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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集群的形成机制研究
2013年03月20日 11:07 来源: 作者:葛海燕、吴 超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葛海燕、吴 超

 

内容摘要:近年来,网络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网络行为主体在参与网络群体性事件讨论过程中不断形成集群意识,而在网络集群形成过程中各个因素与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运作,构成了网络集群的形成机制:刺激反应机制萌发了网络行为主体的集聚意识,情绪传染机制与心理认同机制扩大了网络行为主体的集聚意识,网络动员机制增强了网络行为主体的集聚意识,群体抗争机制巩固了网络行为主体的集聚意识。从此,网络集群便形成了。在网络集群的形成过程中,充斥着网络行为主体的非理性表达,对社会现实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对此,为了合理引导网络行为主体的非理性表达,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需要整合利益机制、建立合理的“减压阀”机制,建立健全监管与舆论引导机制规范网络集群的形成过程。

关键词: 网络群体性事件;网络集群;形成机制;引导

作者简介:葛海燕,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及湖北省青少年思想道德研究中心。

 

 近年来,网络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几乎呈几何级数增长,如2011年潮州古巷事件、广州增城事件,“小悦悦”事件等,而与网络群体性事件相伴产生的网络集群也随之进入公众视野里。目前,“网络政治参与、网络资源动员、网络集群形成等这些涉及到网络群体性事件内核的研究领域,迄今仍几乎处于空白”[1]。而学术理论界对网络集群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网络集群的概念、分类、原因等,如代表学者杜俊飞。本文在网络集群由最初自发集聚的高度分化、个性化的“乌合之众”的集群意识得到逐渐巩固和强化的内在形成机理的基础上,依据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理论分析网络集群的内涵及网络集群形成的机制,进而引导非理性网络集群进行理性化的网络表达,规范网络话语权,实现和谐网络平台建设。

 

一、网络集群的内涵解释及形成机理分析

 

(一)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内涵解释

 在现实社会中,行为主体因某种偶然、突发的因素激起潜在的刺激而形成集群,而网络传播的便捷性、无限性的特点以及网络社会的互动性、开放性、匿名性等特质,使在现实社会中难以聚合的个体更容易形成网络集群。据此,笔者认为网络集群的实质是一定数量的网络行为主体在现实社会中遭受不公正待遇而产生的利益对抗情绪在遭受现实社会“体制性迟钝”下而难以表达,进而转向匿名、互动、开放的网络社会,参与“偶然情境”事件讨论,并对现实社会产生一定影响的网络行为主体的聚合。

学界对网络集群的概念界定颇具理论深度,对其特征的分析也贴近现实,紧跟时代,且体现了网络集群形成的原因及其特质。基于学界研究及对网络集群的实质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网络集群往往具有互动性、偶发性及规模性等一般特质。(1)网络集群的互动性。网络社会具有明显的虚拟性,但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共生共融,相互依存。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的联动、互动特质,为社会行为主体的情绪、行为、利益表达提供一个更为立体的空间。(2)网络集群的偶发性。其偶发性特征是网络集群形成的外部刺激及内部情绪积累共同作用的体现。网络行为主体在现实社会中“相对剥夺感”的形成是其偶发性的心理基础;网络社会的开放、自由、互动及控制度较低的特点是其偶发性的场域基础;网络集群形成的无组织性及其构成成员的广泛性和复杂性是其偶发性的组织基础。(3)网络集群的规模性。网络集群往往具有一定的规模效应,如杜俊飞曾将网络集群划分为小群体网络集群、大群体网络集群和超大群体网络集群。[2]网络集群的规模性是不断满足其内部的归属感及认同感的需要,是试图利用网络集群进行“寻租行为”的需要。

    (二)网络集群的形成机理分析

 分析网络集群的形成机理必须以网络群体性事件为例,如2007年厦门PX事件、2008年万州10·18事件、2009年贵州“瓮安事件”、20106·9圣战,2011年“小悦悦”事件等。这些事件在网络中达到了一呼百应的结果,实现了上百万的点击率。从这些典型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可知网络集群的形成过程:现实的刺激,萌发了网络行为主体的集聚意识,为网络集群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性条件,经过“名人”(网络舆论领袖、网络推手等)转载,形成”示范性“效应,彼此暗示、传染情绪,形成了心理认同,扩大网络行为主体的集聚意识。经过网络资源动员,增强了网络行为主体的集聚意识,网络行为主体之间形成松散的暂时性的联盟,内外集群的抗争,巩固了网络行为主体的集聚意识,形成了网络集群。

最初,网络行为主体在现实社会中所形成的“相对剥夺感”,及其在偶然的“情境”性刺激作出情绪及行为的反应,极个别网民将信息发布到网络中。信息最初可能发布在比较小的网站或者留言以及论坛,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信息制造者巧妙利用网络行为主体的心理,形成了较小的群体集聚,萌发了网络行为主体的集群意识。“由于人们对网络信息是即览即评即发,深入的理性思考不足,感性或情绪因素相对较多,有相同倾向的网民相互影响较大,使得网络信息和心理情绪迅速复制,滚动蔓延”[3],强化了网络行为主体的情绪传染和信息认同,扩大了网络行为主体的集聚意识。而在网络集群的形成过程中,舆论领袖和网络推手动员网络资源,强化了网络行为主体的集聚意识,而在这过程中,网络行为主体自发的形成较为松散“暂时性同盟”,使得网络行为主体的舆论一边倒,激进的行为主体表达的观点更加激进,保守行为主体的观点更加保守,形成了群体性抗争,致使了“群体极化”现象出现,巩固了网络行为主体的集聚意识。从此,网络集群便形成了。

 

二、网络集群的形成机制分析

 

 从网络集群的形成机理分析,网络集群的形成机制是网络集群内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从“消防三角”、“社会燃烧”、“危机成因三要素”等理论分析机制,笔者认为任何网络集群的形成都由结构性因素、突发性因素、过程性因素[4]构成。网络集群的形成与发展也离不开这一框架:结构性因素积累了网民愤怒心理、发泄行为心理、个体在群体中的行为心理、个体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心理动机[5];突发性因素“点燃”了网民对社会不满、心怀怨恨的情绪,刺激网民参与网络讨论的行为;网络推手、舆论领袖等过程性因素刺激了网民反映的强度和烈度,强化了网络行为主体的集聚意识;“群体极化效应”巩固了网络行为主体的集聚意识。由此窥之,网络集群的形成机制是由刺激反应、情绪传染、心理认同、网络动员及群体抗争等机制的相互作用中进行分析。刺激反应机制是网络集群形成的诱导性因素,是其产生的根源、导火索;情绪传染及心理认同机制是其进一步扩大发展的重要因素;网络动员机制将其不断地强化;群体抗争机制使其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一)刺激反应机制萌发了网络行为主体的积聚意识

刺激反应机制是“群体性事件特定的参与者受具体或隐形的社会事项刺激而产生和积累的社会心理,在一定网民社会环境条件下进而转化外聚众行为的反应模式”[5],萌发了网络行为主体的集群意识,为网络集群的形成提供必备条件,使得网络集群的形成具有了可能性。刺激反应机制往往由结构性紧张因素、有利结构因素及突发性因素共同作用而形成。结构性紧张因素积累网络行为主体的情绪心理,是其网络参与的心理基础;有利结构因素为网络行为主体的情绪表达提供了支持性环境;而突发性因素则“点燃”了网络行为主体的不满情绪,刺激其网络参与。

1. 刺激反应机制的结构性紧张因素

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结构、阶层利益分化日益明显,上层阶层成了社会利益的极大者,而下层阶层因社会利益分配不公而产生“相对剥夺感”。 “相对剥夺感”的形成是网络集群得以诱发的内在心理因素。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公、民主意识的增强、对现实社会缺乏归属感和信任感,使得社会成员感觉社会对自身带来的不利影响,也将扩大社会阶层间的差距。此外,网络行为主体在现实社会中的话语权利、利益表达渠道的相对剥夺也进一步扩大社会阶层间的“相对剥夺感”。社会中的阶层利益、权利差异,社会公平度下降将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使得社会民怨日益积累,是网络集群形成的内在根源。

 2. 刺激反应机制的有利结构因素

     网络集群形成的有利结构刺激是网络集群形成的支持性环境。网络社会的互动性、开放性、匿名性等特质对集群行为主体在场域、时间的选择上产生刺激,并形成与现实集群具有较大差别的网络集群。互联网对网络集群形成所构成的有利结构,其主要表现为:其一,互联网打破了网络行为主体共同参与网络行为的时空限制,使得原本分隔的时间和空间实现聚合并无限延伸。其二,互联网的自由、匿名、以及控制度较低的特征为相对剥夺者在情绪、行为上表达提供了有利条件。互联网的时空有利结构和物理有利结构为人们应对刺激做出反应提供了机会。

 3. 刺激反应机制的突发性因素

     结构性紧张因素是网络集群诱发的内在心理因素,而有利结构因素则满足了网络集群诱发的场域条件。当某一偶然、突发的“情境性”刺激产生时,网络行为主体中的不满情绪被“点燃”,并在匿名、开放、控制度低的网络社会中得以宣泄。往往具有特定主题的突发性因素是某一特定的网络集群形成的导火索,但在现实中,某一突发性因素却可以成为其他网络集群形成的诱导性因素,从而形成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突发性因素一方面诱发网络集群的形成,另一方面也使得网络行为主体的不满情绪进一步积累及强化,甚至形成极端情绪。

    (二)网络情绪传染与心理认同机制扩大了网络行为主体的积聚意识

1. 情绪传染机制

“情绪的传染,对群体的特点起着决定作用,同时决定着他所接受的倾向”[6]。网络行为主体的这种情绪的相互传染,在情绪、行为上形成无意识、不自主的统一。并在网络社会这种高度密集的虚拟社会中,随着网络集群内部的“普遍的信念”不断得到强化,促使网络集群内部产生相似的集群意识,推动网络集群统一目标的形成,甚至是产生一致的行为。

在情绪的传染中,情绪的暗示是其主要形式。这种暗示是某一行为主体接受其他行为主体的情绪信息而作出的一种反应的心理现象。在网络社会中,这种暗示可能不只是来自某一网络行为主体,更有可能基于一种集体情绪,即集体心理压力。在这种情绪暗示的作用下,“网络行为主体可能进入一种无意识状态,即一个行为受本能支配的动物,他表现得身不由己,变成一个不受自己意识支配的玩偶”[6]。网络行为主体在网络集群中形成的无意识,使得网络行为主体在一种去责任感的状态下扩大网络行为主体聚合意识的范围。

2. 心理认同机制

网络行为主体在网络参与过程中,需要有强烈的群体认同感,同样也需要其他网络行为主体及群体的认同。网络集群形成的认同机制是网络行为主体在“经验、情感、观点等各方面的认同,并使其行为向设定的方向发展的心理效应”[7]。网络集群形成的认同机制主要源于网络行为主体的经验。在网络参与中,网络行为主体往往以其行为经验及情感经验作为其价值判断及行为选择的标准。在网络行为主体这种主观经验的指导下,网络行为主体能够在“不在场”的状态下做出相应合乎集群标准的行为、情感选择,即在认同机制作用下,网络行为主体将集群式为自身的延伸。在此,笔者认为其认同机制主要以下几部分构成:

其一,网络集群自身认同。“认同的本质不仅是心理的,他也会包含着群体的概念,是自我的延伸,将自我视为群体的一部分,这是认同的核心”[8]。网络集群往往由具有相类似行为经历、情感经验的网络行为主体所组成。只有在共同认知的基础上,网络集群形成的刺激机制被激活,才能促使其形成聚合。其二,刺激认同。网络集群形成是基于某一热点、敏感的话题,对各种刺激因素的判断和加工促使网络行为主体形成一致的共同认同感。其三,情绪、行为认同。在网络集群形成过程中,网络行为主体会对网络社会中的各种情绪、行为进行过滤,使自身的情绪、行为更趋向于集群的标准。在这种认同心理的作用下,网络行为主体的表现已不受其自身控制,而是成为网络集群行为的工具。

(三)网络动员机制强化了网络行为主体的积聚意识

“网络动员是以互联网作为媒介,在缺乏专业领导者的弱组织化状态下进行的一种社会运动”。[9]网络意见领袖及网络推手在利用网络集群意识,进行极富感染力的表达,加上网络极化心态的推动是其集聚较高人气,引起其他网络行为主体的关注。在动员机制作用下,网络意见领袖与网络推手往往能够达到“一呼百应”的效果。这种动员机制推动了网络集群意识与情绪的扩大传播及强化,扩大了网络集群形成的规模。

其一,网络意见领袖对网络集群意识的强化作用。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活跃着“所谓”的专家学者、知情人士等,他们往往能对网络集群意识的走向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 在一些有组织的网络群体性事件中,通常会有意见领袖的存在,意见领袖通过发布有关公共话题的内幕或者细节, 引导网络舆论的走向。……这些意见领袖通过对事件真相的公布和对细节的分析, 起到了对广大网络民众的动员作用” [10]。网络意见领袖往往以“揭露内部真相”、“提供参考意见”等形式实现其动员作用。其二,网络推手对网络集群意识强化的作用。网络推手往往是网络社会中别有用心之徒。其常常以制造网络谣言、恶意煽动网络情绪以达到自身目的或是引起注意。如抓住其他网络行为主体的猎奇心理,借助其极端、敏感的言辞、观点,甚至在网络中进行恶意的言语攻击,从而达到“局部问题全局化,个人问题大众化,简单问题复杂化,普通问题政治化”[11],实现“网络暴力”的目的。此外,网络推手还利用其娴熟的网络技术对网络信息进行屏蔽、筛选及认为改动,是网络集群意识向自己预设的方向发展,不断强化网络集群意识。

(四)网络抗争机制巩固了网络行为主体的积聚意识

 网络集群的群体抗争是网络行为主体旨在利用网络集群的力量,通过各种网络群体性事件与利益剥夺阶层进行对抗,并试图改变自身所处的不利境地。在网络集群的社会抗争中,舆论抗争往往是其主要方式。网络集群通过内抗争进一步统一集群内部观点,形成高度集聚的内部舆论力量;并通过外抗争与其他网络集群及现实社会展开“舆论攻势”,对其他网络集群及现实社会进行舆论批判,致力于形成“舆论一边倒”的极端舆论现象,并以此不断巩固网络集群聚合意识。而在“口诛笔伐”的“舆论论战”的基础上,极端情绪或行为的滋生将可能引发网络集群的行为抗争,形成网络极化现象,甚至在现实社会中形成群体性事件。

网络集群形成的抗争机制是网络集群形成、发展、消亡过程中最为激烈的形式。抗争机制的作用使网络集群形成出现高潮,即形成更为极端的网络舆论观点,甚至在现实社会中形成极端的现实行为。而加上传统的社会控制机制失效,从而导致网络集群现实化频率加剧,对现实社会所产生的冲击的力度也成增强趋势。

 

三、引导网络行为主体的非理性表达,规范网络集群的形成过程

 

在网络集群形成过程中,充斥着众多无理性的网络行为主体,他们在网络自由与社会规范之间“游走”,当其受到来自现实社会或网络社会的刺激时,“个人们聚集到一起,一个群体就诞生了。…… 他们屈从于集体的意识,而他们自己的意识则默默无闻” [12]。在网络行为主体聚合意识萌发及网络集群形成初期,“网络集群未受到社会的规制作用之前,群体的理性也是无从谈起的。而相反, 当网络集群行为得到有效引导、 较好地承受了社会的部分制约时, 理性反而被促成了”[13] 。对网络行为主体的网络参与进行合理训练、引导及规范,将是推动网络集群合理化发展的有利探索,是推动网络民主及社会民主进步的重要力量。在网络集群形成过程中,促进理性、积极的网络集群发展规划上升为网络集群内部“普遍的信念”,从网络集群形成内核机制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而推动网络集群的形成、发展的规范化

(一)建立合理的利益整合机制,从根源上去除网络行为主体非理性表达的刺激物

网络行为主体在现实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利益分配中遭遇不公,及其话语权力和表达渠道的相对剥夺,因而在网络集群内部滋生较强的非理性情绪,并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民怨。对于社会利益的整合,不仅在于社会利益分配方式的合理优化,还在于社会利益的创造,逐步缩小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差距,实现缩小“相对剥夺感”,缓和社会结构性紧张,减小社会冲突的可能性。第一,推动社会利益分配机制的合理优化,实现社会的相对公平。利益分配的合理化、公平化,是实现社会相对公平的有力保障,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社会中的不满情绪,能有效避免因社会结构行进在因素而引起的刺激。第二,鼓励合理、合法的创造和维护自己的社会利益,不断缩小社会阶层间的利益差距,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建立有效的“减压阀”机制,引导网络行为主体非理性情绪的合理表达

网络行为主体的非理性情绪的产生及相互传染与暗示是网络集群非理性情绪场形成的诱导因素。建立起有效的“减压阀”机制,引导网络集群中的非理性情绪的疏导与表达,对排解网络行为主体长期所积累的非理性情绪将产生重大意义。其一,构建起良好的诉求表达机制,去除网络行为主体在现实社会中利益表达的制度性障碍。此外,积极推动网络行为主体与政府及相关部门之间的平等沟通。其二,构建起有效的协商机制。网络民主协商机制的建立,将有效扩大网络行为主体的公共话语权利,进一步推动社会现实冲突的合理、民主、有效的解决,也引导者网络行为主体的非理性情绪的积极表达,增强其自我效能感。

(三)坚持正确、科学的舆论监管与引导机制,抑制网络极化效应对网络行为主体的负面影响

网络舆论——尤其是极端的网络舆论——是网络行为主体话语表达的集中体现。在网络集群形成初期,密切关注网络舆论的动向,积极开展网络监管,谨防网络集群的极端化发展。在网络集群形成过程中,适当、积极地介入,充分发挥自身在网络权利中的优势,影响网络舆论及网络集群的合理发展。其一,发挥互联网技术在网络行为控制中的积极作用,完善网络行为的相关规范。其二,加强网络舆论监管与引导队伍的建设,积极培育和发挥网络意见领袖在网络舆论引导中获得积极作用。“以网络舆论领袖引领和规制网络社会中的各种角色,不断调整整个网络事件的进程和方向。”[9]使网络行为主体自觉或不自觉地服从网络舆论的引导。其三,发挥网络媒体在“议程设置”中的作用,积极推动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互动与联合,尤其是发挥主流媒体在对各种网络信息进行科学判断及理智分析中的作用。积极引导网络行为主体对各种信息的把握,并促使其进行理性表达。为此,充分发挥政府、网络服务商及媒体各方的积极作用,共同实现网络舆论的监管与引导,优化网络环境。

 

参考文献:

 

[1]  董天策,王君玲.网络群体性事件研究的进路、议题与视角[J].新闻学与传播学,2011(08).

[2]  杜俊飞,魏娟.网络集群的政治社会学:本质、类型与效用[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2)

[3]  倪荫林.论网络舆论的组织与自组织及其启示——基于网络舆论生成机制的分析[J].前言,2010(11).

[4]  孟迎军,邓泉国.转型时期社会群体性事件发生与演化机制探讨[J].学习论坛,2011(06).

[5]  夏凌捷.略论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心理机制及防范[J].东南传播,2011(02).

[6]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冯克利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7]  汤笑.心理效应解读[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4年版.

[8]  李素华.对认同机制概念的理论评述[J].兰州学刊,2005(04).

[9]  刘琼.网络动员的作用机制与管理对策[J].学术论坛,2010 (08).

[10] 汪建昌.网络群体性事件:舆论生成与政府决策[J].中州学刊,2009(06).

[11] 王子文,马静.网络舆情中的网络推手问题研究[J].政治学研究.2011(02).

[12] []塞奇·莫斯科维奇.群氓的时代[ M ].许列民,薛丹云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3] 杜俊飞,魏娟.网络集群的政治社会学:本质、类型与效用[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2).

责任编辑:孙宝灵  焦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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