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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刑衔接”治理行政犯罪高发
2016年06月01日 14:1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石梅子 字号

内容摘要:“行刑衔接”治理行政犯罪高发?筵石梅子近年来,行政犯罪给我国的社会安定带来诸多风险,如环境风险、食品药品安全风险、危险驾驶的风险等。”1997年《刑法》施行后出台的9个刑法修正案所增设的新罪名,绝大多数为行政犯罪。”第5款规定:“饮酒后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我国行政犯罪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不畅的主要问题是行政执法部门常常通过行政执法程序自我消化犯罪案件,“以罚代刑”现象时有发生。

关键词:犯罪;行政执法;刑事责任;刑法;法律责任;依法追究;机动车驾驶证;检察机关;人民法院;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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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行政犯罪给我国的社会安定带来诸多风险,如环境风险、食品药品安全风险、危险驾驶的风险等。储槐植教授曾指出,“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行政犯时代也随之到来了。”1997年《刑法》施行后出台的9个刑法修正案所增设的新罪名,绝大多数为行政犯罪。行政犯罪与传统的刑事犯罪不同,它所侵害的法益是抽象的、普遍的法益,例如经济金融秩序、环境食品安全等。一旦这些抽象、普遍的法益遭到侵害,其危害后果所波及的范围将不再仅限于少数个人或群体,而是整个社会的安全和稳定。2015年8月12日天津滨海新区大爆炸事故,就是典型的行政犯罪。天津东疆港瑞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非法储存危险物质,不仅违反我国《安全生产法》,而且违反《刑法》第125条等相关法律法规,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后果。对于行政犯罪的法律属性、法律适用和法律责任的实现,不仅理论歧见纷呈,而且实务困惑颇多。

  行政犯罪具有双重违法性,既前置性地违反国家行政法律规范,又违反刑法,属于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犯罪行为。有学者认为,一个行政不法行为如果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且反映出行为人严重的人身危险性,就应赋予刑事处罚,从而转化为刑事不法行为,这种具有刑罚后果的行政不法行为就是行政犯罪。例如,《道路交通管理法》第91条第2款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第4款规定:“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十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后,不得驾驶营运机动车。”第5款规定:“饮酒后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刑法修正案(八)》和《刑法修正案(九)》对刑法第133条之一的危险驾驶罪作出重大修改完善。依据刑法的上述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的;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危及公共安全的)处拘役,并处罚金,飙车和酒驾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由此可见,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相交叉而形成的双重违法性是考察行政犯罪的关键。

  行政犯罪还涉及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两种法律责任的竞合。虽然二者均具有防控社会危害行为的共同目标,作为国家公权力的评价具有同质性,但是处理这种竞合关系的一般原则是刑事责任的实现优先于行政责任的实现。《行政处罚法》第7条第2款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第22条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行政机关必须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可见,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从总体上肯定了对行政犯处理的“刑罚优先”原则。一般情况下,对于行政犯法律责任的适用应遵循的是同类不得重复适用、不同类可并合适用的原则。例如,人民法院对生产、 销售伪劣商品罪判处罚金刑后,行政主体不能再处以罚款;而法院在判处刑罚处罚的同时,行政机关仍然可以处以责令停止生产、 销售,吊销营业执照等行政处罚。在司法实践中,行政程序提前适用的现象也大量存在。按照我国《行政处罚法》第28条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人民法院判处拘役或者有期徒刑时,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行政拘留的,应当依法折抵相应刑期。违法行为构成犯罪,人民法院判处罚金时,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罚款的,应当折抵相应罚金。”这一规定表明,行政犯是两种法律责任的竞合,行政责任被折抵吸收则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刑事责任的实现优先和罪责相当的原则。

  随着现代社会行政权的扩张,行政犯罪发生的领域十分广泛。《行政诉讼法》第66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中,认为行政机关的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员违法违纪的,应当将有关材料移送监察机关、该行政机关或者其上一级行政机关;认为有犯罪行为的,应当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检察机关。”行政机关的移送成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关键点。实践中,由于我国行政权力运行过程的封闭性,一方面给行政执法机关提供了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另一方面导致检察权陷入难以出场的尴尬境地。我国行政犯罪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不畅的主要问题是行政执法部门常常通过行政执法程序自我消化犯罪案件,“以罚代刑”现象时有发生。如何将进入行政执法程序的犯罪案件及时移转进刑事司法程序,行政执法如何与刑事司法衔接也就成为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一方面,行政执法机关与刑事司法机关之间要通过建立数据平台,逐步实现各行政执法机关信息管理系统与公安、检察机关的信息联网共享,从而汇集相关各部门掌握的涉罪信息,开展跨地区、跨部门的信息合作机制,形成全面、动态的监控网络;另一方面,应当完善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制度,将检察机关的刑事立案监督权向前拓展。对可能涉及犯罪的案件,在相关职能部门调查处理的同时,应允许检察机关及时介入调查,重点实施监督。检察机关派员提前介入可以发挥其优势,引导行政执法机关围绕案件的定性进行收集、固定和保全证据,掌握犯罪线索,防止证据灭失。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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