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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世贤
从1978年12月到2009年底，是新中国工业经济发展波澜壮阔的31年。这样立论不仅因为新中国的工业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变革的31年，也不仅因为这是中国工业化加速实现的31年，还因为工业的发展给中国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活力。因此，从工业发展的过程看，这是中国工业品国际竞争力迅速提高的31年，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31年。当然，并不是说这31年的发展就没有困难和问题，相反，正是因为在这31年中，中国工业领域的国有、民营和“三资”企业克服重重困难和各种体制障碍，才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而同时，当我们突然发现自己的制造业已经走在世界前端的时候，当我们面临资源环境和国际市场新一轮竞争的时候，还有很多需要解决的困难和问题。也正因为如此，回望31年的历史足迹，才越发显得波澜壮阔。
毫无疑问，1978-2009年的工业发展并不是孤立地发展，它与1949年以来的工业发展不仅具有历史的承接关系，更主要的是它的变革与此前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们必须清晰地认识到，新中国后31年的工业发展是在对前29年进行总结、反思、改革和探索的基础上，在原有生产力体系的基础上获得发展的，因此，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这31年的发展，而应该把它同前29年联系、比较、对照来进行分析和研究。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发展历史，就必须将其置于新中国60年发展历程中予以考察，并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要给予充分的关注和参考，区别真伪，吸取菁华。
那么，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究竟应遵循什么样的逻辑结构来展开研究和论述呢？这是首先必须考虑的问题。譬如研究对象问题、历史分期问题、研究方法问题、叙述方法问题和结构安排问题等是必须首先面对和需要交代的。
一、关于研究的任务和叙述主线问题
新中国的工业经济发展，既是一个工业生产力不断加速积累壮大的过程，也是一个工业体系从无到有、不断建立和完善的过程；既是一个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交织在一起推进的过程，也是一个工业生产关系不断变革的过程。这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过程，既有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艰难探索，也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曲折推进；既有以自力更生为主轴的工业体系建立过程，也有对外开放、融入全球化、成为“世界工厂”的过程。那么，对于新中国工业发展的研究主线，究竟应该是什么呢？如果从更加学术的角度来理解的话，工业经济史的研究对象究竟是工业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是工业化进程还是制度变革过程？就工业发展而言，所要涉及的工业技术、管理制度、产业组织、区域结构、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等应该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这就需要有一个叙述的主线来统领这个时期的工业发展过程。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有关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任务或主线，各自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述。有的学者把自己研究任务确定为研究“过程与规律”，意在揭示新中国工业发展的客观规律；有的学者侧重叙述“客观事实”，意在尽可能客观叙述工业经济发展的一般史实；有的学者则是通过对过程研究，意在发现中国工业发展的“核心逻辑”。也许是由于研究的目的不同而使其呈现不同的主旨。
（一）关于研究任务的“过程与规律说”
汪海波等学者在研究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的时候给自己定下的任务是：“要通过对新中国工业经济发展史实的研究和叙述，具体地阐明工业经济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包括基本生产关系和作为这种基本生产关系表现形式的工业经济管理体制）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1)即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具体地阐述工业中生产关系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2)。这在形式上明显是马克思主义式的研究，即把工业领域中生产关系的表格过程及其规律作为主要任务。
同一时期的其他研究也同样有这样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研究就是发现“规律”。因为规律都是隐藏在各种事物的现象背后的东西，研究者的任务就是把规律寻找和发现出来，以便此后的实践者能够遵循这个规律，少走弯路，少犯错误，提高效率，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问题在于，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一穷二白的世界东方成立起来的新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人口从4.5亿人增长到13亿人这样的大国，工业体系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自始至终都是在摸索中曲折发展的，几乎没有任何规律可以遵循。无论是早期建立的计划经济，还是后来实行的市场经济；无论是早期的封闭建设，还是后来的对外开放；无论是早期的单一公有制，还是后来的多种所有制结构。这些曲折复杂的变革都凝结了中国人民的探索精神和智慧，并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律。我们可以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可以检讨所犯的错误，可以对丰富的实践进行理论概括，却很难发现其中的“规律”。因此，沿着发现规律的思路来确定研究任务和叙述主线，不仅是比较困难的，甚至也是徒劳的。在我们所处的变革时代，几乎没有任何规律可供遵循。
（二）关于叙述主线的“客观事实说”
马泉山在撰写《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66-1978）》第三卷时就没有再强调发现规律的任务，而把“本卷的叙述主线”确定为：“以中国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在这一时期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继续为推进国家工业化积极奋斗，并在艰苦曲折中取得一定进展的历史进程为叙述主线。”他认为：“作为经济史著作，谨慎地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与它为把中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继续奋斗的实践活动适当加以区分，是完全必要的。”(5)
1966－1978年的中国是一个激情似火、亢奋癫狂的年代，工业是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声和“抓纲治国，大干快上”的盲动中曲折发展的。作为这一时期特殊的政治环境下的工业经济的史书，如何客观地叙述是一个比较难以把握的问题，而十年“文化大革命”又是难以复制的政治模板，作者摒弃寻找规律的研究和写作方法，尽可能客观地叙述工业经济史的历史过程，真实地再现历史的画面，应是一种值得肯定的作法。毕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这样一个短暂的历史阶段，也要动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一种虚妄和自欺。真正能够合理地确定一条叙述主线，客观叙述历史事实本身就已经是一件不容易做到的事情了。
（三）关于主线与主题交织的“核心逻辑说”
研究工业经济在于通过对工业发展史料的分析和整理，在客观叙述发展过程的同时，对各个时期、各个领域的成绩和问题、经验和教训进行深入总结。关于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研究和叙述的主线，正如
从金碚的详细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新中国60年的工业发展过程始终围绕“工业化”这个主题，无论中间经过多少艰难曲折，我们都没有“跑题”，这是新中国工业发展60年这篇文章做得比较好的原因之一，也是我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之一。围绕工业化这个主题，新中国工业通过解放、变革和振兴三条相互交织的红线，构成了工业发展的“三相”动力电源。这样的研究是科学的，概括也是比较精准的。这样的研究给我们的启发是，摆脱了工业经济史研究中寻找“规律”的误区和形而上学的方法。金碚的研究任务和叙述主线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图1。
（四）本文研究主线的确定
从上述学者们关于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研究的主线问题的观点看，无论是研究任务的“过程与规律说”、叙述主线的“客观事实说”、还是主线与主题交织的“核心逻辑说”，都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那就是，研究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究竟应该围绕什么样的线索来展开？主题也好，主线也好，主要任务也好，核心逻辑也好，我们确实需要找出一条能够贯穿始终的主线，来展开我们的研究和叙述。那么1978年12月以后的新中国工业经济发展所围绕的主线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只能是改革开放。工业领域始终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和主阵地。正是由于改革开放才使中国工业经济获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和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推进了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提升了中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并由此带来了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工业经济虽然也会有相当的发展，但是绝不会取得今天这样的历史成就，至少我们的工业品不会像今天这样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我国的产业结构也不会演变和升级到像今天这样的高度，我们的国民经济也不会具有今天的战略制高点。
从31年的历史新时期而不是60年的历史发展出发，有关改革开放与解放振兴的关系，改革开放与工业化的关系，这里应该对金碚的观点做出新的修正。即把60年解放、变革、振兴的三相交织主线梳理归结为改革开放一条主线。理由如下：
（1）思想解放是改革的先导并推动了改革的实现。1978年以来中国的解放首先表现为思想的解放，是思想的解放推动了改革开放，因此，思想解放是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提存在的。其次，思想解放推动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结果是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思想解放的延伸和转化。邓小平讲：“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10)也就是说，对生产力的解放也要通过改革来实现。这样两点决定了解放是改革的前提和结果，而本身是改革这条主线的一条虚线（或称为“暗线”）。
（2）经济振兴是改革开放的奋斗目标，最终结果将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振兴中华”经成为我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的目标和历史责任。如何实现振兴，国人把改革开放视为撬动振兴的杠杆支点，而工业经济在其中扮演着主要的角色。因此，改革开放就成为发展工业、振兴经济的主线。正是围绕改革开放这条主线，才有了工业的快速发展和经济总量的连续翻番。当经济振兴的目标和民族复兴的结果达成一致的时候，回望中国工业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的主线也就越发清晰了。
（3）工业化是建国以后始终不变的主题。金碚讲：“国家和民族振兴的中心内容，就是实现工业化。因此，工业化是中国60年振兴之路的主题。”自然也是其中后31年的主题。中国人民在实现工业化的曲折过程中，特别是后31年的改革过程中，始终没有偏离这个主题，才有了今天的成就。问题在于，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工业化作为结果是31年改革开放的产物，从逻辑关系上看，工业化只能是改革开放这个自变量的函数，不是工业经济发展所依以围绕的主线；即使我们把工业化作为一个历史过程看，它也是作为改革开放的伴生物和结果出现的，而不是主线，工业化这个过程从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开始，至今还没有结束。
因此，如果就1978-2009年工业经济发展看，应该把图1做出必要的修正，使它始终围绕改革开放（变革）这条主线而展开（图2）。
二、关于历史分期问题
新中国工业发展60年，究竟经历了哪些明显的发展时期和阶段？这是研究发展史必须首先面对的一个基本问题。已有的研究成果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划分标准。
（一） 汪海波等的“六时期”划分
关于新中国工业经济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汪海波等人于1987年“把新中国工业经济史区分为六个时期。即：
（1）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工业经济（1949年10月—1952年）。
（2）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工业经济（1953年—1957年）。
（3）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时期的工业经济（1958年—1960年）。
（4）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工业经济（1961年—1965年）。
（5）‘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工业经济（1966年—1976年10月）。
（6）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工业经济（1976年10月—1985年）。”(11)
对于这种划分，作者曾经做出了四点说明：“①这种划分都是依据各个阶段的主要经济特征。②我国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开始了，但主要是集中在1953年至1956年完成的。因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时期和‘一五’时期（1953年—1957年）在时间的外延上是有区别的 。而且，‘一五’时期的主要成就不仅是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还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但从总的方面说来，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不失为‘一五’时期的基本特征。我们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把‘一五’时期称为社会主义改造时期。③我国国民经济的调整实际上从1961年就开始了。所以，我们把1961年—1965年称作国民经济调整时期。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是从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开始的，特别是1978年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这个时期还远没有结束。我们的分析只能到1985年为止。”(12)
这一划分是对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的首次划分，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建立标准的意义。这一划分的依据都是“各个阶段的主要经济特征”，正是依据了这样的经济特征，因此，也就使各个历史时期的工业经济有了比较明显的历史印记，可以使读者对每个历史时期的工业经济特征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这种划分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一是作者所依据的“主要经济特征”不是工业经济的特征，而是国民经济的特征；二是各个时期经济特征的标准也不统一，既有生产力标准（如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时期），也有生产关系标准（如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还有政治标准（如“文化大革命”时期和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开始的”新时期），这样的标准难免会引起认识上的混乱，而且和工业经济发展本身没有太多的直接关系；三是作为历史时期，这样的划分略显琐碎，虽然我们知道，作为首部《新中国工业经济史》所记述的仅仅只有36年（1949年10月—1985年）的时间，(13)但是，如果把这36年再依据各种经济、政治特征或三年、或五年地划分开来，就有为划分而划分的嫌疑了，正常情况下，三到五年甚或十年八年的时间段，至多算是一个历史阶段，很难称之为“历史时期”；四是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居然有两个“开始”，一个“是从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开始的”，另一个“特别是1978年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这又会让读者无所适从了。
（二） 孙健和李海舰不同的“三阶段”划分
李海舰在讨论新中国60年工业发展的阶段特征时，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经济特征，提出了另外一个“三阶段论”。他说：“新中国60年的工业发展，基于不同时期的具体国情、主要矛盾、基本任务和指导思想等，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49～1979年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业发展阶段，主要体现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工业布局向中西部倾斜、工农业产品存在巨大“剪刀差”、工业化和城市化严重背离、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以及工业封闭化发展等特征。1980～2000年是改革开放条件下的工业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工业发展主要体现出工业布局向沿海地区倾斜、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城市化发展明显加速、外商投资企业的数量和规模迅速扩大、产业集群化趋势日益明显，以及新一轮重化工业加速发展等特点。2001年以来，中国工业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工业发展战略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充分体现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和“五个统筹”的要求，并与建设学习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创新型社会相适应；其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信息化促进工业化、三次产业协调发展、产业分工不断深化、知识资源对促进工业发展的作用显著增强、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受到普遍重视，以及人文元素在工业发展中的重要性凸显。”(15)
可以看出，李海舰的划分所依据的标准是多重的，既考虑了不同时期的具体国情和主要矛盾，也参照了不同时期的基本任务和主导思想。在这样的分析坐标系中，三阶段论的划分就显得非常自然：1949～1979年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业发展阶段；1980～2000年是改革开放条件下的工业发展阶段；2001年以来，中国工业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我们也确实需要承认，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工业的发展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工业确实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然而，与前两个阶段比，工业发展似乎并没有改变改革开发和推进工业的基本历史轨迹。从这个意义上，后两个阶段恐怕还是应当算作一个时期更为妥当。
可以看出，以上两位学者的划分虽然都是“三阶段论”，但是差别很大。
（三） 马泉山关于工业经济史分期的独立见解
马泉山《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66—1978）》于1998年正式出版。这是汪海波、吕政担任主编的四卷本《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的第三卷，也是汪海波、俞恒、马泉山、吕政合著一卷本《新中国工业经济史》“‘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工业经济”一篇的扩充和深化。按照原来的分工，1949－1957为一卷， 1958－1966为第二卷，1966－1976年10月为第三卷，1976年10月－1985年为第四卷。其实相当于新中国成立的36年划分了四个工业发展历史时期。马泉山没有严格按照这样的分工和划分，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他将这一时期的工业经济历史分期下限“由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延伸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按照他的说法，做出这样的安排“主要是考虑了经济史的要求”(16)。他进一步论述道，按照原来的计划，中国要“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即从1966年至1980年的15年里，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7)如以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为标志进行分期，从政治史的角度看亦无不可，因为它具有一定的转折意义；而对于工业经济史来说，却有值得商榷之处，因为它并没有改变政府的上述总体部署。以1978年12月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分期，情形就不同了。”(18)他认为，这次全会关于对权力过于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精神，开始了其最终目标是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虽然正式提出和明确这一目标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它的起点则是这次会议。从这一认识出发，将1996—1978年视为新中国工业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应是合理的。(19)
马泉山虽然只做了1966—1978年新中国工业经济的“断代史”研究，但他关于工业经济史的历史分期的独立见解却是比较深刻的，也是比较正确的。此后，关于新中国工业经济发展的新时期的历史起点，向后延伸两年零两个月，应该逐步得到了一个相对明确的认识。
（四） 李平的“两时期”和“五阶段”划分
李平在论述新中国60年国民经济和工业发展的历程时认为：“中国经济60年发展历程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标志分为两大时期；又可分为1949～1957年、1958～1977年、1978～1991年、1992～2001年和2002年以来五个阶段。”(20)李平重点论述了中国工业60年发展的5个阶段：
1．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确立与工业化初步基础的奠定：1949～1957年
2．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与工业的波折及调整：1958～1977年
3．改革开放与工业发展的新局面：1978～1991年
4．向市场经济转变与工业的快速发展：1992～2001年
5．新世纪与新型工业化道路：2002年以来(21)
应该说，李平的历史分期划分首先抓住了1978年这个主要的历史分水岭。以此为界，可以把中国工业经济的发展大致划分为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和市场经济体制时期。至于更准确的表述当然可以具体讨论，但这个划分是比较客观和科学的。在此基础上的五阶段划分，总体上也是比较可行和可信的。仅仅在第五阶段以2002年作为“新世纪”与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开端与肇始，似乎欠妥。
（五） 本文的“两时期”和“五阶段”划分
综合考察以上学者关于新中国工业发展的研究成果，比较其真伪优劣，结合中国工业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各个历史阶段所显现的明显特征，笔者认为，把新中国工业60年做“两时期”和“五阶段”划分比较接近与符合历史的真实。其中1949年10月-1978年12月为推进和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工业发展时期；1978年12月-2009年为探索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工业发展时期。这两个时期还可以细化为五个阶段：
1．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与工业化基础初步奠定阶段：1949,10～1957年
2．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业的曲折发展阶段：1958～1978年
3．改革开放推动下的工业发展新阶段：1978,12～1991年
4．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工业快速发展阶段：1992～2001年
5．迈向全球化的新型工业化发展阶段：2001年以来
这样的划分，有几点需要做出说明。一是关于两个历史时期的划分，应该说不会再有什么争议。毕竟1978年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元年”已经获得普遍的承认。虽然改革开放的标志是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完会真正开始行动已经是1979年了，但是会议本身所确定的思想路线一直在指引着中国经济发展方向，特别是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以后，工业的发展迎来了历史的春天。二是第一个历史时期的两个阶段以1957年作为分水岭，这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了。1957年，中国完成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意味着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正式建立，工业发展的初步基础也已经奠定。此后进入了一个以“大跃进”为标志的盲目发展和反复折腾的阶段，这个阶段几经反复，直到1978年底才稳定下来。三是第二个时期的三阶段划分。其明显的标志是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加入WTO，中国工业由此分别构成了“改革开放元年”（1978）、“市场经济元年”（1992）、“走向全球化元年”（2001）(22)当然，这种纪年并不意味着一个元年的肇始就是前一个时代的结束，而是不断叠加，三相交织，共同构成新时期中国工业发展的主轴（参见图3）。
对于本课题而言，毫无疑问，主要是研究和讨论新中国工业发展第二个历史时期，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时期工业的发展概况。这个时期的三个阶段呈现出同一个方向、同一个维度的发展特征，只不过每个阶段又具有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如何客观具体地刻画这些特征，真实准确地记录每个阶段工业发展的面貌，则需要对数据和事实的科学处理和正确叙述。而关于历史时期和阶段的划分，当然仍有学科上的可讨论之处。只是31年在整个人类历史的长河之中，真的不过是短暂的一瞬而已，甚至是滔滔江河的一朵浪花而已。没有必要做太多的细分。我们的任务是在客观准确的基础上，尽可能给予较为生动的描述，以便再现历史的真实。
三、关于结构安排问题
（一）基本原则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最根本的原因是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道路。这条道路既汲取了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与教训，也借鉴了国际上一些国家和地区实现工业现代化的成功做法。这条道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不断探索，勇于创新，改革不适应经济基础要求的上层建筑，调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其中最主要的是：坚持推进所有制结构改革，使所有制结构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层次；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坚持对外开放，广泛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市场竞争；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企业制度；依靠科技进步，推动产业升级；坚持非均衡发展的战略思路，优先沿海工业；逐步完善区域经济政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积极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对于这样一个丰富多彩的工业发展历史画卷，即使确定了改革开放的主线，如果真正做到尽可能生动地描摹与刻画，也还是需要一个科学合理的结构安排。根据对新中国工业经济发展史（1978—2009）整体脉络的解析和梳理，笔者认为，结构安排需要遵从几个原则：一是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原则；二是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相辅相成的原则；三是工业发展的演变进程和重大历史事件相协调的原则。在这样的原则指导下，总体上的工业发展脉络和史实描述就不会出现大的偏差。
（二）篇章结构
遵从上述这样的原则，在1978-2009年间中国工业经济发展史的结构安排上，既不能采取编年体的方法，也不能采取纪传体的方法，同样不能采取一般断代史的方法。编年体一年一年地罗列史料，看不出工业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纪传体记述典型事迹和人物，若没有太史公的写作功力，再缺乏行业和地区的数据支持，怕是难以展示历史的全貌；而采用一般断代史的写法，把工业的各个行业从头到尾进行条分缕析的记述，或把各个地区的工业发展成绩或失衡状况进行刻画，同样难以展现工业发展的历史年轮和不同阶段的发展特征。比较可行的结构安排应该是，把这31年大体划分为若干阶段，再根据每个阶段的主要特征，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客观的叙述。根据前面两时期五阶段的划分，大体可以这样分篇：
第一篇：改革开放启动后的工业经济发展（1978.12—）
从1978年12月开始，中国工业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个时期的最大特点就是工业管理体制开始发生变革。通过简政放权、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改革措施，打破完整的、无所不包的计划体制，打破完全的公有制体系，允许个体工商业等私营经济发展，使工业经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公有制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为补充的新阶段。获得这样的发展当然还是由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发挥了作用。
这一时期的工业经济发展所要涉及的内容包括：1978年中国工业经济的状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提出；工业管理体制的改革；特区的建立与沿海城市的开放；工业经济效率的改进；工业经济发展中计划与市场的矛盾（包括工业品价格的双轨制）等等。
第二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下的工业经济发展（1992—）
从1992年开始，中国工业经济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一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从此以后，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已经彻底明确，改革不再是“摸着石头过河”。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国十四大确定了改革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作为产业链条最长的工业，开始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的快速发展。
这一时期中国工业经济发展所涉及的内容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国有工业企业的改革；外商投资企业的发展；个体私有企业的成长；工业管理体制的根本性变化；工业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变化；工业企业的集团化发展；工业投融资体制的变革；工业企业的技术进步等。
第三篇：走向经济全球化下的中国工业经济发展（2001—）
2001年，中国在经过了15年的艰苦谈判后，终于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从此以后，中国的工业开始进入了迈向全球化的新型工业化发展阶段。从工业和国民经济的数据看，进入21世纪以后的中国真的开始了高速增长和快速发展的伟大复兴时期。中国工业的发展动力被充分释放出来了，资本、劳动、技术和管理体制创新等都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了充分的释放空间。中国的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进入了快速发展历史时期；与此同时，工业发展面临越来越严峻的资源和环境约束，工业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向节约能源、降低排放，减少污染的方向发展。
这一时期工业经济发展所涉及的内容包括：加入WTO和工业发展市场环境的变化，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世界分工体系中我国制造业的优异表现，全球化背景下能源和钢铁工业的新变化，外资冲击下国有工业企业的改革与重组，非国有经济的快速发展，西部大开发所引致的产业转移和东部地区的工业升级，工业的产业集群发展，地区工业的转移和升级；新兴战略性产业的发展；工业结构优化与发展方式的转变等。
可以看出，之所以在每个阶段（亦即每一篇）的后面没有终止的时间，是因为中国工业经济发展的这三大历史条件——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走向全球化——都只有起点，没有终点。这是和一般的阶段划分论者明显不同的地方，为此，笔者愿意接受来自任何方面的学者的批评、指责，甚至批判。
四、关于方法论的问题
（一）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
马克思指出：“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23)对于工业经济史的研究，首先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于工业发展的每个特定历史阶段的工业经济总量和结构、速度和效益等进行分析。这种分析，既要有量化的描述，也要有特性的刻画。而所有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在对纷纷芜杂的工业经济现象进行认真研究和分析之后，在概括和提炼出工业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背后所隐藏的根本动力因素的核心概念之后，才能用一个理论界（无论是史学界还是经济学界）都能够认可的核心概念和分析体系，来从头叙述这31年工业经济的发展。因此，在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上，我们需要首先找到并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其次才是叙述的方法。
马克思认为，从具体到抽象是研究的科学方法，而从抽象到具体则是叙述的科学方法。马克思指出：“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经过更切近的规定之后，我就会在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不是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24)在马克思看来，“后一种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中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是起点。……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25)举例来说，1978-2009年的中国工业经济获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国成为公认的“世界工厂”，100多种工业品产量和销售量世界第一，并且已经成为全世界货物进出口贸易第一的工业大国。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具体的现象和事实，它实际上是一个多种规定性的综合，导致这种现象发生的内在因素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对中国工业经济前后两个30年发展的体制环境做出比较分析，对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工业发展的路径和模式进行比较分析，我们会发现，中国工业经济从1978年走到2009年，无论是工业品的产量、产值，还是工业制造业的产能，都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与生产力的这种巨大变化相联系的是工业经济中生产关系的结构变化，包括行业结构、区域结构、所有制结构以及与之相关的分配结构和利益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引起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何在？或者说是什么力量在推动着这种变化呢？从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看，引起变化的当然是各种社会力量在变革过程所产生作用的结果，而在推动工业经济发展的各种“力的平行四边形”中，最根本的动力是改革开放。我们必须抽象出“改革开放”，这个真正能够体现推动工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因素，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正是改革开放所引起的体制变革，把中国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力群体所蕴藏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彻底激发出来了！同样的土地和工业资源，由于人的主观能量的释放而使生产力在这个工业体系中得以发酵、膨胀和尽情地展现。因此，从改革和开放的抽象因素出发，再来分析工业发展的过程，许多生动的事实就被还原了，但已经是经过思维加工的精神上具体再现出来的结果。
用改革开放这把钥匙来解析新中国31年的工业经济，在叙述方法上似乎是一个先验的结构安排了。事实上，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的核心所在。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前者是研究的方法，研究必须充分的占有材料，在丰富的历史史料中分析发挥根本作用的因素，抽象出这种因素，用以打开历史之门，发现“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都变了样。”(26)后者是叙述的方法，用这样一种能够贯穿整个发展过程的主线来统领叙述的材料，安排架构，才能使整个研究成果有了主题和灵魂。
（二）关于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问题
如何才能做到客观地叙述1978年以来的工业经济发展史？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要尽可能做到逻辑和历史相统一。其实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都是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过程。研究的任务在于真正能够客观地再现这一过程。真正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研究历史，我们就不难发现，历史的发展过程有其内在的逻辑必然性。为什么在1978年而不是其他年份，中国共产党在一次并非全国代表大会，而仅仅是一次中型全会上，果断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并提出把全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什么在1992年而不是1990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在这一过程中是起着决定作用的。因此，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下面这个原理，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7)中国工业经济发展到今天，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已经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决定的，是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现实决定的，自然也就有其逻辑的必然性。虽然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早在1995年就提出了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是为什么并不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历史的问题只能用历史的因素来解释，那个时候的中国工业经济还处于狂飙突进的上升期，没有人真正感受到资源、能源和自然环境的约束，因此，生产关系的内在形式也不可能发生根本的转变。
在工业经济发展史的研究中，真正掌握和运用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于我们的研究工作在一盏指路明灯。我们也许不能发现中国工业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但是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所出现的新情况和新特点，自然有其内在的逻辑和历史必然性，找到这种发生和发展的必然性，给予冷静的关注和客观的分析，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无论对于经济学还是历史科学，能做到这一点也就足够了。
（三）述而不作与论从史出
“述而不作”一般被研究界认为是一种做学问的境界。做经济史研究更需要客观叙述历史事实，而不妄加评论。问题在于怎么样才能真正做到客观叙述而不妄加评论呢？1978年以来的中国工业经济，有着鲜活而丰富多彩的历史事实，如果不加取舍地照搬照抄，仅就现有的文献资料也已经汗牛充栋，更何况广大人民群众和工人阶级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中，还有大量创造历史的举动而没有进入各级各类经济文献资料。因此，做经济史研究不是缺乏历史数据和文献资料，而且面对大量的数据和资料如何取舍的问题。即此可以看出，学问家自我标榜的述而不作，其实是一种障眼法。而他即便把观点隐藏得再深，实际上，在他“述”的时候，也是经过自己的主观判断要做出取舍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述”的本身因为要经过作者自己的价值判断和材料取舍，而其实已经在“作”了，完全客观的叙述而不加评论，是任何一个作者也做不到的。问题在于，研究的过程必须能够准确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尽可能客观地叙述事物发展的过程及其所彰显的历史价值。
有判断，就有价值取向。完全的实证分析在经济历史科学中可以作为一种目标去追求，却不可能完全做得到。既然要“作”，要评论，要判断，就要有一个基本的立场。读者同行所看到的也许是他的“作”是否有真知灼见，而更重要的是能否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去评价工业经济发展中的历史事件。所以，在述的过程中，也不必刻意去回避作的问题。适当的评价往往会对研究成果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而不是画蛇添足。
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做到论从史出。历史事实是一种客观存在，准确地描述历史事实，是对历史本身的负责。这需要我们保持一种科学的态度和敬畏的精神，去认真对待历史上发生过的重要史实。真正做到论从史出，首先就需要全面认识历史事实，才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做出合乎历史逻辑的评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身处改革开放的当代中国经济大潮之中，思想、认识和理论的形成难免被涛走云飞、变幻莫测的现实所裹挟，甚至会囿于自身所固有的意识形态而致使评论有失客观、公允。但是，只要我们秉持不歌功颂德，不臧否人物，不为贤者讳，秉笔直书的学术伦理精神，相信我们也完全能够在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中做到论从史出，为社会奉献一部真正能够客观反映新中国工业经济发展史。
1978年以后的中国经济正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的历史阶段。中国经济的最大主体是工业，工业一直是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部门。工业始终以高出国民经济3个百分点以上的速度在发展，工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正是工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在这一工业化快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工业管理体制和工业企业的改革始终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工业利用外资始终是外商直接投资的主体部分。可以说，是工业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决定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同时中国工业的市场化和全球化程度也决定和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全球化程度。是中国工业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体现和反映了迄今为止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丰富内涵和艰难历程。31年在整个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真的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是，中国工业经济的发展所绽放出的光彩会永远值得关注和留存。历史的这一页匆匆翻过，中国工业经济发展到了一个历史的转折关头！生命之树常绿！理论是灰色的！让我们丢掉“为万世开太平”的幻想，客观叙述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工业发展的全过程，认真总结这段历史的成功经验和挫折的教训，去迎接新时代的到来吧！
注释：
(1)汪海波主编，汪海波、俞恒、马泉山、吕政合著《新中国工业经济史》，序言第2页，1987年版，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三次印刷。
(2)同上。
(3)孙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90年代初期）》自序第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第一版。
(4)同上。
(5)马泉山著《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66—1978）》前言，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6)金碚《总论中国工业变革振兴60年》，载《中国工业发展报告——新中国工业60年》（2009），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7)同上，第2页。
(8)同上，第6页。
(9)同上，第11页。
(1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11)汪海波主编，汪海波、俞恒、马泉山、吕政合著《新中国工业经济史》，序言第11页，1987年版，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三次印刷。
(12)同上。
(13)该书首次出版是1987年，因此，也只能记述到1985年就勉为其难了。
(14)见孙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90年代初期）》自序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第一版。
(15)李海舰，《工业发展的阶段特征》，《中国工业发展报告——新中国工业60年（2009）》，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年版，第39页。
(16)马泉山著《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66—1978）》前言，第1页，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
(17)《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9页。
(18)马泉山著《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66—1978）》前言，第1页，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
(19)马泉山著《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66—1978）》前言，第1-2页，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
(20)李平《国民经济和工业发展》，《中国工业发展报告——新中国工业60年（2009）》，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年版，第20页。
(21)同上，第20~26页。
(22)参见金碚《总论中国工业变革振兴60年》，载《中国工业发展报告——新中国工业60年》（2009），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年版，第7-10页。
(23)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3页。
(2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3页。
(25)同上。
(26)同上，第109页。
(27)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7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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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周叔莲、吕铁主编：《中国高增长行业的转型与发展》，经济管理出版社，2010年版。
责任编辑：孔建会 刘 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