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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政治学发展趋势及其中国比较政治学的使命

2013年01月31日 14:38 来源：作者：徐海燕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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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徐海燕

内容提要：研究视角、理论支撑、研究方法是比较政治学的核心要素。比较政治学经过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的推陈出新，内部流派与范式之间的相互交流，使得比较政治学在选择研究对象时注重从宏观层面向微观层面转移，并紧密结合全球国际热点问题。与西方比较政治学研究相比，中国的比较政治学科力求自主探索，在借鉴西方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融合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和内涵，阐述当前中国政治制度的现实特征和本质内涵。这种尝试还需付出更多的努力。

关键词：比较政治学研究对象方法论趋势

作者简介：徐海燕，女，1971年7月生，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博士，副研究员。

研究视角、理论支撑、研究方法是比较政治学的核心要素。作为美国政治学派生出的一个分支学科, 比较政治学只是社会科学一个分支。在研究对象、理论支撑、研究方法方面，却有别于其他学科，处于较为特殊的地位。对此，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待。

一、 作为研究对象的比较政治学

作为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对象，规范性理解是指从什么角度来界定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发端于西方的比较政治学者大多强调的是研究对象的地缘性。也就是说，将属于本国政治以外的外国政治学研究都纳入比较政治学的范畴，将外国政治看作是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对象。这种研究对象经历了以下历程。

其一，对政治制度的比较研究。几乎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对于制度本身的探讨就开始成为比较政治学的一个经典论题。政治体系和国家问题占据着这一学科的重要领域。随着对各国政治制度的追踪及其研究资料的积累，从上个世纪起，开始将过去忽略的非正式的、宪法和法律规定不能完全表现的政治实体、政治行为进行研究。例如各国政党、政党制度及其社会基础，利益集团及其参与决策过程的特点，政治精英与社会大众的政治行为特点和互动模式，官僚制的发展特征与公共政策等。

其二，是对政治制度变迁的研究。这主要以20世纪上半叶后产生的，一是以“现代化理论”为主题，以新独立的亚非国家在制度建设和民族认同过程中出现的政治现象加以研究。二是根据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国情提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指出这些国家制度化建设的差异性和阶段性。

第三，20世纪末期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苏东国家的政治民主化问题成为比较政治学的热点问题。这里包括理论与实证研究两个部分，一是传统的比较政治学理论研究由于发端于西方，因而蕴涵着明显的西方价值判断；而实证主义研究，则主要考察政治发展与经济关系、文化传统、以及以“个体”、“社会群体”等主体的政治理性行为等，极大丰富了关于政治制度变迁理论的内涵。

应当说，重大现实问题的不断出现及其引发的思考，为比较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土壤与条件。近几年来，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已经超越了“本体论”意义上的国家和系统理论，开始关注对制度建设有制约作用的更深层的政治文化理论；基于对当代民族国家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发展状况而总结出的政治发展理论；以及阶级和精英理论等。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为学科繁荣做出贡献。

不可否认，比较政治学在筛选研究对象的同时也带有明显的“应景”性质。如“政治发展”对象的确定是对二战后新兴国家发展道路的观察而做出的；而关于对“民主转型与政治稳定”关系的探索则是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为背景展开的。比较政治学科的研究与当今现实主题紧密相联的现象，一方面体现了比较政治学研究者的强烈使命感和对现实世界的人文关怀；但另一方面，研究主题的不断转换也使各个研究理论之间缺乏固有的逻辑联系，影响了理论本身应有的可信度和解释力，对学科建设本身带来消极的影响。

二、作为方法论的比较政治学

比较政治学作为政治学学科建构的分支学科，这种独特性还来自于它对比较分析方法的依赖与强调。

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是针对有关政治生活的问题和特定现象而寻求解释时所使用的一组适当的研究视角。其视角主要有三种：即思辨式的、哲学式的规范的制度主义视角，解释性的结构主义视角，以及解释性的、科学公理式的行为主义的视角。^[1]

实践表明，三大传统研究视角分析政治现象，能较好地反映世界大多数地区的政治现实和特征，特别是它筛选出的地区化因变量能适用于多数地区类型，取得了不菲的理论成果，但三大研究视角有着潜在或者明喻的参照框架的选择。如早期比较政治学学科的发展，无不表现西方研究者对美国民主制度的强烈推崇和对世界的示范意识。以地区研究、国别研究为主题的比较政治研究实质是民主政策的研究。美国犹太裔政治学家伊多·奥伦直言不讳地指出，“政治学是以明显的美国视角书写的。它不是一门客观学科，而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其潜在而未被承认的理想是美国”。^[2]伊多·奥伦更深刻地指出，“美国政治学家很少反省其学科的身份，他们本能地把政治学与自由、民主联系起来，宛如他们的讲道代表一门客观科学的戒律。因此，美国政治学的自我形象出现了一种悖论：一门独立的科学附属于某种特定的理想”^[3]。

比较政治学与其社会科学相比的优势在于，通过不同国家和地区相关或相似问题的观察比较和分析，更容易得到普遍意义的结论。这就决定了比较政治学采用的方法具有很强的跨学科性。例如，早期的行为主义理论者广泛地运用经济学数据，对个体和微观的研究对象进行理性分析和实证研究；结构主义者则以宏大的视角运用政治哲学领域的诸多要素将研究对象纳入更为深远的历史脉络之中，从中考察社会历史形态的基本运行方式；制度主义则借用了社会统计学、人类学的相关知识，强调案例诠释、身份认同中观分析来观察一个国家地区变迁的内在动力。当前，比较政治学广泛纳入具有“理性主义”特征的经济学、统计法、管理学、数学的方法进行技术分析。当今的比较政治学者更近乎一致地通过田野调查采集数据、辅之以数学模型加以研究。有些比较政治学者甚至本身就有经济学的学术经历。由于经济学研究方法在比较政治学中的强势发展，学者们甚至提出用理性选择理论综合科学模式（即以数据模型来解释---作者注）与释义模式（即以语言进行描述和解释---作者注）两种传统的研究模式的问题。^[4]而用这些所谓的综合科学模式来解释政治现象集中反映在比较政治学的学术期刊中。例如《比较政治研究》月刊（Comparative Politics Studies）2012年1-8期的杂志共收录的58篇文章中，采用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有37篇；《比较政治学》季刊（Comparative Politics）2012年1-4期共收录的24篇的文章中，16篇采用了经济学研究方法。两种期刊中采用综合科学模式的文章占到了总数的64.6%。这种以模型过度追求数学模型和纯理性分析模式为基础的方法来解释政治现象，忽略了对政治发展中重要的诸如体制、意识形态等要素的作用，从而影响了比较政治学本身应有的价值。

三、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发展趋势与动力

1.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发展趋势

当前，比较政治学领域在筛选研究对象时第一个明显趋势是：研究对象从宏观层面逐渐向微观层面转移。即从国际政治主体层面转向区域性组织、集团层面。主要包括有关政治制度结构及其运作、政策决策机制和内容，甚至将与政府机构没有直接联系的组织形式，如部族、非政府组织、社团、工会等都纳入研究视野。

第二，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比较政治学的发展也是一个逐步细化和专业化的过程。研究对象先是从某一国家的政治制度或政治过程细化到国家内部的个案研究，从辨识不同政治系统再到对跨国性的地区机构进行关注，内容无所不及。这一趋势使原属于政治学下面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次级学科----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在理论路径和研究领域方面不断地进行相互联系，互为前提，互为转化，推动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第三，研究对象的确立紧密跟踪全球热点和国际政治经济重心。当前的国际局势中，最明显的特征是国际关系的重心从大西洋转向亚太平洋地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全球战略重点转向亚太，从经济上建立跨太平洋的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以太平洋岛链为依托建立西方及其盟友体系的策略。与之相对应，亚太以及拉美地区的政治发展情况随之成为关注的热点。

当前，在西方有名的比较政治学期刊的选题中，也反映出上述特点：

首先，提出创建性理论框架的文章较少。1968年创刊的以理论和案例研究见长的最为权威的专业化的学术期刊是《比较政治学》（Comparative Politics）和《比较政治研究》（Comparative Politics Studies），同时也是至今影响深远的比较政治学的学术刊物。其中前者为季刊，后者为月刊。但两大期刊所能承载的论文数量十分有限。根据统计2012年1-4月的《比较政治学》季刊仅收录了24篇专业学术论文，而《比较政治研究》月刊不过收录了58篇学术论文。而面向整个政治学领域的综合性期刊如《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美国政治科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中，比较政治学的专业论文数量更少，在其中所占比例也不多。

第二，以区域性、政治运行过程等以专题形式出现的文章相对集中。这类文章的特点是在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上强调研究对象的地缘性。如《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西欧政治》（Western European Politics）、《拉美展望》（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等，以及研究具体政治过程领域的专业期刊，如《政党政治》（Party Politics），《议会事务》（Parliamentary Affairs），《选举研究》（Electoral Studies）等。

当前，在比较政治学期刊中，比较政治学论文发表较多刊物大多与国际问题相关。如《伦理与国际事务》（Ethics & International Affairs）、《欧洲国际关系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等涉及全球问题，有大量的期刊容量与投稿群体。

2.比较政治学学科的发展动力

上述状况反映了比较政治学学科整体发展的趋势与方向。推动学科向前发展的动力主要有：

首先，比较政治学的研究特色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全球化所产生了一些超国家实体如欧盟、东盟、上合组织，以及国家内部出现的组织结构设计严谨的区域性集团，如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经济特区、特别行政区等，在传统意义上本应属于国际关系的内容，因涉及到了内部运行机制、制度的层级、权力配置与制衡、制度的运行机制等内部微观层级的方面的内容，越来越需要借助具有解释力优势的比较政治学的知识来增强学术的解释力。

其次，比较政治学涉及的内容在要求解答诸如国家内部政策运行机制、价值取向，乃至一些非国家行为体、个体行动者之间的国际交往（如跨国界贸易、民间交往等），往往无法斩断与国际政治学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三，长期以来，比较政治学学科本身为了说明自身理论的精密程度和可信度，也要求在研究方法上尽可能地采用复杂的、多案例的综合方法，这显然需要国际关系学本身的配合。

此外，随着世界经济、社会和生态的联系日益增强，“全球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人口增长过快、粮食短缺、能源和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日益突出，这些问题由于涉及到社会制度、社会管理组织以及认知与实践等复杂系统，越发有赖于具有综合性较强的学科进行多维的解读。在此项研究中，应关心“主要组织中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人类。”^[5]或许可以成为比较政治学学科发展的最好注脚和目标。

四、中国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发展及使命

从学理范围上讲，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比较政治学理论体系或因试图囊括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程，或因为体现追求理论化和模式化，试图寻找能够容纳所有国家和政体类型的比较框架。他们或是关注于早期政治思想家的各种论述，力图为当时已基本稳定的政治制度提供系统的论证，以证明其合理性和优越性；或是关注于政治制度的宪法和法律规定，以法律阐释和解说的方式，力图描绘和刻画这些该法律规定对于政治权力结构的影响和政治机构的运转情况。

由于政治现象在各国呈现多样化的图景，西方比较政治学的主流学者无法对像中国这样具有独特发展历程的国家的发展路径给予合理的解释，其主流学者更没有预见到上个世纪末期苏东剧变的到来。这说明，当前的西方比较政治学存在着三大问题尚待解决：一是学术客观性被来自左的或右的政治偏好所遮蔽；二是缺少明确的研究主题和协调一致的核心概念和理论而饱受争议；三是在比较政治学中所渗透的明显的西方本位、特别是美国本土意识而受到质疑。这些显然对中国的比较政治学发展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对中国早期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做出学术史方面的考察，会发现，上个世纪80-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国外现代化问题的关注和研究还带有开创和摸索性质，自身经验不多，基本上是文本层面的。当时，我国学术界有关比较政治学问题的知识以及相应话语，大多是从西方学者的相关论述中翻译、转述而来的。对西方学者的有关论述引用主要不是分析性，而是作为前提性的、公理性的依据。政治学界、甚至整个社会科学界只接受既定的概念和话语体系。

随着学科的发展，中国比较政治学者的思想意识和理论准备开始具有了“中国经验”，并在与中国经验的比较和验证中做出积极的探索。产生了一批专门从事比较研究的经济学和政治学专家，在借鉴西方比较政治学的基础上，介绍比较政治学领域的有关知识内容，述说诸多理论流派的不同观点，追寻它们之间的师承关系、论争焦点和分歧根源，及其在学术发展史上的相应地位，显示出对西方比较政治学愈发客观的研究态度。如某些概念、范畴、理论命题和理论体系在什么样的社会经验条件下，依据何种思考逻辑而形成；把握不同理论见解与学术流派之间的承继和替代关系；各种理论流派之间的学术争论产生的学术影响等。其中，由中央编译局在1985年创刊的《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最具代表性。它主要是针对中国改革和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提供具有借鉴意义的学术性平台，即总结其他国家在相应问题上的理论认知、实践经验，成败失误以及有选择地介绍国内外理论界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方案设计、政策建议和评论等。

与西方原有知识体系相比，中国独特的政治发展变迁为本国的比较政治学者铺垫了经验基础。2012年中国比较政治学领域出版约四十余种专著和一定数量的学术论文，均是立足于“中国”来观察政治现象脉络与趋势，力求作出符合国家发展规律的比较学术著作。这些著作涉及到经济学分支学科和中国经济史、中国金融、银行、环境科学、各国政治、世界保险事业、世界各国城市市政经济比较、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比较、文化比较、社会经济结构与体制比较等问题^[6]，对“比较经济学”、“新制度主义”、“寻租理论”、“转轨经济学”等沿理论领域，以及对学科前沿的发展趋势都有所涉猎。如高奇琦所著的《论西方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理论路径的趋近》一文^[7]，指出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理论两个学科的研究路径趋近的态势。郭静所著的《中国比较政治学的现实需求和学科道路》一文^[8]，提出中国学者开展比较政治研究，应贯彻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运用跨国比较政治现象的方法，大力开展对政治现象的静态和动态的观察分析；许耀桐、傅晋豫所著的《比较政治研究的发展主义范式分析——以理论层次与理论抱负为视角》^[9]，则是在新型视角下对西方政治理论的优劣点及其学术地位进行分析；同样，梁莹的《价值、价值中立与公民文化的成长叙事》^[10]不仅对西方价值中立作出评判，还对中国文化理论成长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蔡拓、曹亚斌撰写的《新政治发展观与全球治理困境的超越》^[11]，在跟踪学术前沿基础上，认为全球治理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主权国家一直秉持“国家中心主义”理念所造成的，提出要解决此问题，应从政治发展观的角度，使国家放弃“国家中心主义”主导下的传统政治发展观，进而采取一种开放的、负责任的政治发展观。这些著作显示了中国的比较政治学者对西方经验较为理性的态度，以一种自主探索的精神，融合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和内涵，来论证政治制度的现实特征和本质内涵。

有些著作还针对性地将研究视野集中于受当前社会和政府广泛关注的，涉及到改革理论热点、经济体制比较、地区发展比较、企业改革等问题，展开对策性研究、前瞻性研究。如袁峰：《网络反腐的政治学：模式与应用》，就是立足当前，归纳出网络反腐的四大类运用模式：信息公开模式、廉洁教育模式、社会参与模式和政府流程监控模式，并对地区性五大典型案例进行实证分析。^[12]

但与此同时，中国比较政治学者在进行比较政治学研究时也会出现一定的困扰，有些学者的思想，有时难免会以自己的主观意识和价值去裁剪国外境外的经验事实。在研究方法上，虽然以过度追求数学模型和纯理性分析模式为基础的方法来解释政治现象，容易忽略对政治发展中的重要的，诸如体制、意识形态等要素的作用，从而会影响到比较政治学本身所应有的价值。但不可否认，比较政治学学科有时为了说明自身理论的精密程度和可信度，尽可能地采用综合的、多案例的研究方法也是必要的。而对于从事大多数中国比较政治学研究者而言，往往更擅长运用政治哲学方法，从“应然”的角度，注重以理论为研究起点从宏观角度加以论证，而较少运用到“政治科学”的等统计分析（如定量方法）、博弈论等方法从微观角度进行细节描述。即使与其他领域的国内其他学科（如经济学和社会学）相比，定量方法在比较政治学领域的应用也相对落后。这意味着，中国比较政治学者在比较方法的运用上需付出更多的努力。

参考文献：

[1] David E. Apter 1 and Charles Adrian ,Comparative Government:Developing New Nations, in M.D.Irish Red .,

Political Science:Advance of the Discipline,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1968, pp 82-126.

[2]伊多·奥伦：《美国和美国的敌人——美国的对手和美国政治学的形成》，中文版前言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4年版。第2页。

[3] 伊多·奥伦：《美国和美国的敌人——美国的对手和美国政治学的形成》，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4年版。第1页。

[4] [美]唐纳德·穆恩：《政治研究的逻辑：对立观点的综合观》，载[美]格尔斯坦、波尔斯比：《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竺乾威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61-264页。

[5] 《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49页。

[6] 主要著作有：陈强、鲍悦华等《德语国家科技管理的比较研究》化学工业出版社；林治芬《社会保障统计国际比较与中国建构》经济科学出版社；程伟等编《中东欧独联体国家转型比较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韩克庆主编《中美社会福利比较》山东人民出版社；陈晓和等《中外国防经济安全比较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等，在此不一一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