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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定创
经济学理论对一个国家、民族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对个人来说，从事投资、企业管理，都需要掌握相应的正确的经济学基础理论，才能在竞争中获胜。因此，经济学是社会学中最重要的学科之一，也正因为此，参与经济学研究的人特别多，经济学具有最为厐大的体系。人们经常抱怨，在经济学中的同一个论题，常常可以看到相反的结论，因此就断言，在经济学中无科学可言，忽视经济学。为了使人们正确地认识经济学，掌握经济学正确的知识体系，下面讨论的有关经济学方法问题，可能对正确认识经济学理论特别有帮助。
一、关于理论目标问题
经济学的目的无疑是为了解决现实中重大的理论问题、解决一个国家、民族的经济发展问题，这是极终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建立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建立基础理论。但经济学研究中也同样大量存在着对“马尾巴功能”的研究。例如，我国的一些西方经济学者，在西方经济学理论这个体系来说己基本比较完善的情况下，仍意图在这个体系内作理论突破，因此，各种技巧都用上了，包括复杂的数学工具，但却看不到任何实用价值，或有为实用打基础的价值。其原因就在于，这些理论研究者将实现理论突破设定为理论目标，陷入了为理论而理论的循环。当然，这种理论不管对与错都不值得化费时间。
二、 关于抽象范围问题
经济学如果仅仅是对现象进行描述，那不是理论。现象纷繁复杂，理论的过程是抽象的过程，是从纷繁复杂的现象进行由表及里、去伪存真、由现象到本质的过程。
同样是作抽象，不等于就能形成正确的能用于指导你当前行动的理论。这其中还有一个所抽象的范围大小、时间长度的问题。
例如：价格的形成规律，所抽象的范围就有，商品价格范围、劳动力价格范围、股票价格范围。如果分别在这三个范围内对它们进行理论抽象，就会形成三种不同的价格形成规律，各自适用于这三种不同的情况；如果将它们这三个范围合并成一个大范围进行抽象，如果能进行这种抽象并且找到其中的共性（或规律）的话，那么，这种共性（或规律）才能适用于这个大范围的情况。这是从范围的角度方面来说的。
从时间的长度来说，自由竞争时代通过理论抽象所产生的价格形成规律理论，在经济发展到了垄断阶段后显然就不能适用了。因为到垄断阶段后价格因垄断而发生了变化，这里包括了买方垄断、卖方垄断、信息不对称等等。就是为什么早期建立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的边际效用理论、由供求曲线所描述的均衡价格理论，在近二十年来都需要用修正了的新理论来替代。
但是，既使是己获得了诺贝尔奖的最新价格理论，也不能适用于当前在商品期货市场的价格形成的情况。最近十年由垄断金融所造成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中的标的物价格形成机制，己经与所有过去了的价格形成机制完全不同。
这就是说，原有的价格形成在理论抽象过程中，从抽象的范围来说，没有包括期货市场，从抽象的时间长度来说，没有包括最近十几年来国际垄断金融形成后的情况。
西方经济学中有很多宏观理论，例如由市场价格配置资源的理论、比较优势理论等等，都是建立在还是很早期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的由供求均衡形成价格的理论的基础上的。
在货币理论方面，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相同的情况。当前在我国占主导地位的并用于指导我国货币政策的西方货币主义理论，来自于弗里德曼对美国1960年前一百年来货币政策与经济总量关系的实证研究，从理论抽象范围来说，只是美国一国的、金本位制时期的货币范围（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至1971年才与金本位制彻底脱钩），从抽象的时间长度来说只有一百年的货币历史。
我们先不论及弗里德曼的理论抽象在这一段的时间与范围是否是正确的抽象，因为即使是正确的抽象，也只能适用于金本位制时期货币的情况，对于之前的完全商品货币时期与当今的完全信用货币时期，显然是不能适用的。
因为,在完全商品货币时期，货币的数量多少，并不能影响到商品的价格，当货币数量多于交换所需要的货币时，货币可无条件地退回到原来的商品形态。
在当今的信用货币时代，一方面过度的信用扩张固然也是引起物价上涨的一个因素，但信用扩张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手段与动力；另一方面，引起物价大幅上涨的原因并不像金本位制时期那样仅仅受制于商品供求关系，而更多的是受制于垄断因素与过剩资本的炒作等多方面。
所以，显然，弗里德曼的“所有通货膨胀（这个概念当今己经泛化于指CPI指数上涨）都是货币或货币数量问题”并不具有对比金本位制货币时期更长的时间长度，比美元国际储备货币更大的范围的适用性。我国用此早己过时的货币理论指导货币政策，意图通过紧缩货币来控制输入性通胀与因资源紧缺、或因垄断因素所造成的物价上涨，是明显地显示出牛头不对马嘴的。
我在《货币迷局－当代信用货币论》中，就十分注意理论的抽象范围问题与抽象的时间长度问题。从抽象的时间长度方面来说，既考察商品货币时期的货币状况，也考察金本位制货币时期的状况，更考察当今信用货币时期的货币与过去的货币比较发生了哪些变化。从抽象的范围来说，既考察中国的非国际化的货币，更考察美国等处于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货币，涵盖考察上好下至今所有状态的货币。是一种对至今货币全历史、全方位的考察，因此才有可能适用于当今的情况。
三、关于实证方法问题
在弗里德曼用美国1860年至1960年一百年来的货币政策与经济状况的关系以证实他的“通货膨胀无论如何都是一个货币现象”的结论后，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一度被当作经典而被西方一些学者所鼓吹。当然，理论需要用实践与经验来验证，这一条是无疑问的，但不能反过来说，实证就一定能出理论。虽然，我们有些理论是通过经验总结而来的，理论方法的其中之一就有一个归纳法。用归纳的方法找出事物发展的规律，也是实证的一种方法。
但是，社会生活领域与自然科学领域有很大的不同，由于社会由人参与的，人的参与就有博弈的因素，因此，引起社会事件的发生，往往原因更复杂，各方面影响的因素更多；同一事件引起发生变化的原因很多，而不同的时间与不同的地点，各种影响的因素往往又会发生变化。
一个社会系统中，我们举物价为例，引起物价变化的原因就很多很多，而且在不同的时间里会有不同的是影响因素。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有成本因素、竞争因素、货币数量因素、资源紧缺因素，等等；在垄断金融资本主义时代，除了上述这些因素外，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因素；例如，炒作因素、垄断因素，等等。
这也就是说，在社会系统中，影响事物发展变化的原因往往很多，如果单方面地从一个方面来考察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虽然也能构成因果关系，甚至也能被实证而证实，但是，必然地存在很大的片面性。就以上述物价为例，引起物价的涨跌有成本因素、竞争因素、货币数量因素、资源紧缺因素、炒作因素、垄断因素等等五六种，如果仅仅是拿出其中的一个货币因素来考察，说无论何时何地，物价的涨跌都是一个货币现象，这不是很荒唐吗？
我们来看看实证的过程，如果我们采用使货币贬值的方式增加货币发行，货币贬值了，物价必然上涨，因此，此种货币增发与物价上涨是因果关系。也能被下一次同样的因果关系所证实。但是，这里我们明显地可以看到，只有在因为货币是采用贬值方式增加发行的时候，才会引起物价上涨，并不是任何增加货币发行都会引起物价上涨；而且，并不能将凡是物价上涨都归于因为货币的增加，因为还有很多其他因素会引起物价上涨。如果我们将凡物价上涨都看成是通货膨胀，都来紧缩货币，减少货币的供给，那不是相当荒唐的举动么？
我们再来举一个由实证而产生荒谬的例子。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因为在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理论实证过程中，曾经用过一种叫做“时序”实证的方法。所谓时序实证，就是前一个时序中货币量的变化，在后一个时序中，可以观察到物价的变化。其实这个被弗里德曼看得很重的时序实证方法，同样存在巨大的逻辑漏洞。
但是在货币与物价的关系问题上，不是那么常识，而且是似而非，因为并不是绝对没有关系，有时候恰恰是逻辑颠倒。因为，非货币的其他因素而引起的物价上涨，就会引起对货币需求的增加。这也就是说，不是因为货币增加而引起物价上涨，而是因为物价上涨而引起对货币需求的增加。所以说，在地震与“老鼠到处乱跑、蚂蚁搬家”这种常识问题上，人们是因为常识而不会相信荒谬，但当人们一旦离开了常识的领域时，将荒谬的结论当作圣经也就毫不为怪。
四、关于经济学理论源问题
经济学理论源在哪里？经济学理论源于现实人的社会实践，源于现实的经济运行，这一点在经济理论大师们那里本来是早己解决了的问题。己有的马克思经济学也好，西方经济学也好，我可以看到，这些原创的理论体系，基本上都是建立在对历史的、现实的经济考察、人的行为考察的基础上的。尽管这种考察有时会在对象与范围方面可能会发生一些局限性，或在实证时、作理论抽象时可能会发生一些错误，但是，他们在理论源于人的社会实践，源于现实的经济运行这一点上多数人并没有错误。
在这个问题上容易犯错误的是引进理论的国家。由于经济学理论高度抽象，引进理论的国家的学者们，很注意引进理论的原理、理论的结论，而往往忘记原创理论家们在作理论抽象时的历史环境与作理论分析时的假定条件。我国的经济学者在这个方面容易犯的错误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将来源于局部的、或是某一个历史阶段中片面的理论，当作全历史的，不分条件不分阶段的普遍真理，不加条件、不加分析地四处乱套于各种情况下的现实。在种做法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教条主义。另一方面出于理论具有能动地指导实践的作用，在人们取得成功后，往往主观地夸大这种作用，认为对经济现实是可以不遵循经济规律，凭主观的想象就可以任意地进行规范的。
我国学界原有的经济学体系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和西方市场经济学理论体系。由于经济学体系都是引进的，虽然也有部份针对国内情况而进行的应用方面的具体加工，但从理论体系方面来说并没有脱离这两大派。这两大派理论都存在着将局部的，有条件成立的理论结论，教条地当着普遍的应用结论来规范现实。在革命战争年代，曾经就发生过以王明为代表的那些在苏联学习得比特别好的革命者，教条地引用苏联革命的成功经验于中国实际，就产生过越是学习得好的给中国革命带来的损失越是严重的情况，倒是毛泽东主席源于中国现实才创造性地提出“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革命道路，才将革命引向胜利。但是在战争年代里有惨痛的失败、流血的教训来惩罚这些教条主义者。但在经济建设时期好与坏的界限就不那么明显，教条主义的、主观瞎指挥的失败也可以用是似而非的理由来混淆。因此，理论上的各种错误往往很难分辨与得到纠正。
我国改革开放后，主要受两大教条主义的影响。一是市场原教主义者套用西方国家自由竞争时代的经济规律，不顾市场的国际国内环境条件己经发生了的根本性的变化，不顾我国在原计划经济条件下权力集中，并没有形成对权力与资本进行制约的社会政治环境，一切市场化，包括了医疗、教育社会公共服务，因而包括了权力市场化，导致我国迅速地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二是对这几年来所发生的输入性通胀、CPI物价指数大幅上涨，又不顾在国际垄断金融资本条件下市场价格的生成机制己经发生了的根本性的变化，套用西方货币主义的教条，“通货膨胀无任如何都是一个货币现象”，用反复地紧缩货币来人为地制造危机。
既不了解中国现实、也不去理解当今的世界经济己经发生了哪些变化，是那些从学校到学校，从学校到研究所的经院经济学人极容易犯教条主义的基础。由于经济学理论过于抽象，体系又过于厐杂，往往就产生出一些经济学理论学者学得越深，所形成的思维定势越严重，越是习惯于用具有局限性的固有的思维定式来套用丰富的现实。虽然经济学原创理论者并不一定会违反理论源于对现实的抽象的规则，但后来学习者往往忽视当初理论原创者当时所处的理论环境与现实环境、所选取的理论抽象对象与抽象范围、分析模型的假设条件等。
站在教条主义的反面的则是在经济实践中过份地强调主观能动性作用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学者。这些人在看清西方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经济实践所产生的遭糕结果后，产生了对西方经济学不屑一顾的心态，由此当然也就分不清楚，那些理论原理与市场规律在市场经济中仍然有作用，那些理论原理与市场规律己时过境迁，或者只在限定的条件下部份地起作用。由于己看到了原有的市场经济规律都会失效不起作用，也就产生了对什么经济规律、经济理论都不信任的态度。这时候往往就陷入了凭主观的臆想构思一种经济学的虚幻境界。
其实，主观主义的命令经济学在中国也很有传统。由于中国早期经历是计划经济，这种经济体制也被一些人称之于命令经济。这种经济在很大程度上的确需要靠人的主观能性的发挥，因此，以人们以主观想象来规划经济的思维习惯也被一些人带到了市场经济的时代。还有一种原因是对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缺乏艰难的多方面的了解与研究，也缺乏对事物理解的辨证的哲学思维，看问题往往习惯于表面化，浅层化，因此，以主观想象来代理对客观的现实的十分辛苦的考察，主观规范地经济政策应该如何如何，也成为一些基础理论比较浅薄的学者热衷的对象。这些人并不懂得人们在经济实践中产生错误的原因主要的是不能认识经济运行的规律、人们在实践中必须遵循经济规律办事才有可能获得成功。经济理论的任务是对经济运行规律的揭示，只有建立在对客观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规律认识的基础上的主观能动性，才能对实践有指导作用。
客观对象是理论的源泉。缺乏对客观的经济现实源与理论应用对象的深入理解与研究，是犯教条主义的原因；脱离客观现实，也是犯主观主义的原因。
主观主义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发展所产生的不利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前三十年的计划经济时代，在人们的革命热忱过去后，由于缺乏对人的行为规律的研究与对人的行为规律的尊重，主观地认为可以依靠号召、学习、命令，就可以发挥各个层级中的生产者在生产中的积极性，结果是基层的生产积极性不能发挥出来，其他层级中生产者的积极性也不能很好地发挥，经济管理中的主观主义严重，整体国民经济发展缓慢。
在现今的市场条件下，内需不足、经济发展转型，喊了很多年，不少经济学者也出了很多主意，就是不解决问题，其原因就在于这些主意、规范性理论，不是出于对经济运行规律的运用，而是一种完全的凭主观想象的规范。
经济学理论对社会的进步的影响巨大。只有采用正确的理论方法，紧紧抓住客观的经济现实进行深入的研究，才能获得正确的反映客观现实的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理论，既使是应用原有理论，也必须是建立在对客观的经济现实深入理解的基础才有可能使这些理论获得正确的运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