在目标定位方面是有成效的，使有限的资源得到了相对高效的利用，儿童辍学率显著降低。但由于该计划所需资金主要由地方财政筹集，因此贫困地区的受助覆盖面难以有效扩大。
从表6中可以看出，20年间巴西青少年在小学期间和毕业后的辍学率降幅远大于在中学期间辍学率的降幅，恰好符合上述计划6~15岁左右的目标年龄段，可见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在提高入学率方面的效果是明显的。
表6：巴西15~19岁青少年辍学率（%）
资料来源：CEPAL: Panorama social de América Latina 2010, Anexo estadístico, Cuadro 35,36,37, Santiago de Chile, mar. 2011
三、巴西和委内瑞拉改革成效比较
正如上文所述，新世纪以来随着阿根廷危机的出现和左派的崛起，西方正统经济流派所倡导的新自由主义在拉美遭到质疑并逐步退潮。“就国家的作用及其与市场的关系以及融入全球经济的性质和程度这两个问题，拉美国家基本分为两派：一派是极力承诺开放和贸易自由化的国家，另一派是（在国际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中）寻求更大自主权、较少对市场信号依赖的国家。”[10]然而，在改善社会公正方面两派所追求的目标是基本一致的。委内瑞拉和巴西基本代表了这两种改革模式[11]。那么，对改革进行再改革的方案和坚持改革路线并作调整的方案各自成效如何？
（一）宏观经济状况与经济的可持续性
世纪初头两年巴西经济低速增长，之后缓慢恢复，增长速度虽然不快，但较为稳定。2009年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出现小幅衰退，次年便强劲恢复。通胀方面，十年来基本始终为低通胀，2008~2009年也不例外。而委内瑞拉经济在2002~2003年出现严重衰退，通胀陡升。之后因国际初级产品需求上升而出现连续四年的高速增长，通胀下降，但仍维持在两位数。2009年出现衰退，通胀再次上升，次年仍难以恢复（图5，6）。相比巴西而言，委内瑞拉十年来经济起伏波动较大。
图5：巴西和委内瑞拉GDP增长率变化（%，2001~2010年）
资料来源：根据CEPAL: Balance preliminar de las economías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2010, Santiago de Chile, dic. 2010数据绘制
图6：巴西和委内瑞拉消费者物价指数变化（2001~2010年）
资料来源：根据CEPAL: Balance preliminar de las economías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2010, Santiago de Chile, dic. 2010数据绘制
财政状况方面，由于委内瑞拉重新对石油业等产业实施国有化，因此在石油出口繁荣期财政收入大幅增加，经济危机时又大幅降低。而巴西财政收支在各时期相对稳定（图7）。
图7：巴西和委内瑞拉中央政府初级财政收支占GDP比重（2001~2009年）
资料来源：根据CEPAL: Estudio económico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2009-2010, Santiago de Chile, sep. 2010数据绘制
两国宏观经济稳定程度之所以对比如此明显，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委内瑞拉石油业在其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相当高（图8），因此整个国家的经济走势受石油出口形势的影响非常大。全球经济繁荣和危机所形成的周期变化导致世界能源需求大起大落，矿产品和石油出口国贸易比价显著改善而后又突然恶化（图10，相比而言，包括巴西在内的南共市国家贸易比价起伏并不明显），因此委内瑞拉经济波动巨大。而巴西产业结构优化程度在拉美处于较高地位（图9；2005年，巴西三大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5.71%，29.28%，65.02%，产业结构优化程度接近美国和日本的水平。而第三产业的比重不仅高于墨西哥、阿根廷、委内瑞拉等主要拉美国家，更是高于韩国、印度、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此外，巴西注重开发国内市场，外贸依存度较低（2006年巴西货物出口占GDP比重为17.92%，而委内瑞拉为45.77%），因此巴西经济整体抗风险能力较强。
图8：2006年委内瑞拉各产业占GDP比重（%，按当年价格计算）
资料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10》数据绘制
图9：2006年巴西各产业占GDP比重（%，按当年价格计算）
资料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10》数据绘制
图10：拉美贸易比价变化（2000~2011年，2000年指数=100）
资料来源：CEPAL: Balance preliminar de las economías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2010, Santiago de Chile, dic. 2010, P.23
委内瑞拉十余年的激进性改革措施使其国际投资环境有所恶化。查韦斯政府实施国有化政策，要求所有外国石油公司必须与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PDVSA）合资经营，且后者股份不得低于51%（后提高为60%），不愿就范的外国公司只得选择离开。合资关系中，由于PDVSA资金匮乏，外国公司通常需要为其垫付资金并负责融资。此外，矿区使用费和各种其他税费大幅度提高。这些都增加了外国公司的经营成本和负担。其他行业的国有化过程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由于在委投资风险加大，外国直接投资持续减少，整个资本账户十年来也基本处于净流出状态。而巴西由于宏观经济稳定，投资环境宽松，因此净外国直接投资相对较为稳定（2006年由于巴西进行大规模海外投资而出现负值），2009年危机期间反而增加。资本账户在阿根廷危机后出现净流出，2005年后即恢复流入（图11、12）。
图11：巴西和委内瑞拉净外国直接投资变化（百万美元，2001~2009年）
资料来源：根据CEPAL: Balance preliminar de las economías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2010, Santiago de Chile, dic. 2010数据绘制
图12：巴西和委内瑞拉资本账户余额变化（百万美元，2001~2010年）
资料来源：根据CEPAL: Balance preliminar de las economías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2002~2010, Santiago de Chile数据绘制
除宏观经济稳定程度以外，进口货物构成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经济的可持续性和抗风险能力。在这方面两国对比较明显的领域是食品和燃料。巴西食品进口比重较低，2009年危机时反而更低。同时燃料进口也未增加。委内瑞拉由于石油产量丰富，因此燃料并不依赖进口，但食品进口比重偏高。查韦斯政府曾因本国粮食过分依赖进口而倡导“内生发展”，加强粮食主权，但效果并不明显，2009年危机时食品进口增加幅度较大（图13）。
图13：巴西和委内瑞拉进口货物构成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02, 2010》数据绘制
综上所述，十年来，巴西由于成功地实施了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因而经济基本面得以保持稳定，较平稳地渡过了2008~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而委内瑞拉由于过于依赖石油出口，经济发展波动较为明显。从宏观经济稳定程度、产业结构、外贸依存度、投资环境、进口货物构成等方面来看，巴西经济在未来的可持续性和抗风险能力优于委内瑞拉。
（二）社会状况
就业方面，委内瑞拉受2002~2003年严重衰退影响，失业率陡升，之后逐步下降，2009年后受危机影响又小幅回升。而巴西就业状况较为稳定，受两次危机影响相对较小，尤其是2009年后失业率反而下降；增长期失业率基本保持在10%左右（图14）。这主要还是得益于巴西高效的反危机政策所带来的宏观经济稳定。
图14：巴西和委内瑞拉城市公开失业率变化（2001~2010年）a/
资料来源：根据CEPAL: Balance preliminar de las economías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2010, Santiago de Chile, dic. 2010数据绘制 a/ 巴西数据范围为其六大城市；委内瑞拉为全国
收入分配方面，2002年以来，委内瑞拉加大公共转移支付力度，并将其作为工资的一部分，努力改善收入分配，因此基尼系数下降幅度在整个拉美最为明显（2002年为0.5，2008年0.412），2009年左右基本为全地区最低水平。巴西基尼系数在世纪初处于地区最高水平，经过大力开展社会政策、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而有所下降，幅度较为明显（2002年为0.634，2009年0.576，），但2009年时依然处于地区高水平行列（图15）。
从各收入水平群体对比的角度来看，近十年来，巴西最贫困的40%群体家庭人均收入增长3%，委内瑞拉增长近5%；巴西10%最富群体家庭人均收入下降5.8%，委内瑞拉下降6.6%；两国介于最穷和最富之间的群体收入变化均不明显（表7）。从图16看出，2009~2010年委内瑞拉收入分配公正程度在拉美18个主要国家中最高，而巴西的贫富差距依然非常明显。
图15：拉美各国基尼系数变化（2002~2009年a/）
资料来源：CEPAL: Panorama social de América Latina 2010, Santiago de Chile, mar. 2011, P.15
a/ 各国数据始末年份在2000~2002年以及2006~2009年之间有所不同
b/ 城市地区
表7：巴西和委内瑞拉家庭人均收入分配水平变化（%，1999~2009年）
资料来源：CEPAL: Panorama social de América Latina 2010, Anexo estadístico, Cuadro 13, Santiago de Chile, mar. 2011
图16：拉美18国家庭十分位收入比例（%，2010年a/）
资料来源：CEPAL: Panorama social de América Latina 2011, Capítulo I, P.15, Santiago de Chile, ene. 2012
a/ 尼加拉瓜数据为2005年，危地马拉为2006年，玻利维亚为2007年，巴西、智利、哥斯达黎加为2009年
b/ 城市地区
2002~2010年间，两国减贫效果均十分明显，而委内瑞拉成果更是相当突出。就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政策这两项因素对减贫的贡献率而言，两国分配政策的贡献率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尤其在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时所占的比重更大（表8）。这说明两国虽然在经济改革指导路线上有所差异，但在改善社会公正方面形成了一种共识：不仅在危机时要加大社会政策的力度，即使在繁荣增长期也不应当继续过去那种“先增长、后分配”、完全依赖增长带动分配的观念，而应当是促增长和调分配并举，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双管齐下，才能真正实现增长与社会公正的双赢。
表8：巴西和委内瑞拉贫困率变化以及增长和分配效应对其的贡献率（%）
资料来源：CEPAL: Panorama social de América Latina 2011, Capítulo I, P.11, Santiago de Chile, ene. 2012
总体看来，社会形势方面，由于两国都将改革重心向社会领域倾斜，因此在改善收入分配和减贫方面都取得了瞩目的成就。而查韦斯政府所秉承的经济为社会服务的理念以及倾全国之力改善社会公正的决心使其社会改革成果尤为突出。然而，委内瑞拉的社会改革在未来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首先，由于其宏观经济波动较大，经济的可持续性和抗风险能力较低，因此未来社会改革的基础不够稳固。其次，其慷慨的社会投入基本源自石油业国有化后国家取得的巨额收入，2003~2008年不断走高的国际油价为其提供了有力保障；但这种相对不均衡的产业结构和发展模式增加了其经济在未来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国际油价的起伏也必将直接影响着委内瑞拉的财政收入和社会支出。此外，查韦斯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能否获胜也直接决定着其现行社会改革路线能否得以继续。
注释：
[1] 苏振兴主编：《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164页。
[2] 约翰·威廉姆森：《“华盛顿共识”与金融改革—访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约翰·威廉姆森》，载《中国金融》，2006年第5期，第9~10页。
[3] 格特·罗森塔尔撰，赵丽红，黄乐平译：《2008年金融和经济危机及其对经济思想的影响》，载《拉丁美洲研究》，2011年第1期，第72页。
[4] Rodolfo Magallanes: La igualdad en la República Bolivariana de Venezuela (1999-2004), Revista Venezolana de Economía y Ciencias Sociales vol.11 nº 2, Caracas, mayo 2005.
[5] Dick Parker: ¿Representa Chávez una alternativa al neoliberalismo？Revista Venezolana de Economía y Ciencias Sociales, 2003, vol. 9, nº 3 (mayo-agosto), P.105.
[6] Antonio J. González Plessmann: La desigualdad en la revolución bolivariana: una década de apuesta por la democratización del poder, la riqueza y la valoración del estatus, Revista Venezolana de Economía y Ciencias Sociales, 2008, vol. 14, nº 3 (sept.-dic.), P.189.
[7] CEPAL: Balance preliminar de las economías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2005, Santiago de Chile, dic. 2005, P.49, 63.
[8] 郑秉文：《社保改革应统筹兼顾—来自“拉美现象”的一个重要启示》，载《红旗文稿》，2008年第17期，第28页。
[9] Pablo Villatoro：Programas de transferencias monetarias condicionadas: experiencias en América Latina, Revista de la CEPAL 86, ago.de 2005, P.88.
[10] 格特·罗森塔尔撰，赵丽红，黄乐平译：《2008年金融和经济危机及其对经济思想的影响》，载《拉丁美洲研究》，2011年第1期，第69~70页。
[11] 巴西虽然坚持私有化和贸易自由化等市场经济政策，但越来越重视国家和公共政策对经济和社会的作用；此外，巴西主要立足南共市，在地区中发挥大国主导作用，对美国所倡导的美洲自贸区持消极抵制态度。
参考文献：
[1] CEPAL: Balance preliminar de las economías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2001~2010[M], Santiago de Chile.
[2] CEPAL: Estudio económico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2009-2010[M], Santiago de Chile, sep. 2010.
[3] CEPAL: Panorama social de América Latina 2010, 2011[M], Santiago de Chile.
[4] Frenkel, Roberto: Globalización y crisis financieras en América Latina[J], Revista de la CEPAL 80, ago.de 2003.
[5] González Plessmann, Antonio J.: La desigualdad en la revolución bolivariana: una década de apuesta por la democratización del poder, la riqueza y la valoración del estatus[J], Revista Venezolana de Economía y Ciencias Sociales, 2008, vol. 14, nº 3 (sept.-dic.).
[6] López Maya, Margarita: Venezuela: Hugo Chávez y el bolivarianismo[J], Revista Venezolana de Economía y Ciencias Sociales, 2008, vol. 14, nº 3 (sept.-dic.).
[7] Magallanes, Rodolfo: La igualdad en la República Bolivariana de Venezuela (1999-2004) [J], Revista Venezolana de Economía y Ciencias Sociales vol.11 nº 2, Caracas, mayo 2005.
[8] Parker, Dick: ¿Representa Chávez una alternativa al neoliberalismo？[J] Revista Venezolana de Economía y Ciencias Sociales, 2003, vol. 9, nº 3 (mayo-agosto).
[9] Santeliz Granadillo, Andrés: 1999-2009, la economía en diez años de gobierno revolucionario[J], Revista Venezolana de Economía y Ciencias Sociales, 2008, vol. 14, nº 3 (sept.-dic.).
[10] Villatoro, Pablo：Programas de transferencias monetarias condicionadas: experiencias en América Latina[J], Revista de la CEPAL 86, ago.de 2005.
[11] 格特·罗森塔尔撰，赵丽红，黄乐平译：《2008年金融和经济危机及其对经济思想的影响》[J]，载《拉丁美洲研究》，2011年01期。
[12] 苏振兴主编：《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出版。
[13] 吴国平：《对2009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变化的思考》[J]，载《拉丁美洲研究》,2010年01期。
[14] 约翰·威廉姆森：《“华盛顿共识”与金融改革—访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约翰·威廉姆森》[J]，载《中国金融》，2006年第5期。
[15] 郑秉文：《社保改革应统筹兼顾—来自“拉美现象”的一个重要启示》[J]，载《红旗文稿》，2008年17期。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02, 2010》。
责任编辑：孙宝灵 孔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