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有效实现繁简分流，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进行了细化，要求“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明确被告人自愿认罪、自愿接受处罚、积极退赃退赔案件的诉讼程序、处罚标准和处理方式，构建被告人认罪案件和不认罪案件的分流机制，优化配置司法资源”。

　　大陆法系国家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更审慎

　　在比较法上，最典型的“认罪认罚从宽”当属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在美国，90%以上的刑事案件是通过辩诉交易的方式加以解决的。美国联邦以及绝大多数州的司法系统已经承认辩诉交易的合宪性。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陆各代表性国家为应对诉讼案件剧增、法庭堵塞严重的压力，也纷纷创设了各具特色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大陆法系各主要代表性国家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持更为审慎的态度，主要是担心控辩交易的大量推行将损及实质真实以及正当程序原则，尤其是可能导致检察权僭越，为司法腐败埋下祸根。

　　大陆法系国家所确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1）“认罪认罚”所适用的范围相对狭窄，仅适用于轻罪案件，例如法国庭前认罪答辩程序仅适用于主刑为罚金刑或者5年及以下监禁刑的犯罪，意大利的辩诉交易程序适用于量刑为7年6个月及以下的刑事案件。（2）检察官与被告就“认罪”问题达成协议的，均需要法官进行审核。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444条第2款规定，法官有义务对事实的司法定性以及对当事人各自阐述之犯罪情节的比较与适用进行核实。在法国，法官在作出核准裁定之前必须“核实案件事实的真实性及其司法定性”，并“根据犯罪情节以及犯罪行为实施者的品格进行量刑合理性考虑”。（3）控辩双方交易的内容仅能是“量刑折扣”，不允许“罪名交易”。

　　精细考量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限度

　　依中央的顶层设计以及司法实践的现实需求，中国构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已经提上日程。例如，2015年底，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在被告人蔡某某涉嫌危险驾驶罪一案中首次适用刑事速裁“认罪协商”机制。2016年3月，泉州市鲤城区检察院会同鲤城区法院、泉州市公安局鲤城分局、泉州市律师协会共同制定了《试行认罪认罚从宽处理机制办理刑事案件实施细则》，该细则实施以来，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但也应谨慎地看到，中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将面临着与其他国家类似的四大挑战，可能损及该诉讼机制的生存空间：其一，“合意真实”与“客观真实”存在一定的偏差和冲突，可能为错案埋下隐患。公、检、法三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的证据调查职能将大幅削弱，可能导致案件处理结果偏离实际情况。其二，辩诉交易给控方较大的裁量权，容易导致司法腐败。其三，检察权甚至是侦查权容易僭越审判权，弱化法院的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损及时下正推行的“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基本原则。其四，“同案不同判”现象将因被告经济状况的差异而加剧。

　　因此，顶层在设计中国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时应作更周密、精细的考量，未雨绸缪，在提高诉讼效率的同时，避免出现制度畸变的情况。具体而论：其一，适用范围应作适度限制，不宜适用于所有类型的犯罪。例如，可考虑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引入量刑可能在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事案件，且减刑幅度最高不超过1/2。其二，适用条件应作明确规定。如法律应规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仅适用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案件；证据或者程序虽有瑕疵，但不影响定罪量刑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认罪，但经协商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其供述和其他证据可以形成证据锁链的案件。其三，适用阶段可以是刑事诉讼全过程，包括侦查阶段、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与检控方签署《认罪认罚承诺书》，且须经法院进行真实性审核，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到胁迫，或者存在司法腐败行为。其四，应保障律师在整个程序中的参与权，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保证“认罪”的自愿性与合法性。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